蔡：学院制的好处是，学生可以与不同专业的老师、同学一起生活、学习，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坏处也十分明显，就是减少了与更多的同行同道交流的机会。不过那样一来，也会催人独立思考，有利于培养通才。无论哪种体制，关键在于师资和管理。依我之见，中国的大学目前尚缺乏独立、自傲的精神，尤其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还有一条很 重要，无论院系还是学校，都应该营造一种让师生为之骄傲的氛围。当我随贝克教授进入到三一学院餐厅时，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身为大数学家的他仍为自己是学院的一分子而自豪。
杨：剑桥的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把浙江大学比喻为“东方剑桥”，作为一名浙大教授，又曾访学剑桥，您认同他的这一比喻吗？
蔡：李约瑟博士和他的两任妻子同葬在剑桥的一棵菩提树下，他的办公室如今归物理学家霍金使用。李约瑟的出现和逝世使得剑桥校园里在牛顿的苹果树、弥尔顿的桑树以外又多了一棵名树。李约瑟当年访问的是抗战时期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他对苏步青教授说的这个比喻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称赞和鼓励。60 多年过去了，浙大要接近剑桥，仍需不懈努力，无论在科学还是人文领域。
杨：您还造访了牛津大学，您认为英国这两所最古老的大学有什么不同之处？您更喜欢哪一所？
蔡：剑桥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假如剑桥历史上只培养了牛顿一个学生，也值了。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牛顿，牛津和剑桥的历史贡献大致相当。可是，我们知道，剑桥大学是由牛津大学的一批老师逃难到剑桥办起来的。因此，即使剑桥大学如今比牛津大学更为出色，那也是应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外表上看，剑桥的校园比牛津的美丽，各个学院都有比足球场还大的草坪，尤其是剑河两岸风光最为迷人，而牛津则更多地藏匿着原始的风貌和激情。在牛津，我曾到莎士比亚当年下榻的小客栈喝酒。每次莎翁在伦敦排演完他的戏后都乘马车回家，牛津正好在他回家的路上。那会儿我想到了，假如莎士比亚上了离他比较近的牛津，那么这两所大学便旗鼓相当了。
杨：您提到伦敦与剑桥、牛津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对英国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三角形？
蔡：我想如果这三个智力的顶点任何一个缺失的话，英国就不成其为英国了，这艘大西洋中的巨轮就会减速、倒退甚或沉没。从几何学和力学的观点来看，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构图。北京也有一个三角形，那就是海淀区的北大、清华和中关村。可惜它的面积实在太小了，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国土上的智慧，长三角或珠三角也是如此。北京、上海和香港这个三角形够大了，但其中的智慧成分尚显不足。
杨：从您的照片、文字中，可以感觉到您对苏格兰也十分钟爱。此外您还去了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能谈谈这三个地方吗？
蔡：苏格兰不仅诞生了风笛、短裙、威士忌和高尔夫，还拥有工业革命的重镇格拉斯哥和“北方的雅典”——爱丁堡。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在18 世纪人才辈出，思想 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尤其发明家云集，学术声望和影响盖过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如今，一年一度的爱丁堡艺术节又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吸引游客的艺术盛会。威尔士原本吸引我的是诗人迪兰·托马斯，在游历了英格兰的湖区后，我从约翰·列侬的故乡也是“红军”俱乐部所在地利物浦出发，乘火车来到威尔士北部。那天收获最大的是火车上所见的云彩，以前我没想到，有形的白云也可以成为照片的主角，当然，需要农舍和篱笆作为陪衬。北爱之旅是在2007 年夏天，我参加了爱尔兰诗歌节后，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英国国土。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我忘记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存在，沉浸于“非法入境”的喜悦之中。
青年与社会
杨：今年是“五四运动”90 周年。您有没有关于“五四青年节”的记忆？可以谈谈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蔡：上大学时我基本上是个少年，很少参加青年的活动，几乎没什么记忆了。印象较为深刻的是1985 年的青年节，那时我已经在读博士。在北京召开了部分高校大型社会观念变革学术讨论会，我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乘火车进京（有可能是在人大或北师大），那次是我第一次坐卧铺车厢。大伙儿的观念非常活跃，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也来参加了，那会儿他正处于壮年，记得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就座，曾经就某个观点激烈辩论过。从那以后24 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到杜教授，虽然20 世纪我多次造访哈佛，杜先生来浙大担任光彪教授也有好几年了。顺便提一下，那个年代我们都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愿甚至行动，希望能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延续。
杨：您每年都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旅行，在旅行中也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年轻人，其中有没有对您触动比较深的人或事？是否出现过因为某些人或事而改变人生观的情况？
蔡：在欧洲，26 岁是青年的一个界限。在此以前，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可以打对折，无论是不是大学生，无论来自哪个国度。至于青年旅店，在20 世纪某些地方还有年龄限制，现在已全部放开。而在南欧的一些国家，还有坐落在市中心的家庭旅店，甚至比青年旅店更实惠，这些都鼓励年轻人去看世界。至于遇到触动的人或事自然很多，有些已被我写进书里了。但改变人生的事情似乎未有发生，或许因为我 开始远游比较晚的缘故，我也从未动念移居国外。
杨：您是一位数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名副其实的文理兼修。“君子不器，文理一身”，在您看来，文理相通之处在哪儿？“数字”与“玫瑰”是怎样的一种关联？加上旅行者、摄影者，在这4个称谓中您最看重哪一个？
蔡：我曾说过，数学、诗歌都是心灵和想象力的产物。我觉得一座综合型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文理兼备，否则还有必要办这样的大学吗？至于“数字”和“玫瑰”的差异，可以用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的一句话来概括：“数学家用一个名称替代不同的事物，而诗人则用不同的名称意指同一件事物。”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你提到的4种身份里，旅行者是可以与任何其他职业相得益彰的。也就是说，旅行有助于数学（思想的交流）、诗歌和摄影（灵感的捕获）。
杨：在如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年轻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对于他们如何成长为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忠告吗？
蔡：我觉得保持好奇心、拥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素质。有了这两条以后，还需要一颗持之以恒的心。这三点汇集在一起，应该会有一副自信、宁静的面貌出现，那样的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坦然、勇敢地面对了。
杨：听闻您新近完成了小回忆录《小回忆：毛时代的童年》（此书已于2011 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蔡： 我在“文革”期间度过了童年，这本小书讲的便是我童年的32 个故事及其延展。那是一段漫长虚空的时光，我在台州的8个村庄里度过了童年，而到了今天，它又成为我的一笔财富。这些故事曾在《江南》杂志上连载了一年多，现在添加了注释和黑白照片，我相信，这本小书可以帮助年轻人了解父辈、他们生活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南方乡村民俗。
杨：“五四运动”是青年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重大事件，到今天已经90 年了，您有什么寄语送给我们青年学子吗？我们很期待您以一首诗来表达这种希冀。
蔡：真的，都快90 年了。“五四运动”是个奇迹。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时我也会觉得这种变化还不够大，因为我们的生命通常不超过90 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一生能多经历一些事情，尤其是历史上的大事件。两年前，正好是中国新诗诞生90 周年，我约几位诗人同道编注了一本《现代汉诗100 首》（三联书店）。现在这个纪念对我来说有点突然，我没有心理准备。不过，我希望“五四运动”100 周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大的喜悦。下面这首《远方》是两年前我在瑞士乡间做客时写下的，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时常怀抱远方和未来。
总是被远方吸引总是被移动的风景吸引只有当鸟儿回旋在稻田之上才注意到那一片金黄只有当风儿吹过摇响门前的那棵桃树才看见她已然身姿绰约只有当阳光猛烈地照射到脸上才发现葡萄园的绿色浓于青草远方的色泽暗淡下来但它仍然十分迷人
2007 年夏，拉芬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