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怀抱着远方
访谈者：杨浩
浙江大学研究生 2009年春夏之交
前记：很偶然的机会，因为一次“五四青年节”的采访而“结识”了蔡天新老师。期间叨扰了他好多次，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当面言谢，心中有些遗憾。虽未谋面，却在邮件、电话的往来中感受到他的儒雅、博识、谦和、闲逸……1993 年秋天以来，他携着“数字”和“玫瑰”一次次出发，在世界各个角落留下足印，带回许多精彩的诗篇和文字。于他而言，旅行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心灵的探索和生命的轨迹。近年来，他又利用相机把途中瞬间记录下来，和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一路走来。
摄影与旅行
杨：您15 岁就上了大学，那时候您在班里是不是年纪最小的？当时您的大学生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蔡：我在班里倒数第二，还有一个叫姜冶的同学比我小3个月，他是陕西铜川人，现在纽约摩根大通银行工作。毕业后我们只见过一面，1994 年夏天，我俩一同游历了尼亚加拉瀑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观赏了那宏伟壮丽的瀑布。说实话，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比较平淡，沉湎于数学王国，毕业后才恍然大悟班上谁跟谁恋爱过。至于跳舞、写诗、约会，都是读研期间发生的事情。这也使我大学期间一心一意，考研时总分名列全校第一，英语单科成绩也是。
杨：当时山东大学没有少年班？
蔡：山大没有正式的少年班，只有中国科大有。我那时十分羡慕宁铂他们，我上大学时科大少年班还没有在浙江招生，省里也没有搞数学竞赛。进了山大后，知道了山东省数学竞赛的优胜者也录取进来了。他们都在数学班，我在控制理论班。后来数学系从这两个班还有计算数学班里共选出18 位年纪轻、学习好的同学组成一个小班，可谓山大的“少年班”，由业务拔尖的老师授课。那时我们年级还有计算机班，但我班没有同学入选。我们班有4位同学入选“少年班”，我和姜冶都在里面，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郭雷，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杨：知道您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火车，您在大 学和读研期间喜欢旅游吗？
蔡：古人说得好，“哪个女子不怀春”，我加了一句，“哪个少年不梦游”。不过大学期间，假期我通常回浙江老家，仅利用一个寒假去扬州看姨妈，一个暑假到北京看姑妈。读研以后就不一样了，我曾独自一人去东北和西北旅行，还有一次到桂林和广州进行了浪漫之旅。即使是回家，也会在路上选择一两座城市稍加停留，充分利用火车票的有效期。等到我取得博士学位，济南和宁波之间铁路线上的每一座城市我都玩过了。
杨：那时您家里经济情况并不好，您是如何支付旅费的呢？有没有“到此一游”的留影呢？
蔡：大二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工资比较低，系里把我的助学金调到最高一级，17 元5角。那时没有奖学金，助学金是按照家庭困难情况发放的，与学习成绩好坏无关。去东北是为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导师出路费。去西北纯粹是游玩，但我在北京、银川、兰州和西安等地都有亲戚或同学可以借宿。那个年代我从来没考虑过卧铺，记得那时从杭州到济南的硬坐半票11 元6角，从济南到银川和从银川到杭州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但必须要买到半票才行。好在我对铁路学生票的规则研究得比较透，辅导员刘老师也肯帮忙，我写了两份假证明，抬头分别是济南铁路局和银川铁路局。第一张说我是宁夏人，因临时丢失学生证来不及补发，第二张说我是在宁夏实习，适逢寒假，直接从实习地回老家。结果呢，我都顺利买到半票。这样一来，只多花了十来元钱，就转悠了大半个中国。我不知道全中国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干过。我每到一座城市，通常会拍一张黑白照片留念，至今保存下来的有北京天安门、天津海河、临潼兵马俑、上海外滩、苏州拙政园、徐州龙云山、绍兴东湖、宁波天童寺、普陀山海天佛角等地的留念照片。
杨：2008 年春天，深圳书城举办了“蔡天新的世界”摄影展，那是怎样一种情况？这件事对您的旅行生涯有何影响？
蔡：2007 年秋天，我应《晶报》总编、诗人陈寅的邀请，到深圳参加第八届读书月，我们在深圳书城和深圳大学举行了两场诗歌朗诵会，得以结识书城的老总王芳女士。次年春天，恰逢我的新书《数学与人类文明》出版，在她的邀请和安排之下，我再次来到深圳。事先我选择了100 幅照片，书城方面予以印制，按洲际和地域分成7个板块，有数万名深圳市民参观了摄影展。
杨：对您来说，摄影是一种随性的举动，还是另一项爱好、一种记忆方式或其他别的什么？
蔡：起初，我拍照是为了回国给亲友们看，比如20 世纪90 年代的两次美国之旅，大多数照片属于“到此一游”。也就是自己站到风景前，请友人或旁人代为拍摄。从2001 年开始，我应邀为《书城》杂志开设游记专栏，随后的3年多时间 里，依次连载了印度次大陆、地中海和拉丁美洲之旅，几乎每期都有我自己拍的照片，有的还被整版或半个版面刊登。得到鼓励以后，拍照渐渐变成了摄影，从单纯的记忆方式变成了文字的有益补充，甚或独立存在的画面，但还没有当成一门艺术。举办深圳摄影展以后，情况多少有了变化。
杨：您的镜头通常对准哪些对象？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题材？
蔡：我喜欢拍摄处于某种特定风景中的人物。不是那些精英阶层或知识分子，而是一些普通人，尤其是老人、妇女、青年、儿童。比如，去年我自选的10 幅照片中，《查韦尔河情侣》、《巴黎草裙舞王》已被标题点出，《如茵的草坪》、《利物浦狂欢节》、《爱尔兰海》、《女骑手》、《朗诵》、《剑南春酒窖》等也是人物占据中心位置，唯有《京都的黄昏》没有人物，但画面中央的灯笼高悬在一片轮廓模糊的建筑之上，也仿佛有了生命。我觉得摄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反应、判断和选择。先是一个画面引起你的大脑反应，接着在短时间内判断是否有意义，然后迅速选择最合适的构图拍摄。这其中判断尤其重要，对我来说，诗歌在其中起了指导作用。
牛津与剑桥
杨：“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这个书名挺有意思，您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呢？从您的博客里我了解到，您在剑桥的生活丰富多彩，与以往您到其他大学的访学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收获吗？
蔡：参观格拉斯哥大学博物馆时我了解到，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没有老虎，只有过狮子。众所周知，老虎是“百兽之王”，狮子至多是“丛林之王”。在新大陆，美洲狮甚至被美洲豹欺凌而偏隅一方。这使我联想到，英国的政体是议会君主制，国王或女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这种政治体制的好处是，民主比较容易实行，政府机构的服务意识也比较强。以往我在美洲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大学访问过，但那些学校的历史都不怎么悠久。就像欣赏文学精品最好能阅读大师的原著，研究数学最好问题渊源于名家，剑桥的访学也让我受益匪浅。它的每一幢房屋、每一座桥梁，甚至一些桌椅和树木都耐人寻味。
杨：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制在管理体制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作为国内大学教育体系下的一名教授，您能否比较一下，这种体制与我国的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