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某一天，一个潜逃到南美洲小镇的纳粹头子，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坐上了被告席。这个二战中臭名昭着的杀人摩王是犹太人的死敌。起先，他主持第三帝国驱除犹太人事务，随后，他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直到帝国崩溃，他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执行着屠杀犹太人的命令。
对这个纳粹头子的审判，是在各国记者围观之下，按照严格的司法程序进行的，他有辩护律师，还能为他作出颇具见低的辩护。辩护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是无罪的，因为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是纳粹政权，不管是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还是驱逐犹太人离开城镇，抑或从肉体上将他们赶尽杀绝，都是纳粹政权制定法令的结果，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一个信奉“行政忠诚”坚决执行命令的人。如果说，吞噬犹太人的纳粹政权是一部“国家机器”，他不过是这不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当“国家机器”张开血盆大口，怎么能指望一个小小的“齿轮”回天有术呢？
亲往耶路撒冷旁听世纪大审判的哈佛大学教授阿伦特，也目睹了类似的场景，那个杀死500万犹太人的纳粹头子始终不肯认罪。感慨于扭曲的“行政忠诚”，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一个平庸的人，没有独立的思想，置身于极权主义的漩涡，只懂得恪尽职守，当上级下达命令的时候，他从没有检视过自己的政治责任，没有扪心自问，对上级命令的执行，是否可以赢得更为美好的公共生活。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同，不管无辜的人们怎样痛苦，当上级命令他向无辜者开枪，他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就是平庸的恶，无论你怎么指责他，他都会用上级命令来搪塞你。他会说，他是齿轮，他只能履行齿轮的责任。以色列的司法机关没有接受那个纳粹头子的“齿轮说”，虽然责任主体究竟是集体还是个人，在理论上还可以争论下去，实践中的以色列法官没有去争论，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齿轮”还原成一个人，将他送上了绞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