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诡异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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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文化名人扑朔迷离之死(4)

但是就在凡·高的辉煌到来之前,在寂静的田野里,面对着灿烂的阳光,他用手枪朝自己的胃部开了一枪。没有人看到当时的情景,很多人猜测可能是精神病发作,凡·高不能自控才选择了自杀。但这一枪还不足以在当时要了画家的性命,他平静地收拾起画具像往常一样走回住处。他熬了两天,痛楚难忍,但他未喊叫一声。临终前,他不断吸烟,和弟弟提奥谈论着艺术。1890年6月29日,嘴里还叼着点燃的烟斗的凡·高平静地在弟弟身边离世,时年37岁。他被埋在奥维尔,他的挚友和医生加歇在他的墓边种了他喜爱的向日葵使这伟大的灵魂安息。一向热爱哥哥的提奥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半年后在故乡也因疯去世,后来被安葬在哥哥的墓旁,永远和他长眠在一起。

凡·高的一生不能用辉煌来形容,但更不能用平凡来形容。他的生活是窘困的,他的精神却总是饱满激动的,他为人是平淡孤寂的,但他的行为却又是荒诞不羁的。有人甚至说凡·高注定要疯掉,“疯”摧毁了一个生命,却成就了一种艺术。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诉说啊!

铁轨上的诗人——海子之死

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曾说过:“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实际等于诗人的再生。”因此她也在自己31岁的时候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样这句话也适用于海子。死是令人震撼的事,而海子的死简直令中国人到了咂舌的程度。

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驶过山海关附近冰冷的铁轨——铁轨上那个温暖的身体顿时一分为二。现在谁也无法知道,躺在坚硬枕木上的海子,在最后时刻会写下什么样的“绝句”,在他的脑海中是否出现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胜景?

海子死后,中国文坛仿佛被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海子的死曾引发了中国众多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当中包括一位北大诗人戈麦和更为有名的顾城,据说还曾经有一位浙江青年诗人在自杀前到过海子的家乡进行祭奠。海子的死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长久以来有很多人推究过海子选择如此惨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最终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文人相重,认为海子是殉诗而亡,另一种则是文人相轻,认为海子选择死亡不过是文思枯竭,更有甚者认为海子选择死是为了成名。究竟海子为何选择死亡,又为何要死得如此惨烈——卧轨?

原因一:死于精神分裂

在走向卧轨道路的那一年,海子回家乡过寒假,并专门给自己所在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写信,称自己打算请半年病假。但不久他又改变主意,还作了一个书面说明,表示自己要安心上课,一定要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

在奔赴山海关之前,海子曾写下几封不是遗书的遗书,其中一封这样写道:“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

一边是“争取年内评上讲师”的生活愿望,一边是“耳朵里充满了幻听”的艺术幻想,它们足以撕裂一个血肉之躯。这些书信描绘的对象俨然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一面遵循着生活伦理,已经“赴某地候补”;而另一面却遵循着艺术幻想,满眼都是“吃人”,所以也有人说海子就是一个介于天才与疯子之间的诗人。

通过这些书信,医生和校方都以“精神分裂症”来处理海子自杀这件事情。这样的状况其实也不是谁的逼迫,所以海子在另一封遗书上说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事实上,每一个稍微有些敏感的写作者,都容易患上现实和艺术互相悖谬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很有可能误打误撞地闯入精神病家园。人毕竟不是神,有多少人能真正驾驭这些分裂的思想,一面是艺术的幻想,一面是现实的生存法则,剧烈的冲突不是把人逼疯,便是指引人走向死亡的边界。海子不是两面神雅努斯,很难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游刃有余。作为家中长子,他一定深切体会到“长兄如父”的沉重;作为抒情诗人,他又必须面对各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他的精神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疯癫状态,“疯癫”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一种与诗人如影随形的现象。

原因二:为诗而死

一个诗人为了诗作而死,也算死得其所。在那个充满幻想的艺术殿堂里,诗人的死,也许就是一种必然。美国学者奚密就认为诗歌创作是逼迫海子走向不归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海子是为了创作一篇鸿篇巨制的史诗而损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这篇史诗带给诗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加上孤独离群的生活方式造成了诗人的极度抑郁,令他无法继续其创作计划,又或者是像诗人的挚友西川说的那样,海子对‘天才早夭’的浪漫式的执迷使他陷于其中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预言。

在海子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自杀是有必然性的,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解脱。在《亚洲铜》时期,他孤独但也温情,我们能感觉到土地、母亲这些力量在支持着他的心灵世界。到了创作《太阳组诗》时,身困现实的海子十分无奈,当宏伟却缥缈的诗歌追求面对严酷的现实时,他力不从心,于是流浪、爱情、生存这“三种受难”时时束缚着诗人飞翔的双翼。他的内心已经破碎,已经没有力量把自己组织起来,他的身体像被撕成了一个个碎片,海子的诗歌常从深处迸发出“我们已经走到世界尽头、人类尽头的幻觉”。这反映出他当时的状态,他已经没有力量把握自己,把握这个世界。于是他最终走向崩溃,再加上他是个生性敏感的人,他十分在意旁人对他诗歌的评判,它们让他接受不了,因此感到绝望。

海子选择自杀应该不是没有准备的。他曾经于1986年自杀未遂,在他的诗歌中也处处体现出了诗人的自杀情结。在他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中都可以找到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地谈到死亡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甚至还与其友人谈过自杀的方式。西川认为海子在死亡意象、死亡幻象、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并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幻想让诗人有了创作的灵感,意识既成就了诗人,也毁灭了诗人。

原因三:为情所伤

诗人大多有着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海子也不例外。脆弱敏感的精神情感世界似乎早就决定了这位年轻的诗人最终会选择死亡这条道路。海子的心灵不仅是敏感的,而且也是孤独的,1988年底,他的两位友人相继结婚,再加上情感上的不如意更加重了这层孤独,它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无力承受,死亡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海子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情感上的不如意可能是最终促使他再次寻死的重要导火索。在海子选择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他见到了自己的初恋女友。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昔日的恋人对海子很冷淡。受不了如此打击的海子当天晚上和同事喝了很多酒,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不该讲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爱情的创伤和心灵的负罪感,敏感的神经已经不能承受,曾经深爱自己诗歌的恋人,现在已经形同陌路,心灵的寂寞再没有人能了解,赴死是解决一切最好的办法。山海关成就了海子的梦。

曾经带给人们春暖花开的海子随着轰鸣而去的火车消逝了,不管他因何选择了死亡,都不希望年轻的诗人跟随他的脚步。

残缺的爱——一个孤寂才女的陨落

“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是张爱玲的一句名言。不知道是哪位哲人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上帝是公平的,他把你的门关上了,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而上帝对张爱玲也是绝对公平的,他让这个上海滩的奇女子在情感路上曲曲折折、伤痕累累,但却让她成为了一个写作上的天才。

说张爱玲是一个才女并不夸张,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处处弥漫着沦陷区的寂凉凄迷。在寂寞的文坛上,她仿佛是那轰轰烈烈的满山杜鹃,既突兀又自然;又像是姹紫嫣红的罂粟,颔首低垂里,带着诱惑和神秘;而她的一生更像是开在阴暗角落里的玫瑰,凄红而妖艳,藏不住浮世的悲欢,她是上海滩上的一个传奇。

九岁时还在上海黄毛小学念书的张爱玲写作才华就已初见端倪,中学时代的她已经成为一个颇具成熟写作才华的女子。在后世眼里她绝对是一个天才,而她自己也从小就怀揣着天才的梦,像所有的天才一样,张爱玲的行为不可能得到认可,世俗限制了她的发展。1941年,怀揣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冲破了家庭的樊笼,考上了伦敦大学,但由于战争的原因迫使她只能在香港大学就读,大学期间的系统学习为她在23岁时横空出世、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3年开始,张爱玲迎来了她的创作高峰,《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相继在《紫罗兰》上的发表让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从此,这个传奇女作家便开始了她那一发不可收拾的写作生涯。之后的《倾城之恋》让她成为文坛上的风云人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人人都读过她的文字。如此的成功,让这个23岁的年轻姑娘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她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自己成功的喜悦:“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了。”年轻天才的张狂在这句话中表露无疑。但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她的冷漠、无奈、残缺的人生。

残缺的亲情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公馆,她的爷爷张佩纶是晚清翰林院的学士,而曾外祖父更是清朝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在她的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出自书香门第的她自然从前人那里遗传下来或多或少的文学天赋,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熏陶教育下,也为她在文学上的早熟创造了条件。但这个家对张爱玲来说并不是幸福的,亲情对她来说无疑也是残缺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