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凡·高终于进入了渴望已久的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习，但这座美术最高学府却令他失望了。在上课时，他随意吸烟，大声讲话。有一次画维纳斯雕像时，他竟然给这位女神画了一双荷兰主妇般的肥腿，使教师大为气愤，将他的画笔夺去。他便对教师喊道：“你不知道女人是啥样子，一个女人必须有大腿、臀部和骨盆才能生孩子！”凡·高被赶出了学院大门。而此时他正患伤寒病，贫病交加的凡·高已经32岁了，但他的学画之路异常崎岖，他的画风也得不到老师的认可，这让他的内心更加不平和愤怒。
之后，凡·高通过学习，借鉴前辈大师的技法，竟无师自通。1886年初，他再次来到巴黎，在这里经过弟弟提奥的介绍，他结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劳特累克、毕沙罗和修拉等，特别是从开始就对他有很大影响的高更，此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高更简直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从高更那里学到了毕沙罗的技法，吸收了印象派明亮的色彩和对外光的表现，一扫荷兰时期那种阴暗的色调。他尤其欣赏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和日本的浮世绘，他采用点线结合，不像印象派那样准确再现眼前所见事物的手法，而采取浪漫派那种用色彩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这也就是凡·高的艺术理想。但他天性中那股烈火般的激情，使他必定要抛弃荷兰画派的暗淡和沉寂，并远离印象派，因为印象派对外部世界瞬间真实性的追求和他充满主体意识的精神状态相去甚远。于是，他接受法国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崇尚和对情感的尊重，并使之强化，将伦勃朗缜密而阔达的笔触与创作主体精神的隐晦联系明确化、纯粹化，将印象派饱和的色点扩展成色线，带着原始的表情，推向极致。他的作品多服从于心灵的召唤，用波形、螺旋形的笔触来运载奔涌不息的情感之流，粗犷、豪放，充满动势、紧张和强烈的节奏：大地在颤抖，天空如旋涡似火焰，树木绞扭，似乎要把自己连根拔起。这正是凡·高所注重的，他要用画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他此时画的正是“人性”，正像他说的：“我愿以我的作品表现出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激动。”凡·高的画揭示了在绘画形式和人类情感之间，在物质材料和终极真理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联系。
然而，他这种不入时的做法一直未被社会接受，很长时间画作未能售出一幅。他唯一一幅在生前被卖出的作品《红色的葡萄园》虽以400法郎售出，但这已于事无补。他的生活已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他承受着艺术被排斥，人格受侮辱，生计不保及情感和欲望极度饥渴的多重压力，这一系列的因素最终引发癫痫，在疾病和矛盾的折磨下，他的精神随之崩溃。
原因二：困顿的生活
从1880年开始，凡·高一切的生活来源都是他忠实的弟弟提奥提供的。但提奥仅仅是个普通的画商，他的收入也十分有限，自己家的经济压力也很大。但也正是这个弟弟在凡·高的一生中都在给予他帮助，他凭借着微薄的收入给予凡·高的接济，也只能够他糊口，并且这些钱对凡·高来说常常是入不敷出。他只能不置新衣，不置暖气设备，还得经常饿肚子，有时甚至靠喝凉水充饥，或者靠吃栗子充饥，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置绘画材料。在生活的压力下，凡·高悲叹道：“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再也看不到将来的光明，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我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工作上了，至少此时我觉得那是一个错误。”困顿的生活已经将画家逼入绝境，他也开始对自己的追求感到迷茫，但在1880年冬天，他仍然是在努力学画，他常常前往博物馆去学习荷兰风俗画。
之后的日子更加难熬，因为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绘画当中去了，但画作并未受到世人的认可，他仍然只能是靠着忠实的弟弟给予的支持来维持生活。在凡·高一生写给弟弟提奥的800封信件中，基本上都是他与提奥谈钱。提奥是他生前唯一的知音和支持者。他十年无望的绘画生涯全靠着提奥在经济上的支撑。尽管提奥手头也并不宽裕，尽管每月给凡·高的钱也非常有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做这位用生命祭奠艺术的兄长的后援。这就使凡·高终生被一种歉疚感折磨着。
他在信中总是不停地向提奥讲述自己怎样花钱和怎样节省，解释生活中哪些开支必不可少，报告他口袋里可怜巴巴的钱数。他还不断地作出保证，决不会轻易糟蹋掉提奥用辛苦换来的每一个法郎。如果提奥寄给他的钱迟了，他会非常为难地诉说自己的窘境。说自己怎样在用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灌满一连空了几天的肚子；说自己连一尺画布也没有了，只能用纸来画速写或水彩。当他被贫困逼到绝境的时候，他会恳求说：“我的好兄弟，快寄钱来吧！”就是在无尽的羞愧与无奈中，凡·高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坚持作画。他的内心也因此长期处于矛盾和忧虑当中，他其实也不敢保证自己的画作会受到后世的欢迎，但他又总是在给自己和弟弟打气，说将来一定有一天，他的画可以卖到200法郎一幅。他说那时“我就不会对吃喝感到过分耻辱，好像有吃喝的权利了”。很难想象画家当时已经窘困到如此境界，他一生都生活在对吃喝这种基本需求的渴望当中，也处在因连累弟弟而深深的自责当中。在没有成名之前，他只能忍耐，只能节衣缩食。
但毕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长期以来，超负荷的劳累与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凡·高的体质日益虚弱，他甚至有时病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1888年12月23日，忧郁成疾的凡·高患上了痛苦的癫痫症，发病时，神志混乱，行为疯狂。自发病之后，凡·高的病情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一次次被送往医院。这期间他会忽然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或者在同人聊天时，他会端起调颜色的松节油要喝下去；后来发展到在作画的过程中疯病突然发作。在阿尔地区居民的强烈抗议下，1889年5月他自愿住进了离阿尔1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病人。一年后提奥接他出院，并介绍了保罗·加歇医生对其进行治疗。但就在画家病情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自杀。这不得不令人疑惑，也许真是疾病、窘境和愧疚让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吧。
原因三：惨淡的爱情
不仅生活和艺术追求上不如意，在爱情道路上凡·高也走得并不顺利。幼时凡·高的母亲希望他能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牧师，于是父亲将他送到了邻近城镇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学校生活十分清苦，在那里他的性格更加孤僻，他喜欢独自一人收集植物和昆虫标本，或躲在一旁发呆，同学们都将他视为“小野兽”而对他避而远之。也许正是性格使然，他后来的情路也走得异常艰辛。
1869年秋天，因家境日趋贫困，16岁的凡·高不得不独自谋生。经叔父介绍，他来到海牙的古比尔美术商行当一名小职员。他诚实可靠，聪颖勤奋，不久成为一名模范职员，晋升后被派往伦敦分行。在伦敦，他对房东太太的女儿厄休拉一见钟情，这位姑娘在郊区一家卖洋娃娃的商店中工作，并兼任幼儿园的保姆。单相思的凡·高认为她是位绝代佳人，并对她一往情深，为之神魂颠倒。但凡·高外表丑陋，大脑袋上满头红色短发，大鼻子，高颧骨，紧蹙的浓眉下一双深陷的绿色小眼睛，紧抿的嘴唇显示出一副凶狠的模样。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走路时佝偻着背，活像一个小老头。这样一副面孔自然不会令姑娘喜欢。厄休拉用冷言冷语和讪笑回答他的追求，使款款深情的凡·高初恋破灭，后凡·高得知自己的梦中情人已经与人订婚，精神更加痛苦。
他满怀忧伤地离开伦敦去往巴黎，在那里凡·高的事业也受到了打击，凡·高工作了六年后，1875年美术商行老板嫌他神经过敏而将他辞退，更增添了他内心的痛苦。
1881年28岁的凡·高回到家中，他再也忍受不了孤独的生活，此时他爱上年过30、失去丈夫并已有一个孩子的表姐凯·沃斯，但他的追求遭到了女方的拒绝，数次登门求婚不果，他竟将手放在汽灯火苗上烤烧，气得姨父关掉汽灯，将其赶出。第二次爱情仍然以无果告终。
之后，在海牙学画的过程中，凡·高与一个身怀六甲名叫西恩·克里斯蒂的妓女同居，孩子生下后，凡·高用弟弟提奥邮来的有限费用维持三口人的日常用度及绘画开支，而西恩更是死性不该，酷爱酗酒抽烟，并经常偷走凡·高仅有的基本生活费去酗酒，这使得凡·高十分恼怒，两人口角不断，最终仍以分手告终。
1884年，凡·高第一次迎来了两情相悦。在纽南的毕吉曼家，39岁的老姑娘玛戈林迷上了他，并开始追求他，这使他“平生第一次感到一个女人倾泻的爱情是这样甘美，是这样能给心灵创伤带来抚慰”。正当两人沉浸在爱河当中时，玛戈林将此事告知了家人，但却遭到全家的一致反对，理由是凡·高“曾与妓女鬼混过”，而且“无经济来源”，为了阻止两人继续交往，家族收回了玛戈林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玛戈林以死相抗，吞下致命的马钱子碱，后被救活，但凡·高却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至此，凡·高对爱情和家庭生活几乎绝望，孤独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原因四：在矛盾中前进的师友之情
凡·高是一位以独树一帜的画风、荒诞不经的行为、令人悚然而惊的举止和对艺术的热烈追求而闻名遐迩的传奇式人物。塞尚曾称他为“狂人”。然而这位狂人也是孤僻的，在亲情上他只能从弟弟提奥和妹妹威廉明娜那里得到安慰，而爱情的长期不如意更让他变得孤僻，他一生中也没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唯独高更，一度成为他的偶像和挚友。
1886年初，他开始对自己的艺术理想有了更新的追求，但不久，他决定离开自己的友人前往阿尔。
巴黎这座大都市的喧嚣和光怪陆离的生活令他感到厌倦，一年之后，他便厌烦巴黎的声音，对周围的画家感到恶心，对身边的朋友感到愤怒难忍。随后他觉得一切都混乱不堪，在那里他根本无法作画，他甚至感觉巴黎要把他变成“无可救药的野兽”。于是他决定“逃出巴黎”，逃到他渴望的荷兰恬静的大自然中去，回到他渴望的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天气中去。在弟弟的帮助下他来到法国南方的阿尔，并在那里租了一间房间作为自己的画室，在阳光下，在金色的麦田中，他开始疯狂地作画，有时他一天就能画出十几幅油画。凡·高作画时往往很激动，除画笔外，还用手指、画刀，有时干脆把颜色从筒里挤到画布上。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穷苦的不幸者寄予深切同情，他曾说：“我愿以我的作品表现出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激动。”
在这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小镇上，凡·高生活得十分惬意，可以说是凡·高一生中生活得最灿烂的几个月。他与阿尔的农民们情投意合。在这里“艺术家公社”的理想又呈现在他面前。愉悦的凡·高并没有忘记他远在巴黎的友人高更，于是他邀请高更到阿尔同住。1888年10月，怀才不遇、玩世不恭的高更来到阿尔，他的到来却给凡·高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在高更没有到来之前，凡·高还生活在浪漫的理想当中，但高更的到来却破坏了这一切。
高更傲骨铮铮，骄狂蔑众，很难与人相处。从一开始他就不断嘲讽、揶揄凡·高的绘画，并经常取笑他的情场失意，同时又妒忌凡·高的艺术和他对艺术的忠诚，两人为一些小事儿常常争吵不休。但生性淳朴憨厚的凡·高总是对朋友宽宥容忍，每次都是主动要求和解。这一行为也纵容了高更，而发生了后来所谓的“割耳事件”。
有一次，高更怂恿凡·高去逛妓院，他预先买通妓女，让她们尽情当众侮辱和奚落凡·高，凡·高怒不可遏，与高更大闹一场后愤然离去。圣诞节即将到来的一天，高更再次买通了一个小妓女故意耍弄凡·高。那女人对凡·高说：“你若给我五个法郎，我便好好接待你，否则要用你的大耳朵送我做圣诞礼物。”喝得半醉的凡·高抓起一把锐利的剃刀将自己的右耳割下，随后包在一块画布里派人送到妓院。那妓女见到血淋淋的耳朵便吓昏过去了，凡·高则因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后来，他曾画了许多自画像，其中割了耳朵的自画像最为著名。
凡·高的理想也许太过浪漫，本来将两个个性极强的艺术家放在一起，就像把两匹烈马放在一起一样，很难相处得和睦。高更的到来并没有如凡·高预想的那样，两人建立起一个梦幻般的“未来画室”，而是水火不容。艺术家的梦想彻底崩溃了，潜藏在凡·高身上的精神病也终于在一次次的刺激下发作了。他要杀高更，高更愤然离开了阿尔返回巴黎，凡·高则从此陷入精神病中无以自拔，他的世界顿时一片黑暗与陌生。
辉煌的落幕——凡·高之死
1889年5月9日，弟弟提奥从巴黎赶来，凡·高自愿进入离阿尔1公里远的圣雷米疯人院。此后提奥又把他转到奥维尔一座较好的疗养院。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凡·高终于将所有的才华都展现在了画板上。在疗养院中，他请求弟弟留下他心爱的颜料和画板，在医院附近的田野，凡·高画了150幅油画和数百幅素描。此时他画风突变，色调不那么强烈了。他特别为骄阳下金黄色的麦田着迷，整日画这些景色，他对看守人高喊：“金黄色！多么美的金黄色呀！”那绚丽的金黄色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异常艰辛的，他渴望创作，但疾病又时时困扰着他，有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发病了，有时他在前往写生的道路上也会发病，他抓住思维清晰的每一刻努力作画，当疾病一次次发作时，他甚至想到了自杀。疾病一步步将他逼向了彻底的混乱与绝望。在这期间所画的《奥维尔的教堂》、《有杉树的道路》、《蒙塞尔茅屋》等等，已经完全是神经病患者眼中的世界。一切都在裂变、躁动、飞旋与不宁。但这种听凭病魔的放肆，却使他的绘画达到绝对的主观和任性。于是他绝世的才华，刚劲与烈性的性格，艺术的天性，得到了最极致的宣泄。一切先贤偶像、艺术典范、惯性经验全都不复存在。凡·高在混乱的意识中，面对画布，他少了所有的束缚，面前只有一个彻底的自由和本性的自己。在这时他真正实现了画“人性”的预言。看看《奥维尔乡村街道》的天空中那些蓝色的短促的笔触，还有《蓝天白云》那些浓烈的、厚厚的油彩就会知道，凡·高最后涂抹在画布上的全是生命的血肉。也正是这样，凡·高最后留给人类的是一个辉煌永恒的殿堂，带给人永恒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