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洛克菲勒的人生大智慧
美国的诞生其实是冒险家的成功杰作。从中，政治家获得了权力和地位，资本家获得了财富与声望。大卫·洛克菲勒，凭着睿智和远见，把国家的未来握在了手中，把财富的王国延伸到全球。
人物简介
大卫·洛克菲勒，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华尔街大通银行的掌门人。他师承祖训，勤奋、勇敢，工于心计和计算，富有商人的冒险精神。41岁时他出任大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大通银行和曼哈顿银行合并，构建了全美最大的银行，创造了金融史上的辉煌奇迹。
大卫·洛克菲勒出生于1915年，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他的父亲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二代传人，他对大卫兄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从小就要彬彬有礼、谦虚谨慎。
少年的大卫在林肯学校就读，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深造。1936年，毕业时的大卫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稳健的英俊小伙子。父亲安排他到出色的加拿大分行经理麦肯齐金手下学习。在麦肯齐金的影响下，大卫去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后来又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读完了经济学博士课程，并完成了他那篇着名的博士论文——《未用资源和经济浪费》。
1940年大卫到美国，和佩吉结婚。这时的大卫希望从政，于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到约纽市长拉瓜迪亚手下当助手。1942年5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大卫抱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应征入伍了，曾担任战地情报官的职位。
战争结束后，大卫回到父亲的银行，做了一名普通的银行小职员，但因为勤奋和智慧，大卫的提升速度很快，到1956年，他就当上了大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这一年他才41岁。
上任之后，大卫大刀阔斧地对银行进行了改革和整顿，并且合并了曼哈顿银行，从而使大通曼哈顿银行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
1968年，大卫终于登上渴望已久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宝座，从此对这家全世界一流的银行的操控更加得心应手。大卫又做出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举，例如下注华尔街，建设国际大厦，将总部迁入其中，在政界游走，巨资支持基辛格，抢先登陆苏联、中东及中国等地，将业务扩展到全世界等等。
纵观大卫·洛克菲勒的一生，他在华尔街上创造了并不亚于老洛克菲勒的商业奇迹，被公认为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
茁壮成长，哈佛的流金岁月
常言道：富不过三辈。这句话指的是富家子弟大多是败家子，而吃老本迟早会把一座金山都掏空的。然而，洛克菲勒家族，一百多年仍位居财富王国的顶端，靠的是他们从小便对下一代进行严格的培养教育。大卫·洛克菲勒便是在这样的家教中成长的。
大卫5岁那年进林肯学校上一年级——比大多数人早了一年——因为他的所有哥哥都上了学，而他不喜欢独自一人在家。由于林肯学校特别重视个人的发展，这样大卫才得以跟上班级，并在16岁毕了业。
在大学的选择方面，母亲对大卫的影响很大。他的父亲有意避免向任何一个儿子说明自己的倾向性，因为他相信这应当是洛克菲勒家庭中每个成员自己独立的选择，长辈们拒绝以任何形式来影响他们的决定。结果，多少有些令他失望的是，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进他的母校——布朗大学。母亲则希望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念哈佛。她最喜欢的兄弟——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就毕业于哈佛，她希望洛克菲勒兄弟中有人会沿着他的足迹走。大卫的哥哥们都上了其他学校，因此他是她的最后希望。虽然她并没有向大卫施加过多的压力，但她那静静的说服力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林肯学校没有教给少年大卫多少东西，而且在教大卫阅读、拼写和语法方面很不成功，当然大卫在诵读方面的自身缺陷也是一部分原因。大卫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第一年颇为不易，不过，通过勤奋刻苦，大卫还是获得了平均B的成绩。在学习方面，这一年对大卫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他感觉自己最不适应的是社交。大卫不仅比大多数同班同学小l岁，而且因为他是在备受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与同龄人在一起时不那么轻松自如。大卫的哥哥们基本上不理睬大卫，这让大卫平时交往的大多数是成年人。事实上，大卫在跟这些公众人物或着名艺术家交谈的时候，比跟同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舒服。
对人生成长来说，家庭教育的环境十分重要。因为一个人良好的心态和习惯，都是从那时起开始塑造和形成的。
——大卫·洛克菲勒在将近70年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大卫相信经历了这样一段大学生活，对自己一生的经历都是大有帮助的。由于被迫应对在哈佛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挣扎着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并获得大家的认可，大卫变得思想更加开放，忍耐力更强。也正因为如此，大卫结识了一批对日后人生颇有帮助的好朋友，如小乔治·S·弗兰克林（本吉）和理查德·沃森等。
在哈佛就读时，尤其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大卫踢过足球，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因为大卫对竞技体育既没有以往的体验，又没有能力。大卫改为冬天打壁球，春秋打高尔夫。大卫曾经做过一阵子哈佛的《绯红日报》的业务经理助理，但除此以外，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学校活动。
大卫的第一个导师F·O·马西森是位知识渊博的英国文学教授。不幸的是，大卫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大卫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别扭，马西森也有同样的感觉。大卫根本没有准备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细的思路。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两年里，约翰·波特教授这位历史学家成了大卫的导师。
大卫非常幸运，因为他先后跟三位教授学习过。这三位教授打开了大卫的思路，让大卫接受创造性思路和强有力的新思想。他们的课程现听起来很狭窄、很迂腐，但是他们教课的方式为大卫打开了他过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一个新世界。
雏鹰展翅，广受好评的毕业论文
常言道：豪门子弟尽纨衤夸。然而，出身显贵的大卫·洛克菲勒，青年时期却潜心于求知为学，当哈佛大学因其颇具新意的论文授予他学位时，预示着庞大的洛克菲勒家族未来的掌门人，已经完成了知识筑基任务。
在毕业那年，大卫忙于撰写毕业论文——《费边眼里的赤贫》。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这篇论文中颇有些新意的观点博得了导师的好评，大卫因而顺利通过毕业考试。
在哈佛的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大卫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大卫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
的事情，因为大卫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大卫也有些吸引力，但那还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大卫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自己尊重的、其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大卫一直敬仰着名的经济学者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金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担任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加拿大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大卫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大卫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大卫感觉非常随意。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大卫给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的金先生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大卫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个人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大卫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做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大卫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大卫在他人面前树立可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大卫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靠其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大卫决定在哈佛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着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大卫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大卫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个大学学习，大卫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大卫回到纽约之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秋天，大卫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大卫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便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
大卫的博士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当时一个范围很广的社会话题：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水平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者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大卫的结论是，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
从实务政策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作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大卫同时明确指出，在出现极端的情形时——比如严重减少总需求的经济萧条——政府投资这种刺激手段不仅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当时，大卫对造成这一问题原因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曾经教过大卫的经济学家的模式。但是，当人们今天再次阅读大卫的论文时，很显然，对大卫影响很大的不仅有熊彼特、海克和奈特，还有大卫的祖父。
大卫在论文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比如他指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企业家惟一驱动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诚然，赚钱的欲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还有其他动机，而且其重要性常常并不亚于赚钱。正如大卫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利和赌博的本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
大卫认为：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大卫在自己的商务生涯里，一直试图实践这些原则。
初出茅庐，跟纽约市长学管理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大卫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有了整个家庭的支持与着力培养，他走上了一条别出心裁的社会学习之路：跟市长学习。
大卫在芝加哥的时候，好朋友比尔和比尔兹利·拉姆尔曾跟他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多接触会学到很多知识和经验。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以及市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大卫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自己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见面后，安娜建议大卫从写论文的工作中抽出几天时间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大卫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舍和施食处。还有一次，大卫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察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大卫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问大卫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他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大卫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每年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大卫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自己的工作职责，大卫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大卫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大卫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大卫让速记员记录自己拟写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大卫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大卫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自古至今，所有辉煌的功业无不是从小事做起，由点点滴滴积累而成，因此，做大事者应该摒弃好高骛远，而脚踏实地。
——大卫·洛克菲勒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市长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让自己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大卫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经常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
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大卫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于这种呵斥。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用上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的交织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抛开这些缺点不说，拉瓜迪亚确实是个极其令人敬慕、超凡出众的政治家。当时他是最好的纽约市长。至少在鲁迪·吉乌利亚尼·大卫看来，如果说拉瓜迪亚性情焦急、脾气暴躁的话，那么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个其政府已成了腐败代名词的城市。几年前，臭名昭着的市政府官员让贪污受贿达到了明目张胆、花样百出的顶点。
拉瓜迪亚用他个人的性格力量清理了纽约。当他冲着人们大声吼叫的时候，那是因为某些恶化了的腐败、低效或做事马虎的原因。他对自己十分苛求，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半夜时分给人们打电话，要求在第二天某个时间之前为他准备好某些东西。
大卫在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会了如何用强硬的手腕来迅速处理问题，学会了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原则绝不让步，学会了如何驾驭手下并督促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等等。这种社会实践的磨炼，为日后大卫管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奠定了坚实的领导艺术基础。
学以致用，该出手时就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