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带最高的山是崇山。一群平不塌的山岗之中，突兀冒出一座山峰，高高的，尖尖的，孤零零的，就像盘子里独独放了一枚尖尖的窝头。说它鹤立鸡群，说它独树一帜，说它孤芳自赏，都不无恰当。
当地山民传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二郎神手持宝剑，一剑砍了下去，孙猴子没砍着，却砍在一座山上，硬将那座山的山尖砍飞了，山尖飞呀，飞呀，一直飞到这里，就成了今天的崇山，那座没山尖的山就成了平顶山，在河南。
从南边的战备公路上远远看去，崇山阳面的山坡上，山顶上都裸露着灰黑色的山石，光秃秃的，没有生气。只有山脚下才会看到一片片斑驳散淡的绿色，那就是围在崇山阳面山脚下的一座座小山村。
转过山来，到了崇山的背阴处，情况大变，谁见了都会大吃一惊。在这里，泉水潺潺，溪流淙淙，山坡上，山沟里，一片郁郁葱葱。满山满坡的枣树，夹杂着一棵棵杨树、榆树、楸树、柿子树、核桃树，将这里打造成一片绿色的海洋。
站高一点儿望去，在这美妙绿色海洋的波涛里，可见一丛丛的浓绿，丛丛浓绿包围着一面面红色的砖墙和一个个灰色的屋顶。屋顶上竖立着圆形的用柳条编制的笆，大大的，高高的，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尖尖的高出笆顶。
拨开枣林的树枝，沿着林间小路走进去，就会看到，一丛丛浓绿包围着的一面面红墙和一个个灰色屋顶，屋顶上堆满玉米棒子的那一座座农家小院。这些农家小院，因山势而建，不拘一格，率性却很考究。有的小院建在阳面的山坡上，通风、透光。有的小院躲藏在一个背风的山坳里，温润、安宁。有的小院坐落在清水河边，清爽、豁亮。一座座小院，一丛丛树林，家家户户屋前屋后，栽满核桃树，黑枣树、柿子树，香椿树。一条条羊肠小路，爬山越岭，曲曲弯弯，通往各家各户，将一座座小院联结在一起，就似一条条金色的绸丝带，将一颗颗翡翠珠子串连起来一般。
这就是我老家的那座小山村。
一条清水河穿村而过，在崇山脚下打个旋儿，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清水河上有座小石桥，那是连接村东村西的通道。
我家的老屋就坐落在小石桥西边的清水河边。
小山村是个移民村，明洪武年间，从洪洞县迁来。这是县志上的记载。山民们的传说却更加生动，更加传奇：
明洪武年间，一位老人带着两个儿子，一路乞讨从洪洞县移来。在崇山脚下的山坡上挖了两眼窑洞住下。后来清水河发大水，淹了窑洞，他们才搬出来选地方修屋建房，才有了如今的小山村。那位老人带来了栽培枣树的技术，就带着两个儿子在山沟里种植枣树，起早贪黑，宵衣旰食，“愚公移山”，栽满一道山沟，又去栽另一道山沟，道道山沟栽满枣树的时候，老人积劳成疾，也已是垂垂暮年。山民们说，小山村的大枣为什么比别的地方的大枣颜色红亮？那都是老人的生命和血汗浸染而成之故。
后来，老人的两个儿子继承父业，分家不分山沟，继续栽树不止，终于给后人留下这宝贵的吃不完用不清的巨大财富，小山村的老祖宗，在这青山绿水的深山沟，用巨笔画下了如今看来也不愧为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线。
有一年，我和同村的在外工作的丁玉建回村找寻最初移民来到这里的老祖宗遗迹。翻过一道道山沟，穿过一片片枣林，来到一面山坡上。
“你看，那边山脚下，就是老祖宗住过的窑洞。”玉建指着崇山山根的一个地方，说。
我使劲地看，却只见高山，不见窑洞。
“我小时候还看到过窑洞的痕迹，这会儿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
玉建说完，叹了口气。
那天太阳格外明亮，掩藏在肥厚绿叶下颗颗大枣，在微风吹吹拂下，时不时露出红艳艳的脸来。
不远处，一面光秃秃的山岗上，矗立着三个小小矮矮的石碑，我们走过去。
石碑上的字早已模糊不清，费尽气力才能看清一两个字。
“这就是老祖宗的石碑。如今我们小山村两大家族的祖宗——老人和他带来的两个儿子。”玉建站在石碑前说。
我走过去，蹲下来，仔细察看石碑上的字。却只能在其中两个石碑上看清一个“胜”字和一个“茂”字。
如今的小山村，至今只有一姓——丁。文革中曾下放到这里两户异姓人家，可后来都又搬走了。留在这里的丁家，分为两大家族，可能就是玉建说的那俩老哥俩的后人。
回来的路上，路过我家坐落在清水河边的老屋。我们俩站住了。老屋早已没人居住，只抛下东倒西歪的宅院孤零零的蹲在那里，支离破碎的院门，烟熏火燎的老墙，伸在墙外早已枯死的粗大的枣树枝干，似乎还昭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老家的小山村是块风水宝地。她养育了小山村的村民，也保护了小山村的村民。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那些家伙望着沟深林密的小山村愣是没敢进去。抗战时，好多有志青年跟八路去打鬼子，后来好几个当了将军。解放石家庄的时候，这里曾经住过咱们部队的指挥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粮食吃，大红枣、柿子、核桃救了山民们的命。
离开小山村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惦念着这块风水宝地。
有一年，我去北京，见到了三叔。他跟我家同家，未出五服。毛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我的当区委书记的父亲保荐他去了西柏坡，此后他就跟着中央机关走，最后进了总参。
当我把家乡的刚摘下来的大红枣拿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地两手颤抖，跟小孩子一样，伸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三婶忙说，洗洗再吃。可他早已丢进嘴里大嚼起来。边嚼边说：
“好久没尝到家乡的味了。”
前几年三叔走了，孩子们遵嘱将他埋在祖坟里。他离不开这里，这里留有他的根。
我从小离开小山村，跟随父亲辗转到过许多地方。后来又当了兵，一直在外工作，很少回村。可是，每次回去，总忘不了带一部照相机。我知道，小山村的山民，许多人没有走出过大山，更没有进照相馆照相的机会。我带照相机，除了拍一些风景照片和资料照片之外，还能给乡亲们拍些个人的照片，我想，说不定那可能是他一生之中最得意的留影呢。
跟丁玉建回村那年，我拍下许多墓碑，想从碑上的文字中找寻小山村过去的点点滴滴。我同家的哥哥丁万刚告诉我，原本我们家族有一本家谱，按家谱排序，轮到我们这一辈，名字中间那个字的用字应该是“万”字，他就叫丁万刚。可是家谱在文革中遗失，无法寻觅，“万”以后排的是什么字，谁也就不知道了。
见我带照相机回村，山民们觉得有点稀奇，可当我要给他们拍照时，却流露出那个年龄不该有的拘谨和羞涩。
我的一个哥哥，就是北京我三叔留在小山村的儿子，到过北京，见过世面，照相时很潇洒。那天，我在大街上见到他时，他正和几位山民蹲在石碾的碾盘上聊天。我要给他们照相，有几位吓得紧往后躲。我这位哥哥站起来，不慌不忙把他们几位招呼过来，站好，我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等照片洗回来，别人都穿得整整齐齐，我的这位哥哥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因为他的另一条裤腿乱七八糟地卷到膝盖之上。他看了哈哈大笑，他知道，这就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本来面貌。
我回村还给好多人照过相，他们都把照片格外珍惜的留起来。我还有一部一次成像的照相机，照完后过几秒钟就能见到照片，我准备在回村时带去，用它给大家照了相，那可就省了邮寄之繁琐，等待之苦闷。不过，相机的相纸听说不好买，厂家早已不再生产，不知在北京或上海能否买到。
我拍了一些小山村风景的照片，资料照片，也给村民们照了一些个人的照片，然而，小山村整体的、系统的印象，却慢慢地更加深刻地篆刻在我的脑海里。小山村漫山遍野的枣林，悠悠青山，潺潺绿水，会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山民们的善良勤劳，朴实率直，会时常令我激动。离开小山村的人们对小山村的眷恋，会时常让我感慨。
有时候，我想，老家那座小山村应该是一部史书，虽然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搏杀，也没有那么多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可读来却会让人深思，也会让人感到一种震撼，那不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吗？老家的那座小山村应该是一部科技教科书，至今青山绿水，枣树成林，与崇山另一面的景象那么大为不同，不值得深思和研究吗？老家那座小山村应该是一部小说，一部尚未写完的小说，而就其已经展开来的那些情节，就已经让人百读不厌。书中的那些人物形象，是那样的鲜亮活泼，书中的那些故事细节，是那样的动人心魄，书中的山民们朴实无华却充满哲理的人生，是那样发人深省。
然而，这么厚重且耐人回味的书，谁来为他们执笔呢？
我想，这恐怕不用发愁，人杰地灵的小山村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出现的。我相信，这一天是会来的，或许在明天，或许在后天。一定会的，我坚信，别着急。
2009年大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