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得上病吗？
活着，真好。
每一个人，都可以义正词严地宣布免于疾病痛苦是人类的权利。维持人类的健康，需要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需素被冠以“白衣天使”的医生们，凭借垄断的知识和技能，肩住黑暗的闸门，放被疾病夺去健康的人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并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医疗改革波澜壮阔，潮头潮尾喧嚣不止，但“有什么别有病”的担忧有增无减，“看病贵，看病难”仍然有恃无恐地横亘在你通往幸福的轨道上。
偶尔有个头疼感冒，还只是一个小插曲。虽然不是医生，对于无妨大碍的小病，你可以到药店自己选药，依照普及大众的养生书或常识，依葫芦画瓢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如果身体出现异常，如头部剧痛、无端发烧、眩晕……你无法正确判断到底是身体的哪部分罢工了，你就不能掉以轻心了，更不敢照猫画虎以免贻误了治疗时机。惴惴不安来到医院，医生早已见怪不怪，开一长串检查单子，让你挨个光临各检查科室。检查费用不菲，而且越是高科技，越是“刚从国外引进的精良仪器”，检查费用就越高。检查结果出来，若只是小病作祟，自是皆大欢喜，尽管花了不少不该花的钱，倒也是“花钱买了心安”。
如果不是小病，那么就只能做好“高投入”的准备了。医生苦口婆心地劝说，建议患者这个上帝使用最先进的无痛苦的技术进行治疗，为了健康，无可奈何地选择接受好心医生的建议，钱包越来越瘪，甚至多年的积蓄都搭进去了。
北京通州，有一批在正规医疗服务之外游离的人。在一个叫白庙村的某个小院子里，聚集着十几个尿毒症患者。由于负担不起正规医院里每次500元的透析费用，他们自发组成透析组，合资购买了两台二手的血液透析机。看着自己的血液在二手血液透析机流淌，他们就能安心地睡一会儿--因为又可以活过一天了。由于是合资购买，又是大家互助透析，他们透析的成本由正规医院的500元每次降低到100元每次。令人担忧的是，大家自发的互助式透析有很大的风险，小院条件简陋，很容易引起交叉感染，而这种感染可能是致命性的。尽管这些被尿毒症折磨得身心憔悴的人，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无奈过高的费用使得他们对正规安全的医院治疗望而却步，只能选择“旁门左道”，即便只有1%的生存希望，他们也拿生命去博了。
“看病贵”，不是你一个人在抱怨，是人们的普遍感受。据卫生部门统计，2008年门诊病人平均医药费用为146.5元／人次，住院病人平均医药费用达5463.8元／人次。个人支付费用所占比例呈上涨趋势，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07年的45.2%。 2005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去住院。
“看病贵”已经让你焦头烂额，但更让你不解的是，有了病，肯花钱，还不一定能顺利看上病。你百思不得其解，LV的包贵，只要有钱，想买就能买到；凯迪拉克也贵，只要有钱，也很少出现排队苦等的状况。
购买医疗服务，与一般的商品大相径庭。
当然，你去农村的赤脚医生那儿、社区医院或等级不高的医院看病时，往往能享受到上帝的待遇，你会看到在大医院里难得一见的医生的笑脸。这些地方门可罗雀的冷清，让你忍不住为他们的生存担忧起来。
在知名度较高的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则是人满为患。如果你是奔着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三甲医院的名号去的，你可能就要在看病的前一天下午开始排队了。你百无聊赖在漫漫长夜熬到天明，时不时还会碰到形色神秘的票贩子，热情地和你搭讪，老练地问你挂哪个科室的专家号，并问你“我们帮你挂专家号，300元如何”？不对等的供给市场，往往会催生形形色色的产业链，有些见得阳光，有些只能偷偷摸摸。
怨与冤，医院敛财谁之过
“救死扶伤”的医院，很难冠冕堂皇地把“公益性”挂在嘴上了，除了医生借着“公益性”的招牌，还一如既往地怠慢和给你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公益性”打了很多折扣。络绎不绝的患者，倒是闻到了越来越重的铜臭味。
同样是来自卫生部网站的统计数字，全国卫生总费用（即“全国当年用于医疗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由1978年的110.2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1289.50亿元，增长了102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由1978年的22.5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098.66亿元，增长了约226倍，远高于同期 GDP 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向媒体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公立医院并非真正公立，国家投入只占10%，医院需要自筹90%的资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医院90%的资金来自患者。
市场化一直是医疗改革的热门词汇，让医疗吹吹市场的风，形成高效、公平的医疗竞争市场，这曾经是医疗改革的美好蓝图。现在，已有90%的资金来自患者，医院不再亦步亦趋于政府的财政，这不就是医疗的市场化吗？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市场化曾经被大张旗鼓地从正门迎娶进来，大部分只是噱头，只是装模作样地在医疗行业转了一个圈，又偷偷地从窗口溜了出去，单单留下“患者自掏腰包养活医院”这个市场后遗症。确切地说，中国医疗行业患上了市场化半身不遂。
中国的医疗从未出现完全的市场化。相反，由于口径一致的“医疗涉及生命和健康，具有特殊性”的原因，政府从未完全退出中国医疗市场。还是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2005年，全国 82.8%的医院、 95.1％的床位、90.4%的卫生人员属国有和集体机构，而 52.8%的医院、 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直属政府办医疗机构。绝大多数院长的任命权都在政府手里，医院的人事编制也直接或间接受政府的影响。尽管医院也是聘任制，但医生是否具有合法的行医资格，还需卫生行政部门拍板，公立医院如果要扩大医生和护士的数量，也要掂量掂量是否触及了严格的人事编制的底线。
求医者络绎不绝，医院人满为患。医院若要扩大门面，同样自己做不了主。你以为是开一家小卖铺，拿到工商部门的鲜红大戳就可以了？医疗事关性命，需要卫生行政当局审批，即使新增科室和专业，也得相关部门点头才行。
在管理体制上，医院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和话语权，须在政府的框架之内运作。在财政上，政府扮演的并不是大包大揽的角色，仅有一小部分由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则由医院自筹。
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匮乏，只是医院喊着“缺钱”的显性理由，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他们还要应付一批覆盖范围少但就医便宜得令人大跌眼镜的公费医疗人群，这部分人又切走了应该分给医院的一部分收入蛋糕。
2006年，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提供的数据吓人一跳，“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以 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 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 500亿元”。2007年全年，政府卫生费用支出也不过2297.10亿元。（数据来源：卫生部《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与带“长”字的各级干部的胃口相比，身体的治疗疗养更像是一个无底洞，在医院享受无微不至的周到服务，出院后是甩手大爷，留给公家一屁股巨额医疗费。当然，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也不全都用于公费医疗，庞大的公费医疗并不是政府可以承担的。医院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会自己填补一部分公费医疗的缺口。
政府只管医院不管钱，医院需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紧赶慢赶，为了赶上市场化的盈利潮流，医院还不得撒着欢儿地挣钱？不管是“以药养医”还是“以技养医”，都是从消费者的腰包里掏钱。在经济负担的驱使下，“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开始变味，医院从患者身上敛财也就不足为怪了。2007年7月，福州市第四医院甚至爆出同一个医生看一次病，患者竟然挂了19次号、医生开出19张处方的怪事！
消费者抱怨看病又难又贵，公立医院也有一肚子委屈。曾在医院担任院长职务的吴明江，其牢骚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医疗费用昂贵，但我讲个大实话，在扣除了日常运营费用后，医院每年能够有8%的赢利就不错了。其实医药费高，还是体制导致的。患者总说医生收入如何如何高，我承认医院里有一部分专家水平高、收入高，也承认医疗队伍里有医德、医风不正的少数人存在。但在医院里，人数颇多的年轻住院医师，什么收入加一块儿，一个月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他们要维持基本生活，买房子更是不敢想。为什么年轻医生流失这么厉害？他们的收入太低了！”
民营资本插手医疗业
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学的大厦看上去已经相当完美了，未来两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学科是环境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既然公立医院资源匮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什么在一个市场大门打开的医疗领域，民间资本却寥寥，导致公立医院独木撑天？
问题一：民间资本不够多？
中国30年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浩浩荡荡，不存在民间资本不足之说。
问题二：民间资本不愿意来？
资本最善于“择利而居”，它们具有敏锐的嗅觉，任何财源茂盛的地带，都有可能成为它们蜂拥而入的最优选择。目前，民间资本面对的残酷现实是，在很多地方，它们已经“混不下去了”。
由于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升高，各国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越来越重的税负，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薄，不少民间资本已经苦不堪言，准备从实体经济抽身，尝试进入其他领域试水。
在金融、资源等国企垄断部门，民间资本频频碰壁。虽然旧36条为它们打开了广阔天空，但没有密不透风的有色天花板，玻璃天花板却仍然存在。
股市和房市，是民间资本倾巢而入的另外两大领域。资本市场阴晴不定，民间资本虽然数量大，但各自为政，暗流难成合流，在资本市场赢少亏多；房市曾经是它们呼风唤雨的风光场所，但国家直指房产高价的单边调控，连房地产商都摸不清门道，尚在迷茫徘徊，三教九流的各色炒房团也在找后路。房市，终究不是民间资本的久留之地。
不管从哪个侧面看，医疗市场折射出的光线都令民间资本着迷。医疗卫生需求呈直线上涨态势，平均医疗费用“扶摇直上九万里”，这几乎是一个遍地是金的领域。
问题三：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门槛太高？
我们的医疗市场并不是铜墙铁壁，甚至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市场像中国那么容易进入。只要注册，就能竖起一块医院的牌子。
问题四：医疗市场的资源门槛过高？
服务，需要充足的人才、设备和场地。只要拥有雄厚的资金后盾，这些并不是难题。在医院，决定其服务优劣与否的，很大部分在于医疗人才。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毕业生从医学院毕业。
民间资本浩浩荡荡，其具有逐利的天性，医疗领域既然有高利可图，且民间资本在医疗领域的市场准入和资源门槛都不高，但遗憾的却是，中国的民间资本并没有在医疗市场形成大气候，民间医院并没有出现枝繁叶茂的态势。
问题五：为什么民间资本进不来？
尽管民间资本在文件上市场准入门槛不高，在实际操作层面，始终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医疗服务特殊，不可大意，而民间资本素来“利欲熏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祸国殃民。即使医疗市场对民间资本放开，也是小心翼翼，断不敢让民营资本一拥而入。
中国的医疗机构还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之分。政策对“非营利性”鼓掌欢迎，如果明目张胆给自己贴上“营利”的标签，对不起，就要课以税务，如营业税、增值税和所得税，多重税务占去了民营医疗机构的大部分利润。如果向公立医院靠拢，声称是“非营利”，虽然可以得到免税的好处，却也不得不为“非营利”付出代价，接受政府指导价，收益大大降低。若非出于慈善的目的，大部分民间资本是趋利的，涌入医疗领域的民间资本也不例外。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打着“非营利”招牌的“活雷锋”撑起深不见底的医疗市场。
信息不对称、产品与服务的特殊性以及消费者“最贵的才是最好的”之心态，导致医疗市场中民间资本的边缘化。大量民间资本具备进入医疗行业的资格，却在进入后发现难有立足之地。国有医院的招牌远远比民营医院砸进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广告费更有权威性，民营医院的发展步履维艰。再有，很少有民营医院能进入医保体系，有医保的人在民营医院看病，将无法报销相关药费。对于有医保的人来说，即使大医院拥挤、看病难、看病贵，为了报销医药费，也不愿去完全由自己掏钱的民营医院。
同时，趋利的民间资本过于急功近利，“挂羊头卖狗肉”或者打出“包治百病”幌子的屡见不鲜。而政府在规范民营资本方面，又存在失职现象，有些民营医院非但没有为品牌镀金，反而落得臭名昭著。
济世救人固然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但也不排除济世救人之余也要有钱可赚。如果我们单纯以“医疗是特殊行业，与生命有关”为由，就将医疗服务的营利性抹杀得一干二净，恐怕有绝对之嫌。
试想，如果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会不会冻死、饿死、渴死？同理，生产衣服、面包以及矿泉水的企业，同样是生产着关乎人生死的产品。但附加在它们身上的伦理道德拷问并没有让它们不堪重负，它们也同样没有抱着“如果离开了我们，消费者就会冻死、饿死、渴死，所以我可以把价格提得更高一些”的想法。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家服装店、面包店、水店，恐怕买一块面包，要用一块同等重量的金子才能抢到。原因很简单--垄断在作祟。
正是由于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时，遭遇了种种制度约束、消费者刻板心理、环境歧视等，导致民间资本难以在医疗领域施展拳脚，医疗市场成为公立医院一方独大的卖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