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背靠制度、社会软环境、消费者趋同效应等大树好乘凉，公立医院并没有再接再厉，提供更多以满足人们需求的医疗资源。1978—2005年期间，全国的医院数目仅增加了 101.3%，门诊部所增加了119.8%，医院、卫生院床位增加了43.5％（同期人口增加了 35.8%，所以每千人床位只增加了21.3%）；同期全国医护人员的增加数，医生为87.6%，医师155.2%，护士多一点，也不过 231.9%。周其仁：《病有所医当问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虽然买方市场迅速膨胀，注入医疗市场的资金也不断增多，我们并没有享受与资金输入相匹配的医疗服务。
公立医院，一个从未有人质疑其公立身份的非营利组织，因为政府拨款寥寥，只能自力更生，还要与政府打“公费医疗”的配合战；竞争者--民营医院、外资医院又是势单力薄，诸多“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加在一起，自然可以让公立医院有恃无恐地喊出鲍鱼、鱼翅的价格了。我们究竟是不是花鲍鱼、鱼翅的钱吃到了鲍鱼、鱼翅，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普通人不得而知，恐怕只有医生心知肚明。
送红包，看病最熟悉的环节
给医生送红包，成为患者与医生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送红包，似乎成了反例，一旦被媒体发现，还会被当作典型大肆宣传。
2009年6月公布的《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显示，在随机访问的1227位孕妇和0—6岁孩子的妈妈中，送红包现象非常普遍。最高5000元，平均619元。全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新生儿，其中有249万产妇派送红包，以平均数619元计算，每年妇产科医生、助产人员的红包收受金额高达14.856亿元，相当于2008年３个北京首钢的利润。
《金陵晚报》的一位记者在2010年通过明察暗访大致了解了南京医疗界的红包行情：脑外科、胸外科等大手术： 1000元起价，主任医师2000元左右，知名专家3000—5000元；胆囊、阑尾等小型手术：500—1000元；产科医生：剖腹产400—2000元左右，顺产500元左右；慢性疾病：1000—5000元（根据疾病及医生的不同，多半会在不同的时间分次送出，一般一次200—500元）。
明明医生救死扶伤是职业操守，他们拿着工资，就应该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医生职责，尽心尽力治病救人，为什么患者还要额外“嘉奖”医生？
患者给医生送红包，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表示谢意，二是花钱买平安（医德）。
医生妙手回春挽救了家人的性命，即使在其职责范围之内，表示感谢也无伤大雅。如果数目不算夸张，与去餐厅等服务场所里给服务员的小费没有太大区别。恐怕，没有人会因为服务员以理所应当的表情收下小费而破口大骂，称其败坏社会风气。而表达的意思也不过是“区区礼物，不成敬意，略表心意”罢了。此时的红包，与古时敲锣打鼓大肆声张地送一块“医德高尚，妙手回春，医术高明，华佗再世”的牌匾异曲同工。
第二个理由花钱买平安就复杂多了。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从众效应，指的是个体迫于真实或臆想的群体压力，在认知上或行动上以多数人或权威人物的行为为准则，进而在行为上努力与之趋向一致的现象，既包括思想上的从众，也包括行为上的从众。大家都送了，你送还是不送呢？你坚持“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拿身体健康做赌注。万一你碰到的医生见钱眼开，偏要给你这个“忤逆者”一个教训，你还敢坚持你的原则吗？
而且，时有耳闻的医疗事故，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整个医疗群体的信誉度和美誉度。
5个月大的徐宝宝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不治身亡，在其病情加重期间，值班医生无视家长苦苦哀求，还玩游戏；湖北通城中医院给84岁的老人动手术时，阴差阳错，右腿骨折，左腿动刀；四川内江张厚明车祸受伤，内江市中医院医生在其未死亡的情况下，仓促做出死亡、“就地处理”的病情判断……
据国家卫生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遭遇“医闹”的医疗机构有80%；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的医院有70%以上；遭遇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的医院也有60%。
医院与医生的信誉严重缩水，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医疗事故会不会再发生。提高医院与医生的责任感，显然不能仅靠“医德”，任何对道德的约束只能依靠社会歧视，但社会歧视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用脚投票与吐口水，也很难促使医生迫于社会歧视压力，将自己拔高到“白衣天使”的道德高度上。
具体到个人，你软硬兼施，给医生戴道德帽子或进行制度、法律的“恐吓”，到底有多少效力，你心里没有底。最直接也最可能有效果的“花钱买医德”，成了一部分人最心安的选择。送医生红包，他们就会在值班期间兢兢业业，不玩游戏，在进行手术时也会更加谨慎，不会犯“左腿骨折，右腿动刀”的低级错误了。因为父亲患冠心病住进三甲医院实施心脏搭桥手术，“不送红包会心不安”的儿子给每个与手术相关的医生都送了红包，主刀医生2000元，副手1500元，普通医生1500元，连当班护士也塞了600元。
拿人手短，一些习惯了以冷漠示人的医生，在收了红包后可能就不会理直气壮地把惯常的冷脸拿出来，对患者的病情可能会多关注一些。但对于医生来说，收取红包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且抛开道德的拷问，如果手术不成功，患者病情没有出现好转，恐怕家属就会和医生撕破脸皮闹了。一旦潜规则被曝光，不管众人如何默认这个潜规则，医生也难免被戴上“缺少医德”的帽子在社会舆论中游街，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迫脱下白大褂。为一时红包之利，丢人又丢职位，这就得不偿失了。尽管收取患者红包，也有风险，但红包现象仍然大行其道，难道是因为部分医生“钱迷心窍”？
医生工资低，相对剥夺感严重是首要原因。在政府的价格管制下，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很低。如果一个医生向你抱怨，医疗行业也是个清水衙门，你大概会觉得他是无病呻吟。事实上，受制于政府价格管制框架的医生工资，的确不尽如人意。“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并不是空穴来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魏丽惠提供给我们这样的工资数字：
比如说做阑尾炎手术，国家明文规定，一台阑尾炎手术费的技术费是155元（不包括药品、纱布、一次性耗材）。但一台手术，不可能由一个医生完成，至少需要两个医生完成，还需要麻醉医生和护士。护士又是两套班子，分为手术室护士和回病房的护士。真正癌瘤手术大概需要1200—1800元钱。心脏手术费贵，贵在导管钱。骨科手术贵，贵在钉子和人工关节的钱。所以大家老在外面看医院费用很贵，但医生的价值没有真正体现。
在一个高级理发店，理个发还需要50元甚至上百元，而且理发只需要一个理发师和助理，无需动用更多的人力。即使做一个看起来不大的阑尾炎手术，也需要大动干戈，155元技术费并没有真正体现医生的技术价值。公立医院的价格管制，导致医生的工资偏低。民间医院十二分愿意给医生高工资，无奈民间医院不景气，数量少，品牌知名度不高，有些还有坏名声，医生也不会轻易去蹚民间医院这个浑水。
如果是同行竞争者如云，一片红海，为在争夺消费者来本院消费医疗服务中搏出位，倒也情有可原。相反，医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对自己得什么病、怎样治疗，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医生才有话语权。同时，中国的医疗市场化不足，医疗资源供给匮乏，很少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患者哄抢专家的现象倒是屡见不鲜。这是医生在卖方市场的独家垄断优势。
“物稀”，却不为贵，医生的不平衡感加剧，免不了“曲线挣钱”，患者又对送红包乐此不疲，于是医生也乐得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让送了红包的患者安心，自己也能弥补低工资的缺憾。
一方面，我们承认红包现象不是小概率事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相信，广大的医疗队伍中，还有一大批人与院士钟南山的想法如出一辙，“收红包现象极为丑恶，答谢医生有很多方法。医生最重要的是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是物质待遇”。他们一贯坚持医生良知，却不得不与业界收受患者红包尤其是大红包之人一起背负骂名，身心俱疲，这同样是社会的无形损失。
药价：你在为谁的回扣埋单？
你瞳孔中映射出来的中国医疗素描，是历史的真实表白还是喧嚣浮华的幌子？真相还是假相，我们竟一时难以分辨。有的时候，你眼里的真相并不一定就是真相。
当你因深陷医院高价囹圄而囊中羞涩时，你可能大骂医院是个彻头彻尾的奸商主义者。在前面我们发现，医生的手术费并不高，红包不一定要给，真正牵动高价神经的是药价。
马克思有一段精辟言论：“为了50％的利润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中国的医药，有一个长长的产业链。在药品从药厂抵达消费者的途中，有很多中间人隐藏在利益链条中，不放过任何一个通过抬高药品价格获取利润的机会。由于层层盘剥，一些本是出自寻常百姓家的平民药，也在利益链条的包装下，摇身一变成了令消费者咋舌的昂贵药品。
2010年5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披露，15.5元出厂的药品，在医院的价格高达213元，药价飙升了十几倍。
长沙一位患有卵巢癌的患者，在湖南省湘雅二医院进行化疗，化疗后医生建议其服用一种癌症辅助治疗药芦笋片，这种药品从医院购买每瓶要213元钱。后来，一位做药品生意的朋友告诉她，从他那里30块钱就能买到，而该药的出厂价只有15.5元，经过层层蜕变，芦笋片也麻雀变了凤凰。
药品利润之高，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药价飙升十几倍未免让百姓寒心。从出厂价的15.5元到消费者购买价213元，在整个产业利益链中，涉及人主要是药厂、中间商、医院和省物价局。其中，药厂负责提供药品，医院受消费者委托采购药品，中间商在药厂与医院之间牵线搭桥从中赚取利润，省物价局扮演指导价格作用，即医院在物价局的指导下采购药品。
一盒芦笋片，药厂给出的价格是15.5元，这无可厚非。经过层层加价，到湘雅二医院药品采购负责人手中，已上涨到招投标平台网上的每瓶185.22元的规定价，医院又顺加15个点，最终变成了213元。
湖南省物价局则给了与医院不同的说法，称芦笋片在2004年进入湖南省医保目录，2006年11月湖南省物价局依据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制定了每盒160元的最高零售价，2007年调整为每盒218元的价格，2010年则初步确定该品规药品的投标报价指导价格为每盒136元。
物价局承认，在芦笋片价格核定问题上，物价局工作人员存在把关不严、信息收集不全、工作不够细致的问题，在定价时没有认识到芦笋片每盒15.5元的出厂价和每盒30—40元的医药公司购进价等重要信息，导致136元的投标报价指导价偏高。暂且不谈销售价，只谈投标报价指导价，距离医药公司三四十元的购进价，也有100元的差距。这100元的利润，到底是如何分配到芦笋片销售过程的各个利润环节中的？某位长期负责芦笋片在湖南招标的采购人员给了我们这样的参考回答：
“给医生(提成)80元钱，小医院给不了80，大医院给80，就算80。”
记者问：“那湘雅二院卖得多吗？”
“卖得很多，一个月走七八件吧。”
那么，从136元的指导价到213元的销售价，相差又是近80元，医院到底拿走了多少利润，医生是不是又拿走了回扣？医院、医药公司等，各有各的说法，还未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但确定不移的是，医院、医药公司、医生、医药代表……都不同程度地从中分摊了利润，而暴涨的利润都是由消费者埋单的。
药价虚高，利润高达1300%，远远超过马克思所说的“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的300％。按照市场规律，一个利润高企的行业，必然会引发大批资本涌入，蓝海逐渐变成红海。竞争者越多，越容易引发价格战，消费者越容易渔翁得利，买到物美价廉的药品。与医疗行业相比，药品行业的门槛要低得多，对民间资本设置的关卡并不森严，整个行业呈现繁荣之势。2005 年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医药制造业企业约为 5000 家，还有7000家之多的医药分销商。医药行业蒸蒸日上，药品价格却并没有遵从市场规律，反而在价格虚高徘徊。参与其中的各个角色，热衷的不是比着降价，而是比着给回扣，市场规律成了小丑，最终埋单的还是消费者。
其实不足为怪。某个产品，其终端的市场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的繁荣程度。药品的生产与中间环节，市场化得再完美，到终端医疗服务出现市场化异化或违市场化，就会把整个产业链拖入反行市场化的漩涡。
首先，在消费者面前，医疗机构具有绝对的卖方垄断权，往往是医生说钉就是钉、说铆就是铆，消费者只有悉听尊便的份。医生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从理论上延伸出其药品话语权和较高的劳动价值。但是，由于特殊的价格管制，医生较高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不平衡感严重的医生难免会生出其他的一些生钱之道。医生的药品话语权，则为医生改走其他生钱之道提供了权力，药品话语权也有了寻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