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说的应用和起源
也许是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在应用研究。原始人选择地方建设房屋，是以安全、避寒、防热为主要前提，所以多选择在地势较高、隐蔽、不易受洪水、猛兽袭击的地方居住生存。后来，为了免受风雨、寒冷的侵袭，学会了观察山川江河的姿态、树木土石的变化以及风雨气象的转变，选择了避风向阳的地方居住，这些纯然是先人们的生活经验积累。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随即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和《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已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不同的地形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尚书》中，将当时的疆域以河流、山脉为界，划分为九州，这也是后来中国称为“九州”的由来。在《周礼》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相民宅”的说法，并有了“土宜法”这种相地的知识系统。《逸周书》记载“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二字呼应天时，附天观地，是当时百物的遵行规则，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为后世风水术的依据。周朝时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命周公相地，《尚书》记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可见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
先秦时期，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
到了西汉，相地术更是盛行。司马迁《史记》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到了东汉，人们开始重视丧葬，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兴起。东汉人非常注重居住环境，《后汉书》提到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家居原则，在后世都成为阳宅的基本理论。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魏晋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风水大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葬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首倡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迄今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巍然不倒。中国人习惯把郭璞称为风水鼻祖。
比较而言，隋朝人不太信风水，但出了一位有名的相地师萧吉，著有《相地要录》、《宅经》、《葬经》、《五行大义》等名著，为后人景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术也广泛兴起，同时更加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一大批名师。其中江西派风水师杨筠松在民间实践风水勘察和授徒起到了全面推广的作用。从那时起，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宫宅、乡村、墓葬都不同程度受到风水学说方面的影响。
因袭唐代兴盛的风水观，五代十国时各代皇帝都信风水，到后周时风水术被加入了许多迷信色彩，使世人真假难辨。
到了宋代，陈抟、邵康节、朱熹，以及蔡元定等著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从而出现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
明成祖是一位笃信风水的皇帝，这也导致民间全都讲究风水，风水成为明朝人一生中很重要的准则。北京名胜“十三陵”就是被风水大师廖均卿相中之地而推荐给明成祖，成为明朝皇帝的陵地区。明朝还有个传奇人物刘伯温，民间传说他精于风水，说定都金陵就是他相的地，有一本《堪舆漫兴》就是托名于他。
清代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堪舆工作，因为清代各皇帝都笃信风水，很重视陵墓方位。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明清两代，通过对各类风水学书籍的收集整理，以及学者们的不断探研，风水理论已相当完备。风水师的勘察活动已普及到从帝王宫殿到城乡民宅各类场所。
20世纪以来，风水学在旧中国曾大有市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上受到沉重打击，实践中却还不断在运用。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风水的重视以及它的适用性，使风水这门古老的学科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