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子弟，仅就曾纪泽而言，他从小在其父的教导之下，学习目的就很明确。他在《文法举隅》序言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院“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曾纪泽认为，时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人士子亦应随时势的变化去做真学问，而不去喊那种“泛泛悠悠无实际”的高调。他主张在西方文化输入之际，认清形势，放眼未来，脚踏实地，有目的地去做学问，使外国人认识到中国有亦有“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正是在曾国藩治学目的的影响下，曾纪泽在列强环伺、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势面前，认识到要使中国振兴，就应吸取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本着这样一个学习目的，他广泛涉猎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他三十二岁开始学习外文，后来在出使外国期间能用英语与外国人辩论，为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作出了贡献，以至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对他称赞不已院“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曾国藩的子孙大都未带兵打仗，而是投身于科技、文教界，这虽然与淮军兴起、湘军退役、兵权日落有关，但主要还是受了曾氏治学目的的影响。“格物”和“诚意”在曾国藩那里，就是要把做学问与挽救清王朝的命运联系起来，艮P学问之事就是研究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着形势的发展，曾氏后人大都放眼世界，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学。曾国藩的子辈、孙辈乃至曾孙辈大都恪守曾氏遗训，治学目的都比较明确。除前述曾纪泽一例外，我们还可从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她说：“我七叔对于我们教育贡献很大，他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甲午之战……他总要我们学新知识，尤其是科学与工程，我们后来学科学与工程，得他的启示不少。”不仅曾氏后裔对曾国藩治学目的谨守不一，旧时一般学人也大都对此加以效法。
譬如清末民初的王先谦，他继曾国藩之后竭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空疏浮华、与世隔绝的治学观。他说：“今日士习日非矣，然所谓奔走津要、荡无廉耻者，岂考据之学导之耶？彼身居津要，能通考据之学者谁耶？又孰肯持一卷汉学书以奔走达官贵人之门也？”主张做学问“意在救世”，即所谓“格物者亦以为格去物欲，还虚明之本体”，完全赞同曾国藩的治学观。
甚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在治学方法问题上，曾国藩所强调的“看、读、写、作”和“专精一业、专攻一学”的方法，更在中国近代士大夫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首先影响到他的子弟。从一百二十余万字的《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氏对于子弟在治学方法方面的教导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心血。钱穆评论说：
若论近代人论学，能有亲切的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在其家书家训中，有不少方法指点，虽若卑之无高论，却极亲切。如曾氏说：治学贵有恒，一本书必须从头到尾通体读。此语岂不只是老生常谈，似不成为一种学术专家之指示。其实读书若不能一书从头到尾通体读，无论是讲科学方法也好，提倡本位文化也好，总之是空论，非实学。
台湾又一学者侯王渝评论说，曾国藩以“涵泳”二字作为读书方法之一种去教导他的子弟，这种方法的确有它的好处：
涵是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少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为学也是如此。适度不多也不少，如得鱼水之快的乐趣，才能成功。
接着，他又指出，“曾家不但儿子明理达人，连女儿媳妇都要做读书人。曾宝荪的祖母（曾国藩之子纪泽的夫人）在文正公指导之下，研读大部头书”虞，且在学问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事实的确如钱、侯二人所言。我们从曾国藩家书及《曾纪泽遗集》中可以看到，由于曾国藩对曾纪泽在青少年时期的严格要求和循循诱导，曾纪泽坚持了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基本治学方法，不论是诗文、奏摺，还是日记、书札，都继承了其父的遗风。他不仅分门别类做到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有所收效，而且坚持博与专相结合，在各门学问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他顺应时势的发展潮流，悉心了解学习西方文化，在外交方面显示出他广博的国际公法知识，成为中国近代着名的爱国外交家。曾纪鸿作为曾国藩的另一个儿子，在其父的教诲之下，专攻数学、天文，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曾氏孙子辈、曾孙辈，如曾约农、曾宝荪、曾昭燏、曾昭抡等或是着名的文学家，或是着名的教育家，或是着名的考古学家，或是着名的科学家。这些都不能不说与曾国藩治学方法的影响有关。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对于清末民初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在他的师友、弟子和幕僚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尤其是他的嫡传弟子李鸿章、薛福成、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等人皆一秉师承。李鸿章受知于曾国藩最早也最深，他一生从军、从政，在学问上的成就不很突出，正如他自己所说：“忝窃高位，闻道虽早而离道太远，文笔弱劣不能自达其所欲言”；“鸿章事冗笔拙……创言造句不足以称其体”。但实际上他对于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亦有所了解和掌握。他曾告诫他的子弟：“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曰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又说：“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吟。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读书“譬如饮食，但得一肴，适口充肠，正不求多品也”虞。这显然是对曾国藩“学贵有恒”和“专精一业，专攻一学”的观点的复述和弘扬。其他如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吴、薛、黎，“皆亲从受业，守其师说，友教四方”愚。他们通过多年的苦读和勤思勤作，尤其讲究治学方法，终于成为清末较有成就的学者。
曾国藩死后，随着中国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迈进，在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之下，做学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曾氏的治学方法仍被一些人肯定和沿用，如王先谦、叶德辉、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贺涛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这种治学方法的影响。王先谦指出：“惜抱(姚鼐）振兴绝学，海内靡然从风。其后诸子各诩师承，不无谬附。……曾文正公（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今古。……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王氏本人的治学门径大都对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予以了继承和发展。民国以来，一般读书人也大都继承了曾氏的治学方法。如曾国藩所提倡的读书要多作札记，胡适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曰陈果夫在评论曾氏的这种方法时说：“读书如能随时做笔记，则进步最快。曾国藩是一位不甚聪明的人，但他一生的好处在有恒、耐心做笔记，所以后来也有相当成就。”
中国自古以来就比较重视学术与师道的问题。从孔子收门徒授教以后人们就很讲究这个问题，只是明末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封建士大夫在当道者的高压政策之下，为了猎取功名，不得不陷入模式单一、与世隔绝的读死书的困境，人们对于治学的目的不甚明了，对于治学的方法也不太讲究了。因此，曾国藩的治学观，除治学目的，即做学问应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观点体现了时代特点之外，其“看、读、写、作”和“专精一业，专攻一学”的治学方法则并非他本人所独创，只不过是他在当时重新倡导而已，并且因他在政治方面的声望，加之他身边聚集的众多士子文人齐声呐喊实行，使之颇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做学问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尤其在治学目的和内容方面有其阶级性，但不管是做哪种形式的学问，对于治学目的、治学方法，谁也不能不讲究。各人的研究兴趣、研究课题、研究目的和方法不尽一致，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你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是给自己看，还是给人家看，并解决实际问题？一般学者都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并且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既然如此，那就必须结合实际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学术本身存在的问题等等）去读书学习，去分析考察，从而使之得到升华，变成自己的观点，取得研究的成果。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要做到“格物”和“诚意”，而不肯漫无边际、毫无目的地钻故纸堆。要真正做到“格物”和“诚意”，取得研究成果，就不得不讲究方法。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在收集资料、处理数据等方面比过去已经要进步得多了，但是谁也不能用机器去代替自己的理性思维，最终还得我们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学术成果之鲜花。拿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需要我们动手、动口的机会更多，因而对于曾国藩所提出的“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的治学方法，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有限，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在广博的同时去专精，反过来在专精的同时又不断去拓展视野，更新知识，这样才能避免使自己收效甚微或一事无成。只有这样循序往返，学问才能不断长进。因此，曾国藩所说的“专精一业，专攻一学”的治学方法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