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这里所提出的摘抄之法，是一种比较科学实用的方法，尤其是在科举时代，这种方法--分类笔录正是作文章、夺取科名的必要途径，因而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特别是在那些学人士子之中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曾氏戎马倥偬，转战各地，但他仍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许多读书录，为后人研究他的思想和言行留下了第一手资料。在他身边或是与他比较接近的有学问的人，其中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幕僚，有的是他的朋友和同窗，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曾氏这种治学方法的影响。如俞樾、孙诒让、李元度、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大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分门别类地把学习的心得写出来，起先并未想到一定要流诸后世，后来，这些曰积月累保存起来的东西却成为他们极有价值的资料和着作。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所提倡的摘抄之法，在科学名目繁多的今天恐怕已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了。但是，它对于我们研究某一个专题（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来讲，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譬如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或者某个范围比较窄的问题，如果备有读书笔记或资料卡片，随时随地逐处留心，将相关资料日积月累地摘抄下来，就不会有“学到用时方恨少”的忧虑了。因为一个人的记忆和聪明才智毕竟有限，那种能把所读过的书、看过的东西全部熟记下来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正由于我们平时摘抄了这些东西，所以到我们研究某一个问题时就可以信手拿来，为我所用，以补研究资料之不足，估女学问的速度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曾国藩的治学观对
1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如前所述，曾国藩的治学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它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仍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产生着一定的影响。正如钱穆所说：“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曾国藩“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虽自谓精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矩雉，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盂从而，“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榆。
在治学目的方面，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举止言行无时无处不体现出其学问。他特别强调要把学习、做学问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即做学问要达到“格物”、“诚意”的功效，反对读死书，反对做无目的的学问。他本人一生都把做学问与处理政务、军务以及家庭问题放在一块，力求融于一体。在戎马倥偬的条件和环境中，他都坚持腾出时间来做学问，不论是他所写的读书札记、诗文、序跋，还是他所编纂的书籍和所写的书札，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他的这种治学目的，也在无形之中影响到他的子弟、师友和学生。
只要我们细心考察一下史实，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形：湘军将领中的大多数人，不管是秀才、举人、进士，还是无功名之人甚至武生出身者，在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玩命疆场的同时，都不曾放弃做学问，有人甚至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譬如，曾国藩的好朋友李元度在“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庄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从诸多史料记载可知，李元度对治学的确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他1862年罢职归乡后，朋友们均为他所受到的严厉处罚而愤愤不平，但他在曾国藩处世精神和治学方法的影响下，不为自身荣辱、处境难易所动，僻居山村潜心做学问，不分白天黑夜、寒暑冷热，执着追求不止。
1865年，因贵州发生苗民、教军和号军起义，李元度被起复原官“任黔南军事”。起初，他不想再度出山，因他的《国朝先正事略》一书正处于修订定稿阶段，后在曾国藩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成行。曾氏在书信中劝说道：“闻阁下率师入黔已否遄发？远追孟明匪懈之风，终策冯异桑榆之效，惟愿如尊函所言，黔事粗定，顺风回帆，以慰高年倚闾之望，是所切祝。贵军饷项，小泉当宽为预备，不至如昔年之穷苦异常。”此段文字的大意是：我听说你要率领湘军去贵州，是否已经开拔？此次你再度出山，远追春秋时秦国大将孟明历尽挫折最终获胜而归的遗风，最终达到如东汉大将冯异晚年成就功业那样的效果，我期望你能如你在书信中所说的，等贵州军事粗定后，即激流勇退，以慰年迈的母亲和亲朋戚友们对你的厚望，这是我所要特别预祝你的。至于赴黔湘军的饷糈问题，我会叮嘱李瀚章为你预先筹划，再不会让你像从前在江西、安徽等地那样穷苦异常了。曾国藩还在信中特意叮嘱：“大撰《先正事略》刊成后，愿得先睹为快。”李元度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终在赴贵州军次之前将《国朝先正事略》定稿，并请曾氏作序刊行。该书共计六十卷，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个大类，为清朝同治年前的1108人立传。其体裁具有独特之处，并体现出曾国藩治学方法对李氏的影响：一是叙述当代事迹，与一般史书体例不同，“即专主扬善”，“所录皆粹然纯诣”；二是对清代名儒“不分门户、渊源所在，各以类从”，不存在任何学术偏见；三是每篇文字中对传主的着述大都详列其书目、卷数，“以备志艺文者之捜讨”。的确，从学术的角度而言，该书取材范围广泛，记叙征引详尽，保存了较多原始资料，且对人物生平都有其一家之言，具有史料和研究参考价值。
在曾国藩的诸多幕僚和湘军将领中，李元度与郭嵩焘、刘蓉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均是曾国藩的好友加姻亲，满腹经纶，善于为他人出谋划策，但对从政领兵并不内行，并非统帅之才、当官之才。
而且他们都对学术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对此追求不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人生均坎坷多舛，充满着艰难险阻。他们都多次被贬官、罢官，没能在仕途上走到最后，但皆在罢官归乡后专心致志做学问，取得了十分突出的学术成就。相对于郭嵩焘和刘蓉而言，李元度的情况又有点特殊。他跟随曾国藩的时间最长，充当幕僚之职最久，从而对曾氏生平行谊尤其是治学观了解最深，受其影响也就更加明显。正如郭嵩焘指出：“文正公学行武功，震耀一时。君从事最久，受知亦最深，规模气象，仿佛近之，亦惟其文之足自显着以扬于无穷也。”进而，因李元度的官职地位没有郭嵩焘、刘蓉那样高，使得他有更充裕的时间着书立说，“君独以栖迟林麓，奉亲着书，极孝友文章之乐，为诸公所不能逮”。正因为如此，李元度在治学方面对曾国藩的观点也就理解得更加透彻。曾国藩多次说到平生有三耻，其中一耻就是认为自己一生因从政治军占去绝大部分精力，无暇安心做学问，为此感到愧疚羞耻不已。从而，当他得知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之后，便欣然应请为之作序，赞其“发愤着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认为该书可以“藏之名山，副上秘闻，久垂无穷”。
又如，早年与曾氏论学之罗泽南以儒生领军，“义勇愤发，本之问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后虽五十岁不足即被太平军击毙，然其一生勤学苦思，从不放松学业，着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皇舆要览》等重要着作。其弟子数十人，如王鑫、李续宜、李续宾等人尤继其师风。王耋于1853年从军以后，“军暇读《孝经》、《四书》”，“并常教士卒习字读书，日课《四书》、《孝经》，以义理反复训谕，而引论经史大义，譬晓耸切，听者至潸然泪下。追夜，营门扃闭，刁斗之声与讽诵声相间也”。王氏尤熟读历代兵书，着有遗集十卷。其部将张运兰、王开化、王文瑞、刘典、王开琳、黄万友、丁长胜、刘松山均受其熏染，大都在军事紧迫之际悉心学业，并有所成就。再如刘蓉、郭嵩焘，早年亦与曾国藩论学，甚相契合。刘、郭二人随曾氏从征以后，也是在戎马倥偬之际，利用一切空暇时间，着书立说，不稍懈怠。刘蓉死于1873年，郭嵩焘比刘蓉多活了二十余年。刘氏着有《养晦堂诗文集》十四卷，以及《思辨录疑义》等书；郭氏则着有《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叶使西纪程》以及诗集、奏疏和日记等多部作品。
上述数人都是与曾国藩同时代出身的士大夫，其功名虽有高低之分，学问成就也有大小之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参加过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军事斗争。他们有的是曾国藩的好友，有的是曾国藩的学生，他们对于曾氏的治学目的无不表示赞赏。譬如，罗泽南临死前就曾“索纸笔书曰：‘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把做学问与治国平天下紧紧联成了一体。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曾氏治学观的影响，并在学问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如上述刘蓉、郭嵩焘等就是例证，其余如彭玉麟及曾国藩四大弟子薛福成等人也大都如此。
如果说，以上这些人都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人，受其影响固不待言的话，那么比他稍后的人，譬如一些曾氏子弟、学生及一般学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氏治学目的的遗风的熏染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