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数人，都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对于中国散文理论和创作方法颇有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就的代表。虽然他们有的是曾国藩的亲信弟子，有的是封建正统士大夫，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思想家，有的则是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学术层次的人物，但他们都对曾国藩的学术地位，对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和创作方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应该说是符合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基本实际的。
关于曾国藩诗歌理论及其创作方法，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论及清代“诗教”时说：有清二百余年间，在政治上得高位而又能够充当诗界之主持者，在康熙朝时有王士稹，在乾隆朝时有沈德潜，在道光和咸丰年则有祁寯藻、曾国藩。钱萼荪在《学衡》第五十五期上发表的《近代诗评》一文指出，清末诗坛，并非死气沉沉，也出现了奇葩竞放，众响争鸣的气象。黄遵宪等人为后起之诗人，而在咸同时期，湘乡派诗人王阊运，自导孤芗，独深古调。钱氏认为，这是曾国藩在当时提倡宋诗的结果。同时，曾氏本人的诗作就起到了扭转诗风的作用。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则认为，曾国藩是清末“宋诗运动”的一个中坚人物，他使江西诗派得以复兴。陈氏说：
满清一代，仍然不少复古派，摹仿家，即如与近代文学有极大影响之曾国藩，他便是其中的一个。……暂且置他的古文不论，论他的诗。他的诗虽然有时某篇摹仿杜甫，某篇摹仿韩愈，但他大体究竟是学宋代江西诗派的始祖-黄庭坚。
紧接着，陈子展又指出：
谁不知道曾国藩是满清中兴的大将？但他同时又为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巨子，他的魄力还能使他为黄庭坚的功臣，复兴了江西宗派。这也不算奇怪，大人先生的心之所响，一经腾为口说，播为声气，足以转移风气，陶铸一世之人；……不过江西宗派，始于吕居仁一班人的互相标榜。吕居仁不算什么大诗人，所以曾国藩虽然诗宗涪翁，实不肯以江西宗派自居。于是学黄庭坚诗的人，兼及黄庭坚时代一班诗人的诗。郑珍、莫友芝、何绍基诸人如此，晚一点的诗人何独不然？自是“宋诗运动”成为同治、光绪间诗国里的一大潮流。直到现在，这个潮流才渐渐会要枯竭。这时期这一派的诗，称为“同光体”。
以上诸人既肯定湘乡诗派的产生是中国近代诗界一件大事，又认为湘乡诗派之始祖实为曾国藩。这种评价也是比较中肯的。
以上我们叙述的仅就整体而言，在这里我们拟就曾国藩死后至新文化运动乃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坛，学人士子们是如何师承、如何阐发曾氏文学理论及其创作方法的问题，作些分析考察。
19世纪末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展开了一场关于“道器”、“本末”和“体用”问题的争辩，反映在文艺领域中就是对于“雅俗”、“中西”、“才学”等方面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到文艺要不要变，怎样变的问题。曾国藩的弟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等人，为了扩大桐城一湘乡派的影响，特意突出曾派文论的正统地位。他们认为，桐城一湘乡派文论的义法之说，并不是派别之“私言”，“百余年来，……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他们面对文艺界出现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戏曲革命以及白话文运动的局势，表现出忧心忡忡的心态。他们认为，有些人制造通俗之作，实际上就是在废弃中学之体，是数典忘祖的表现。鉴于此，他们强调以雅洁论文这一标准，来维护曾国藩创造的文坛中兴局面。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以雅洁论文”呢？怎样才是“以雅洁论文”呢？他们认为，以雅洁论文，这是桐城一湘乡派传统的理论要旨。薛福成说：曾国藩“早尝师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这就是说，雅洁是桐城派义法的重要内容，也是桐城派文论的传统风格。这种传统风格必须严格遵循，不能抛弃。如果仅在名义上存在义法，实则“俚俗鄙浅”，将会贻误子孙后辈。这种“俚俗”之文，算不上雅洁，也谈不上是有义法之作。他们特别强调指出，只有遵循《左传》、《史记》这类范文的基本规则，摹仿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基本风格写作出来的作品，才称得上雅洁；而那些通俗之作、反映现实生活之作，应该列入“俚俗”的范围。因而，他们把时文、小说统统看成“固不足与文学之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顾”。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通俗易懂的作品“用功不深”，毫无实际价值可言。至于那些“常理凡语”，下笔即可成文者，虽然用功较深而价值不大，但尚可“无足议”。还有那些新的生活题材，虽然比较实在，但由于太现实了，所以也不能入文。他们举例说明，如“鸦片馆”之类的东西，就不能入文学创作之正途，把它们抛开在作品题材之外并不为过。总之，为了使文字做到古雅洁净，也可以不顾它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即“与其伤洁”，不如失真的意思。
必须指出的是，曾门弟子吴汝纶等人在强调“以雅洁论文”的同时，并不一味反对变革。例如，有人主张古文不应该分段、标点，并在重刻《古文辞类纂》时将道光刻本中的标点全部去掉，黎庶昌认为这样做不妥。他说，“因时适变”，“不得以古之所无，非今之所有”。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他们对西学也不是一概排斥，相反，他们有时还赞美西学的长处。在他们眼里，西学输入中国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要继续维持桐城一湘乡派文论的中兴地位，就必须依附于西学而生存，决不能让那些“俚俗”之徒去传播西学，去取代桐城一湘乡派文论的固有地位。因此，吴汝纶的弟子即曾国藩的第二代传人严复、林纾等人则以古文翻译西方书籍，借以传扬古文或诗歌的基本义理。吴汝纶对严复的译述之举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赫胥黎氏的《天演论》，经“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疆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他认为，如果西学“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
20世纪初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退出历史舞台，民主革命运动的逐渐兴起，以马其昶、吴阊生、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一湘乡派文人士子反复宣扬义法，欲以文卫道，以道保皇。他们的诗歌以及他们的古文很自然地遭到了人们的指责。于是，他们再度强调：“文字之谨严……须先把灵府中淘涤干净，泽之以诗书，本之于仁义，深之以阅历，驯习久，久则意境自然，远去俗氛，成独造之理。”并且，他们向人们反复陈说强调，“意境义法，皆足资以导后生而进于古”，这种流传于世的义法程式是不能革除或抛弃的，必须继续坚持并且发扬光大。林纾哀叹：“天下大势岌岌矣。今又屏斥其忠谠敢言者，使之汩没于诗流，栖隐于幽邃，资后世史家之叹惋。”为了达到以文卫道、以道保皇的目的，他强调桐城一湘乡派诗文衷道本经的原则。他说：“古文惟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于无穷。”“不本于经术，为言弗腴。”“古人因文以见道，匪能文即谓之知道！”因此，“经生之文朴，往往流入于枯谈；史家之文，又隳突恣肆，无复规检。二者均不足以明道”舆。总之，时人质朴而又充满情感的新文体不足取，只有曾国藩倡导的湘乡派文论才是正统，其宗旨就是求“近”与“是”的问题。“近”即遵循“圣人立言”之理，“是”则指言论不超越“伦常”的范围。他还认为，作家不在于“多读书”，也不必靠“广阅历”，而在于“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学，言之始衷于理，且与道合”余，强调只有这样，才是作文作诗的根本所在。
辛亥革命后，林纾、马其昶、吴阊生、姚永朴、姚永概、李克刚等湘乡派传人非常活跃。他们之中有的加入军阀政权，有的占据学校讲坛，凭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大搞文化复古。譬如，马其昶在民国第一次文官考试时就出了一个“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考题。以后，他们又组织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鼓吹孔教为“国教”；他们大力宣扬义法之说，试图定桐城一湘乡文为“国文”。他们起劲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牵强附会地把已失去生气的桐城一湘乡派古文与中国的文学精华扯在一起。林纾大声疾呼：
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趋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黯然而培，斯则事之至可悲痛者。俞当他们的呼喊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社会新潮流时，他们又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知识分子身上，要求青年学子“以古自励”，接过桐城一湘乡派文论的旧旗。林纾说：
人人皆悉心以古自励，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婚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方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不至于颠坠，末始非吾华之幸也。淤针对胡适等人“倡文学革命之论，蕲于废古文，用白话”，桐城一湘乡派文论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的局面，林纾在“作小说《妖梦荆生》诸篇，微言讽刺，以写郁愤”的同时，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表示：“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并明确指出，“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反复强调古文不可丢弃，白话文不可占据主导地位，“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综上所述，曾门弟子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第三代传人，都对曾国藩倡导的湘乡派文论加以了继承和发展，其在文学上的师承关系是客竹林七贤观存在的。但是曾门弟子生长的时代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这个时代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可以驰聘纵横的政治舞台，他们的立足之地仅有文坛与讲坛。因而，他们虽痛心于纲常名教的沦丧，但却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于是，他们便希望少涉纷杂，以具有“渊穆气象”的纯儒自处。他们所作的古文和诗文大都很少再去讨论“经世要务”，记述“当代掌故”，取而代之的是，或掇拾桐城一湘乡派的只言片语去敷陈生活，或在狭小的格局中，叙写着身边的琐事，咀嚼着淡淡的哀愁。虽然，有少数人如吴汝纶、林纾等，也曾苦思冥想，力图挽回桐城一湘乡派文论既失之地位，但他们却又无力于此，只得无可奈何地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子身上。
由于桐城一湘乡派本身创造力的衰竭，也由于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产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不断更新，使得它再也没有力量与铺天盖地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匹敌，曾门弟子不得不带着他们那充满忧伤的叹息销声匿迹，曾国藩在世时重新振作并崛起的桐城一湘乡派文论及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