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熏染磨炼而成的正统士大夫，曾国藩除道光年间在京城充当过几次主考官外，从狭义的范围来说，他并不是以职业教书先生的面目出现于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据此，我们能不能断言曾国藩毫无教育思想可谈呢？不能！因为，受教育的对象，并非专指在校学生，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父母对儿女、上级对下级、师长对子弟，均有教育的大学问体现其中。我们从曾国藩写下的大量家书、日记、书信等文字中可以窥见其随时随地注重教育之事实。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院曾国藩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而且他的教育理论及方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留下了一定的痕迹。
一“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教育的手段--馆塾的教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互相影响来实现的。因为中国旧式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通过这种正规的或不正规的、在校的或全社会的教育方式培养和陶冶出一代又一代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反过来这些被培养和陶冶出来的人才又不断地去维护、传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这是由政治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正如曾国藩所深刻指出：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俦，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侯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俦。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风未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
曾氏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角度追溯回顾了中国古代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充分肯定了封建教育对推行“礼治”所起的重要作用。
针对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中华大地，封建礼教日趋淡化，晚清政治腐朽、黑暗的现实，曾国藩很本能地把“隆礼”的问题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把推行“礼治”作为挽救时局、医治人心的治本之方。他说：“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淤又详细指出：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裁有定位，缕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以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曰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末始终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曾国藩在这里，把旧式教育的目的说得很明白，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去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即所谓“隆礼”--使人人养成一种善良的习惯。而形成了这样一种“隆礼”的风尚，人们既可以“辅世长民”，为众人之表率、楷模，又可以循规蹈矩，不失为自好之士。与此同时，曾国藩主张“天下郡县牧民之吏”，都应把“日教民以孝悌仁义之经”作为首要的任务。他认为，如果全社会都按照三纲五常立身行事，遵“礼”守“法”，那么封建统治的危机自可消弭，封建宗法秩序就会安然无恙。他说：“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这是曾氏教育思想的目的论，或者说出发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曾国藩教育思想的目的论
“隆礼”的另-野格物致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围“礼义”之士，或者说归绕着封建礼治去把人们培养成为根结底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的立足点是通过“格物”，即用外在的天理去印证人心中的已知之理，将其落实到每个人的言行之中。那么，人们心中的“理”究竟是指什么呢？按照宋明理学家的观点，就是仁、
义、礼、智、信等封建的纲常伦理。因此，“格物致知”，就是要去究寻与发扬存在于人心中的这种伦理。朱熹认为：
“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全体通明，只被昏医了，而今遂被磨去，使四边皆照见，其明无所不到。”既然“格物致知”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格物致知”要如何去实行呢？朱熹说：“然其格也，亦须有先后缓急之序。……今为学而不穷天理、灭人伦、讲圣言、求世故，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这是何学问？”于这就是说，人们的客观行为取决于主观追求的“天理”和“人性”。明言之，就是存在于人们自身的仁、义、礼、智、信这些本性的扩充和发扬，产生了人们的客观实践。曾国藩对于宋明理学家这种以“隆礼”--“格物致知”和“复性”说为基础的教育目的观，是完全赞同的。他明确指出，“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冶又说：“格物，致知之事也。……吾心，物也曰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他认为，这个“格物致知”的道理，就是能知一句便行一句，一分学问，一分实践，“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虞。这几段话集中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格物”既是取求于自身，“理”又是人们心中存在的“仁义”之类的善性。因此，“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恢复人性的过程。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曾国藩把教育看做是“隆礼”--“复性”的正确途径。他说：
常人者……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
很明显，曾国藩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隆礼”--“复性”。人们通过接受教育，恢复了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等“善性”之后，才肯做到“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觉地遵循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曾氏这种基本观点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教人为仁、教人遵礼”的主要精神。
与此同时，曾国藩强调要将“隆礼”这一目的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换言之，即强调教育的内容要始终围绕着如何维护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取舍。他说：
人才之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笔者按：指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曾国藩把教育的目的同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内容不必尽全其材，可以有选择、有区别地进行，重视个性的发挥，认为这是自古有之，“不必遽易前辙”。考据之学也好，辞章之学也好，“二者皆可入圣人之域”，只要不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教”的范畴，不管是采用哪个方面的教材都是可行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之中，首先强调的是义理之学，辞章、考据、经济三科要以明义理为归宿，必须正确处理它们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学之内，“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他明确指出“经济”之学是关系到政事、经世、济世的大问题。他在谈到“义理”与“经济”的关系时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即告诉人们，“经济”与“义理”，前者是用，后者体，二者是末和本的关系。总之，“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则讲的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
关于“辞章”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关系问题，曾国藩认为，“辞章”是阐扬“义理”的一门工具，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密切的。他说，“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同样可以发挥义理的作用。这与他在治学方面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突出义理之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对于“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曾国藩认为它们之间也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他主张调和汉、宋二学之间的矛盾，弥补其缝隙，以汉学--“考据”之学作为充实宋学--“义理”之学的工具，以“考据”作为明“礼”的手段。他说：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曾氏本人对考据之学不仅看得比较重，而且下了很多功夫。如他对《礼记》、《仪礼》等作过细心的考究，对有关史实进行了学术性的辩证，故李慈铭称赞他说：“阅《求阙斋读书录》，文正于《仪礼》用力甚深。”他所作《孟子要略》，分门别类，逐条作按语，用功颇勤。由此可见，曾国藩虽主守宋明理学，但他并非株守此一说，而是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对于在当时被常人视为枯涸无味的考据之学，他同样给予了重视。因为，他认识到“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的深层意义所在，即认识到“辞章”是载道之具，“训诂”是明礼之具，决不能有所偏废。正如他在给曾纪泽的书信中指出：
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是余所厚望也。
在西学以不可抗拒之势逐渐输入中国的形势下，曾国藩不是死抱祖宗之成法，而是放下架子，睁眼看世界。他在组织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家合译西方科技书籍的同时，还主张把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他都强调要“为我所用”，不能一概拒之于教育的大门外。他明确指出，采取这种使西学为我所用的态度，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自强”和“自立”，因而他主张把西方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放在“经济”一科之内。当时，曾国藩的正确主张虽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但他在奕诉、李鸿章、丁日昌、容闳、郭嵩焘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之下，坚持并推行这一新式的教育方针，从而表现出他经世致用、因时变通的深远见识。
从“隆礼”的目的出发，围绕着上述教育内容，曾国藩列出了《十三经》、《四史》、《通鉴》、《十子》、《文选》等数十种在中国古代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书籍作为有关教本。他在晚年还主张把有关“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方面的西方科技着作也作为学习的教材。总之，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隆礼”。在隆礼的前提下，教材可以多样化，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取。这集中反映了曾氏突破传统封建教育内容的一种大胆尝试，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河。
对于运用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去达到“隆礼”之目的，曾国藩主张首先应从生活习惯入手，而不是偏重于“学问思辨”一途。他在《答刘孟容书》中论及为学之道即在格物诚意，“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这就是说，他强调知行并重，强调教育要与实际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才能使被教育者成为“隆礼”、“匡世济人”的栋梁。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反复指出，教育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应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而有所选择。因此，他对于授教者即师长的才德甚为注重，要求也较高。他说：
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围棋论，生而为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钟、王，则众习于钟、王矣；教者苏、米，则众习于苏、米矣。推而至于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为转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是真无马哉！
上述这种观点与他所谓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强调教育方法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师长本身的学问操守如何。这个观点实际上指的是师友的教育问题。曾氏早年就在家书中提出了“师友夹持，虽儒夫亦有立志”的命题，说的就是教师的诱导、教诲，友人的积极影响，两者相辅为用的问题。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不可低估朋友对人的陶冶和浸染，故其对于择友很是重视。他说：“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资也。”他在京期间，常与师友切磋学术，获益匪浅，故以此告诫诸弟：“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在主张慎择师友的同时，着重强调师长对子弟的教育方法不能呆板化，而应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他以自身的经验教训来说明这个问题：“余从前教诸弟，常限以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所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愚又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舆。由此可见，曾氏反对死搬硬套，在强调“专一”、“有恒”的同时，提倡启发式教育，极大限度地调动受教者的学习兴趣。
曾国藩在强调因材施教、强调师长应作出表率、强调启发式教育方法的同时，亦重视教育环境的创造，注意客观条件的作用。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说：
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曰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
他在这里指出，某地人才的兴旺衰竭，一般是随当地之风气而转移的。有了良好的士风，后学者便会受其熏陶和引导；反之，若士风麻木、陈腐，则很难造就出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鉴于人才一般是随各地之风气而转移的客观实际，曾国藩认为，要使教育的功效大大增加，就必须利用各地良好的风气，去培养更多更合格的人才。因此，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