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墦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
他反复强调合适优良的环境，足以使人易于为善，正如恶劣、腐败的环境容易使人变坏、变恶一样。前者以直隶为例，正因为直隶自古有豪侠之风，乃良好之风气，所以他予以大力赞扬，并以此勉励直隶学人士子继承此种遗风。后者，即环境恶劣、风气很坏的地方，他认为不宜于人才的培养。他曾致书其弟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虽然曾国藩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优越的环境和条件，纯正无邪的风气，对启迪、培育人才是非常有帮助的；否则，师长无法督教子弟，求学者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去学习深造。然而，曾国藩并不是环境决定论者，相反，他认为环境恶劣、风气败坏的地方也可以读书学习，也可以去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关键在于：师长如何去创造条件，教好子弟；受教者如何去专心有恒，排除外界的干扰，发奋自立，用功深造。他说：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问立志之真不真。
又说：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他在这两段话中强调的是“自觉”二字，即提倡自我教育，也可以说是提倡自学。有了这种自觉，有了这种自学或自我教育的精神，优越的环境中可以读书学习，恶劣的环境中亦可以读书学习。这种自学的方法在他本人步入政界、军界之后明显地体现出来，同时他对子弟的教育也正体现了这个方法的特点。
总之，上述诸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现了曾国藩关于客观与主观、主动与被动的辩证观点，即不是把环境、条件与人的学习自觉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视为一种可以互相转化、互相促进的矛盾的有机结合体。
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的教育思想虽主要是体现了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造就人才的特征，但曾国藩毕竟不同于一般顽固守旧的正统士大夫。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之际，他不是狂妄无知，死抱成法，而是因时变通，具有有识之士的开放意识。在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化教育，有不少地方比中国先进，值得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于是他倡导推行洋务运动，与李鸿章等人先是在江南制造局内聘请洋人偕同华人设立翻译局，翻译西方载籍，供中国人学习参考；继而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专门化学校，直接造就近代化人才；后又奏派幼童赴欧美留学。
关于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曾国藩在与李鸿章的合奏中说得非常明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正如薛福成所指出，“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以及“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曾国藩这一举动显然与他所主张的在优良环境下兴办教育、培育人才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一方面曾氏认为中国的教育必须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另一方面，他反躬自省，认识到西方文化确有比中国文化优越之处，外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以及教育内容均具有优良的地方，只有虚心学习，吸取其长，中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他考虑到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洋人的入侵，中国急需一批善于和洋人打交道的外交人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中央朝廷虽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与洋人有关的事宜，并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在上海和广州等地设立了“广方言馆”之类的教育机构，但因种种原因，远远不能应付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同时，曾氏又考虑到，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员。况且，西方许多国家也是通过互派留学生了解和吸取对方之所长，让留学生归国后“分科传授，精益求精”，这正是这些国家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也必须这样做。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仍抱持这样的旧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升官发财，才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终南捷径。至于进洋学堂、出国留学之举，往往被许多人嗤之以鼻。但曾国藩等人不顾利害得失，毅然全力支持容闳的遣送幼童出洋留学的教育主张。
关于中国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经过，容闳说：“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着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尝者，遂跃跃欲试。”
于是容闳撰摺为四条，将自己的教育计划全盘托出，寄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清廷。其中第二条说：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
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名中，
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
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着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可是，此摺递上后两月有余不见回音。原因主要是军机大臣文祥因“丁忧”奔丧守制，摺件被搁置一旁。随后，文祥又逝世。正当容闳以为自己的满腔抱负即将化为泡影，甚感彷徨苦闷之际，适逢曾国藩奉命在天津查办天津教案，容闳即通过丁日昌的关系，面晤曾氏，重提遣派幼童出国留学之事，结果如愿以偿。容闳闻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感其为僵卧床第间”。两天后，由曾国藩领衔，李鸿章、丁日昌、容闳等署名之拜摺飞递入京，不久上谕“着照所请”。1872年7月，中国第一批留洋幼童的出国准备工作就绪，8月11日即由上海奔赴美国。此时，曾国藩已作古矣。
还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积极支助容闳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机械学校之举，亦与他主张“西学为用”，开创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事业的思想相关。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考察，亲赴江南制造局参观，容闳为陪同人员。当曾氏看到那么多新式机器自动运转，并制造出各种军工产品而露出喜悦之情时，容闳即趁机向曾国藩提出，应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一所机械学校，向中国青年工人讲授机械制造原理，并给他们实习的机会，以期将来可以由中国人完全独立自主地管理工厂，使用、修理并制造机器，不再仰仗外国工程师。曾国藩听后表示赞许。容闳在其所着的《西学东渐记》中是这样描述这所学校的创设经过的：
一八六七年，文正得李文忠襄助，平定捻匪，乃至南京就任两江总督。未抵任前，先于所辖境内巡行一周，以视察民情风俗。而尤注意者，则其亲创之江南制造局也。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
这所由曾国藩赞助、容闳精心主持的新式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早期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页。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整个教育思想显然包含有近代化的成分。他从主张教育是为了“隆礼”到提倡“西学为用”--兴办和支助新式教育事业，这一发展和转变，说明了他与顽固守旧论者有所不同。他比较开明，能因时而变，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樊篱，不像顽固守旧论者那样迂陋拘虚，冥顽愚昧，说出“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那样荒唐可笑的话，做出见到洋人便“掩面以避之”那样供西方妇人茶余饭后引以为笑料的事来。这正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复杂多变这一基本特征在曾国藩等有识之士身上的反映。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居长，次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个弟弟中有三个随他读书、作战在外，只留国潢一人在乡主持家务。曾国藩对他们均加以严格训导。
对于子女曾纪泽、曾纪鸿、曾纪芬等人，曾氏更是谆谆善诱，家信未尝间断，详详细细，无微不至，希望他们对先世家风谨守勿失；唯恐因自己地位渐高，家中子弟有所倚仗，而流于骄侈，致失家风，贻误后辈。可见，曾国藩对于家庭教育一事一刻未曾放松，他的家庭教育观在他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
曾国藩认为，家庭教育的好坏首先归根于士大夫之志趣和学术的好坏。他说：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谦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措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惟周家开国，幽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厚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很明显，曾国藩将家道之兴衰归根于士大夫之志趣、学术的好坏。这种观点显然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大学》所说的“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的思想。同时，也因其父“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其母“情爨必躬，在祖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更因曾氏治家“一切以星冈公为法”，“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而形成的先世家风，使得他把家庭教育看得特别重。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与其政治观息息相通，并且强调治家和治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他在家书中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常人处世立足，就应当“力崇俭德，善持其后”。当然，先世流传下来的规矩，所形成的风尚，不只靠一二居高位之人来维持，更要靠众人来谨守遵循。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又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余由此可见，曾国藩把其政治观中崇尚礼治的思想贯穿于家庭教育中，并始终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经义放在重要的地位。这就说明，曾氏家庭教育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一家或几个子弟的范围，而是把这种教育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来加以考虑。
虽然，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与其政治观息息相通、紧密相连，但两者并不是完全混为一体。因为，家庭之组织与国家之组织，其成分毕竟有所区别。家庭之组织，以父子兄弟为中坚。欲求家事之顺遂，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国家之组织，以君君臣臣为中坚。欲求国泰民安，当以君明臣忠为准绳。然而，国家主要是由无数个家庭组合而成，因此家庭教育是起点，也是基础。曾国藩常教训其子弟：“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众所周知，人类历史进入到父权社会以后，家中事务多由男子担当做主，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更是如此。一家之中，就名分而言，有父子兄弟之别；就性别而言，有男女之分。男子在家庭中占有主导地位以后，其责任更为重大，而妇女往往习于骄奢淫逸。因此，曾国藩从家庭全体成员，不管是男是女，是长是幼，都应有出息，不致家道败落的信念出发，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然而，古往今来，家世衰败的事例真是太多了！究其原因，曾国藩认为，“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从理论上来说，家世兴衰，与“勤、敬”二字有绝大关系，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都是如此。他说：“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从事实上来看，亦是如此：“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能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也有贤智风味。”他认为，理论与事实都足以说明，“勤、敬”二字是家世兴衰的基本准则。
由于曾国藩对家世兴衰好坏的原因有着深刻明了的认识，所以他对于家庭教育的方法非常讲究。他严格要求子弟恪守祖训，即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为要务。他对其弟说：“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愚从这里可以看出，曾氏家庭教育首先强调的是，须以远绍祖德、维持家教为主。具体到如何亲自教训子弟的问题，曾国藩更是不遗余力。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集中体现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而以力戒傲惰为关键。他常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并以少时与其弟在乡下卖菜篮、拖碑车的往事激励在乡主持家政的曾国潢切莫丢弃农家本色。曾国藩觉察到，曾氏子弟已多少染上了骄傲习气，有的人甚至开口闭口议人长短是非，特意指出这“均非好气象”。他反复提醒弟弟曾国潢要好好管教子侄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在教育子弟戒傲戒惰的同时，曾国藩还主张力戒奢侈。为何要戒奢侈之弊呢？他明确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