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儿时就常常听闻父老乡亲讲述曾氏家训的有关内容，可见曾国藩的治家遗风已广泛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民众之中。如果说我的家乡因是曾氏的故里，一般乡民对他另眼相待，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当我涉猎有关历史资料，看到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都把曾氏家训奉为至宝，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定的痕迹时，我更加感到惊讶不已。一部厚厚的《曾国藩家书》，在网络信息冲击、图书销售并不景气的今天，仍能由多家出版社一再重印发行并经久不衰，实在是当今社会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并不是意味着人们要走回头路，特别喜爱封建社会的那一套东西，而是说明：人们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憧憬未来的过程中，想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资借鉴的东西。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的第五个事实。
中国有自己的文学，中国也有自己的文学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曾有过几次文学的兴盛时期，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文学家。但是，满清入关，为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大兴文字狱，不许人们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严重束缚人们的文学创作思维，使文学陷入空洞浮华、模式单一的绝境。曾国藩科第早达，仕途顺畅，青年时期的艰苦奋斗为他做学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因戎马倥偬，光阴耗费，他留给后世的学术着作并不是很多，然而人们对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却有着一致的看法：曾国藩在文学方面的造诣颇深，他的诗和古文堪称一世之楷模，为不少文人学子所效法，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曾氏作文、作诗，主张朴实无华，重视情理的发挥，从作品内容到形式都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一度沉寂的桐城派古文重新振作，湘乡诗派异军突起于近代诗坛，流行于中国近代社会达半个多世纪。不仅他的四大弟子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秉承师风，而且后来的王先谦、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陈三立、郑孝胥、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的诗文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的第六个事实。
人才难得。人才的多寡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兴衰及事业的成败。因此，自古以来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任用问题。科举考试中就专设有一科考察人们对人才的荐举、选拔和任用的能力。曾国藩熟谙历史，对人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其从政治军的实践中，又对传统人才理论加以了发展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收到了极为显着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不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是晚清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说，曾幕着名幕僚达到八十三人。而据笔者统计，曾幕幕僚实际超过四百人，重要幕僚达到百人以上。完全可以说，曾国藩幕府各种人才都有，真正成为当时全国人才精英之大本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幕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以后都成了各方面的有用人才。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单就政界官员而言，曾国藩在世之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达二十二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则更多。在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后，又增加到总督以上者十余人，巡抚十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参将、副将不计其数。造成这一特有文化现象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曾国藩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作用。
单就任用人才而言，曾国藩突出的是“广收”和“慎用”四个字。“广收”在曾国藩那里体现出的是不拘一格，“官绅并用”，尊卑并用，不分地域，多方收罗，不分才能大小，虽一技一艺，概予甄录。从曾幕众多幕僚的入幕经过可以看出，曾国藩延揽人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幕僚的籍贯分布则体现出广泛性和多样性，在以两湖三江人士为主体的同时，涉及大半个中国。“慎用”在曾国藩那里体现出的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就像使用器具一样，真正做到了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就予以合适的安置，极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尽管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和其幕府的形成，带有时代和阶级的深深痕迹，譬如他很重视培养有“忠义血性”的地主阶级人才，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的人才观在主体上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然而，曾国藩的人才观除了具有历史局限性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今人借鉴吸取的地方。“从政要学曾国藩”这句话之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广泛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外乎人们]对曾国藩的人才理论及其突出的实践功效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的第七个事实。
总之，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多种多样。他们有的走在历史的前头，有的却在拉历史的后腿；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却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事实的简单提示（后面各章将详述），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粗略的总体认识：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不仅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且直到今天，人们在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及观念形态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时还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尽管其消极的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与社会的进步，但其积极的成分则可为现今人们的思想言行提供借鉴。这就是我们要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进行专题研究的主要依据所在。
三如何突破这个主题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如何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角度来对他作出新的评价，尤其是如何说明他与中国近代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在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该运用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去恰如其分地把握住这个主题、突破这个主题。
自曾国藩死后一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思想和言行已经作过众多的分析考察，成果可谓不少。然而，在旧中国，一般人都把曾国藩美化成至高无上的“圣人”、“完人”；今天则仍有人把他斥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汉奸”、“刽子手”和“卖国贼”，认为他毫无可取之处。应该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性，即两者都是从政治的需要和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说明曾国藩是如何如何地伟大，或者是如何如何地反动，因而都有片面性，只不过前者的片面性更多一些而已。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御用学者们，大搞文化虚无主义，用预定的政治模式严格限制学术研究的进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拿某种先验的原则去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我们的研究陷入了一种窘境。正由于这种情况，使我们的研究不得不根据某种未必科学的标准去剪裁历史、选择史料，使历史像恭顺的婢女那样任人打扮，像一块布料那样被人东剪西裁。对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作用渊这种作用是好是坏，是积极还是消极，是进步还是反动暂且不谈）的问题就是这样。因此，用人为制定的某一标准去评价，并不能反映曾国藩本身思想和言行的客观实际曰用阶级的义愤代替科学的研究，更不能判断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及两者的内在联系。
那么，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方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呢？我们认为，只有遵循唯物史观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运用适合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才是唯一的出路。
首先，我们应当从中国近代史上客观存在的文化事实出发，去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问题进行细心的分析考察。恩格斯说过，科学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列宁总结唯物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其中第一点便是强调“观察的客观性”。我们认为，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来说，也必须如此。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现象，凝结为前人的着述和流传至今的文化遗物。因此，我们对于本专题的研究必须从整理有关中国近代文化的资料（文献、遗物）着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便从真实反映曾国藩本人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客观事实出发，去寻找其中的内在联系，描绘出两者之间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的真实过程，决不能从主观设想出发，对其任意解释。
其次，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用中国近代生产、经济、政治的社会存在来揭示其文化现象方面的本质及其过程。人们的意识、思想观念来源于客观事实的存在，这已经不是哲学思辨的问题，而是已经为心理科学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马克思指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意识，归根到底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客观存在，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文化的范围比意识更广泛，但与形成意识的精神生产紧密相连。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时代的生产、经济和政治，也就无从了解这个时代文化的基本内容。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哲学家或哲学体系，都根植于当时社会的生产、经济和政治活动。文学更是如此。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把它比做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列宁说，托尔斯泰“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托尔斯泰主要是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的”盂。显然，不了解这一时期俄国的经济和政治，也就不可能了解托尔斯泰的文学内容及其价值。同样，如不了解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政治，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曾国藩及中国近代文化的客观实际。因此，我们要如实了解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去寻找现实的答案。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虽然人类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生产、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但是它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各种文化形式具有相互间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从而也就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我们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曾国藩，既要认清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同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更要说明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并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不仅需要我们指出它与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需要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具有阶级性的思想文化作出阶级的定性分析，而且还要找到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相互联系的一切中介环节，尤其要具体研究中国近代这个特定时期的各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譬如，研究曾国藩的诗和词，当然要研究中国近代特别是咸同时期的政治状况，同时又必须参考当时儒学思想和西学对文学的影响，考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和词在形式上的发展，以及曾国藩的诗和词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因此，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要根据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来研究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这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便是接受和表述文化一方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以及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而正是这种环境和条件决定了曾国藩以及中国士大夫们是怎样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消融、吸收和拒斥、改造的。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崛起、影响和衰落，的确也证明了中国近代特定的环境和条件的客观存在：正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日益加剧，以及清末社会危机与士大夫生活信念的变化，使得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为适应新时代形势的发展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正是由于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烈火最终被扑灭，对西方文化的部分吸收以及洋务事业的兴办，中国近代社会的日益半殖民地化，和士大夫忧虑、空虚、幻灭感的剧增，使得曾国藩被封建统治者及较大一部分知识阶层奉为楷模和万世师表。总之，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分析考察，明了中国近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变化如何作用于社会心理，并通过社会心理影响中国近代文化领域，明了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心理，并且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施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