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虑”、“血诚”和失望--曾国藩对清末政治的关注和批评
曾国藩早年溺于文辞，忙于科考，于政治一途，了解并不甚多。在1842年至1851年这十年间，可以说，他过着安闲自在的京官生活。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等职。这些官职地位不低，但毫无实权，也无事可做，只不过“为储才养望之地”淤而已。同时，他又担任过礼部、工部右侍郎等职，实际生活情形也与在翰苑差不多。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了解社会政情，时与师友通信联系，在讨论学术的同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从而使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以及往后数年间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更促使他花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寻求治世良方。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大量的战费支出，战争失败以后巨额的赔款，都一齐强加在人民的头上。五口通商，关税协定，外国商品自由地、日益增多地倾销中国，鸦片输入也逐年激增，这一切都使得白银如流水般流入外国人的腰包，银贵钱贱的情况特别严重。人民用自己生产的物品卖钱，再换取白银纳税，又要遭受更深一层的剥削。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加之封建官僚地主趁火打劫，贪婪地兼并土地，致使人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得无数农民无以为生，被迫流落他方，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生存，为了免于死亡，人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向封建统治者展开反抗和斗争。这种反抗和斗争，当时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到处发生。如1842年武冈曾如炷领导的阻止米谷外运的斗争；1847年道州李魔旺与官军的对抗；1849年耒阳杨大鹏等千余人的抗粮起义；同年，新宁李沅发旧部继续发动起义，转战湘桂边境十余州县。湖南以外，捻党活动于山东、安徽、河南一带；天地会遍布于长江流域及南方数省；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武装，更在拜上帝会的名义下蓬勃发展起来。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曾国藩办事衙门的高墙内，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悠闲自在的心灵。正是这种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以及他于京官生活中获得的丰富阅历和与师友通信联系所得来的认识，使他敏锐并深刻地看到了清王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通弊。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唯一的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从维护清王朝、忠于皇帝的信念出发，对于清朝政治的腐败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不满越多，批评越尖锐，越能表明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对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忠诚。
鉴于自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十余年间，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的实情，曾国藩忧心忡忡，并对其原因作了概括性的总结。
首先，世乱是由于官吏的贪暴和腐败。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至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推本探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官吏的贪污。他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指出：
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故矣。
其结果也就是酿成官逼民反，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局面。
其次，世乱是由于是非不明，用法不当。曾国藩认为，吏治之所以腐败，农民起义之所以不断发生，虽有诸多原因，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缺乏公正之舆论，不能将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不能对那些造反者严加镇压，主要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封建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他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于他继而表明自己的心境说：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家国，已非一曰。偶有所触，贝胆，又与掀振一番。
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对于时势的纷扰，对于人心的麻木，对于有法不用、他那痛心之感、愤慨之情油然而生。
再次，世乱是由于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曾国藩认为，这个问题为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远比前面两个问题严重得多。他激切地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这种情形，体现在官僚士大夫身上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朝野上下，各级官吏办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他认为这都是人心陷溺的表现。从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锁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正是当时官吏腐败实情的真实写照。由于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由于他感到问题日益严重，所以他在咸丰皇帝践祚之初连上奏摺，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在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摺递上后并未产生什么效果，相反，清朝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方向迈进。太平天国运动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大火向东南各地蔓延。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是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四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中央朝廷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懵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做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首先从整顿军务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对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进行了揭露：
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这样的军队，能够胜任“剿贼”的重任吗？显然不能。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改变这样一种将不能用兵、兵不能用战的被动局面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永远也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明确提出迅速裁减兵额以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他具体解释道，此举如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又可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观。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危急，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心情十分沉重。他自叹道：“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言辞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的“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曾氏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谏。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嵌，而遇事不敢退缩。
此疏大体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拘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妥。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相反，“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譬如姚莹年近七旬，威望颇高，却“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地位低微，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要求言以广，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摺，其中确有“嘉谟至计”者，要予以奖励。但结果如何呢？“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对一些人稍有奖许，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因而，这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愚。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谏。曾国藩说，皇上继位以后，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冶，这是失信于臣工的表现。况且，目下形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能否成功，尚无把握；艮P使一时取胜，皇上则会由此“i胃天下无难办之事，目艮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
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知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猝（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宵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再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的大政方针仍极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更加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的感叹。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追至有清，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词，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入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甚。曾国藩能在一两年之内连上数摺，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辞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的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和对封建统治秩序大乱已至的深深忧虑。
二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冶”和“以礼治人”
如前所述，曾国藩对清末政治的尖锐批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因此，他主张用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的“礼”--“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来阐述和实践其政治抱负。
曾国藩在农民起义如熊熊大火燃遍各地之际，特别强调要拼命维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并把“礼”看做是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他明确指出：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着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在这里，曾国藩详尽考究、评议了历史上关于礼的运用过程。很明显，他特别强调的是“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突出了“礼”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曾国藩提倡的“礼”，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我们知道，儒学的核心之中包括了“礼”这一重要内容。“礼”在封建社会文化中占有明显的地位。“礼”即礼仪、礼制的礼，由孔子所阐发而经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宋明以来得以不断发展和强化。“礼”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别尊卑、明贵贱，区分上下、亲疏、长幼、男女的等级差别。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这都是礼的道理和规则。在古代，有关君臣父子、文武百僚、士农工商、庶民百姓等等，礼的规定都非常严格，越礼是不允许的。所以，礼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也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更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而采取的一种组织制度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