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期，王德亮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一书。作者在该书《自叙》中表明其写作目的是：人们往往说曾国藩“为效忠异族，扶满抑汉，昧于民族大义，甚至诋之为汉奸者”，原因在于“不深谙曾氏所处之环境也”。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决心“揆诸本证而协，验之旁证而通，虽别开生面，与时论抵牾，然学贵创获，不尚雷同。……
意在发潜德幽光，使曾氏之苦心孤诣，大白于天下，不致再蒙不洁之名耳”！通过专题性多方位的考察，作者认为：曾国藩实“有功于国家民族”，其“人格”、“学说”、“勋业”是“历万古而常新”的，他的确“不失为古今完人之一，允堪为国人效法者”。此书虽从学术的角度纠正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为突出排满革命而在民族问题上造成的混乱，其写作方法也有新颖之处，但它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把曾国藩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死力卖命的“功业”加以全面肯定和美化。尽管作者一再声明，他写作此书的动机是为了在抗曰战争的“精神动员方面”，使国人读了该书后，“感发兴起，同仇敌忾，加强战斗意志，与政府国策相配合，早日逐敌于国门之外”。但作者本人是一个在国民党中央集训团党政班受到蒋介石的言语熏陶，“凛然有动于中”的御用文人，该书实则是其无法抑制心中的激情而摇动笔杆，借历史为国民党统治大造舆论的产物。作者甚至把蒋介石同曾国藩加以对比来探索其中本质的联系：“总裁与曾氏，虽时代有先后，而其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世变，秉承中华固有之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之需要，气度宏阔，广包兼容，坚忍卓绝，力图自主自强，践履笃实，以诚为一世倡。”并认为由此可“窥见本党与湘乡之渊源”榆。从而，使得该书的政治性大大超过了学术性。
在这个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倡导，曾国藩被尊崇为青年学习的楷模。陈清初的《曾涤生之自我教育》这本小册子，作为《革命青年丛书》中的一种，于1942年由真实出版社出版，流传极为广泛。该书从“养生”、“持身”、“为学”、“省克”、“治世”五个方面，辑录了曾国藩的有关言论，并在每篇之前作了详尽的评析阐发，试图以此作为座右铭，号召广大青年像曾国藩那样进行自我“修养”和“立身行事”。作者指出，“曾涤生生于半耕半读之家，与国人之一般环境正同”，然而“曾涤生本属中材”，之所以能“特立独行，自拔于流俗”，原因就在于他“能一意师心，痛切反省，以倔强之态度，拼命自强”。总之，他的事业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自我教育”。这类书籍的学术性很弱，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是很明显的。
曾国藩以儒生领兵，能够统率数十万大军最终打败太平军，在种种客观原因中，他的“知人善任”的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方面，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于1947年由交通书局出版，集中论述了曾氏的人才观及其用人成效的问题，全面肯定其“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此书虽相较于其他各类有关曾国藩的书籍，学术性明显增强，但其方法和观点仍然突破不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老框框。
1938年，蒋廷黻写的《中国近代史》作为《艺文丛书》中的一种公开出版，其中专门有一章是论述洪秀全与曾国藩的。作者认为，“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的事业的成功在于组织和训练湘军，尤其是他对士兵的“精神教育”。这种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这是因为，曾国藩认识到了“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作者指出，曾国藩为清朝效力的事实是可以原谅的。其理由是：第一，曾国藩的忠君，是由于他所依持的立场是旧礼教，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依靠的对象和基本力量；第二，他寄希望于清政府在经过农民起义的风雨之后，能够有“相当觉悟”，实行改革自救；第三，最主要的是曾国藩害怕清朝的灭亡，会引起长期的“内乱”而导致亡国之祸。因此，在维持清王朝政局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事业分为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蒋廷黻认为：“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与此同时，作者认为曾氏的事业不彻底、不成功，仍不能救国救民族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西化方面做得不够。这是因为：“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作者对于曾国藩对中西文化的选取存在两面性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中肯的，但他要求曾国藩“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观点却是不科学的。
总之，上述这类主要从政治需要出发而出版的有关曾国藩研究的着作，很难历史地、科学地表述曾国藩一生思想言行的客观实际，只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在20世纪40年代，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另一条战线上拿起手中的笔，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曾国藩的思想言行，出版了几部有关曾国藩研究的小册子，其中以范文澜所着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最有代表性，该书于1948年出版于华东新华书店，新中国成立后附录于《中国近代史》上册再次发表。
作者在该书中对曾国藩作了全盘否定，其基本论点是：曾国藩是“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降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作者明确指出，在有关曾国藩研究问题上造成政治观点“一边倒”、齐唱颂歌这一局面的最终原因，是由于剥削阶级有意混淆视听，把曾国藩替封建统治者卖命、残酷镇压人民革命的“这些本来就是公开的在当时妇孺皆知的事实”，人为地“隐蔽起来”，同时“又捏造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在这种评价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屠杀革命人民，他们的政治观和历史上的曾国藩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表面上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冶，但在实际上“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无庸讳言，该书的政治倾向也很突出，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系统而又科学地研究曾国藩的着作。尽管如此，它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述曾国藩的一种尝试，对于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丑恶行径，唤醒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它打破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对曾国藩大唱赞歌的言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
综上所述，20世纪30至40年代有关曾国藩的研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要么把他美化成至高无上的“完人”、“圣人”曰要么把他斥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我们认为，这两者都主要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来说明曾国藩是如何的伟大，或是如何的反动。从而，其学术性被大大削弱。事实证明，用人为制定的某一标准进行评价，并不能反映曾国藩本身思想和言行的客观实际，用阶级的好恶感代替科学的研究，也不能判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就大陆学术界来说，对曾国藩的思想言行仍然予以了全盘的否定。这个时期，有关曾国藩研究的大部分专着虽由于史学领域尚处于开创性阶段而未及问世，但仍有不少论着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曾国藩评价的问题，所持观点和结论与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的评述没多少差别。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两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是把对曾国藩的研究视为“禁区”。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曾国藩这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不敢涉及。二是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研究，大搞影射史学。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在“立足于批”的思想指导下，对曾国藩的否定也就愈益升级。尤其是在1974年前后，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人们把批判孔子、批判曾国藩与批判林彪一起进行，而且在批判曾国藩的同时，连同他的思想中某些合理的东西也不加区别地全部抛弃掉了。
这一时期，有关曾国藩研究的专着寥寥无几。其中有一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的《从孔丘到曾国藩》，完全是从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角度来评价曾国藩的思想言行的，其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研究的特点很突出。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曾国藩》这一小册子，尽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印行的，但它仍然带有极左思潮的深刻痕迹。
就专门性论文来说，虽然在这三十年时间里曾公开发表了三十余篇，绝大部分在1974年至1976年见诸报刊，但其中评法批儒的时代政治印记是很明显的。有一篇题目为《曾国藩的〈家书〉与林彪的“教子经”》的文章，认为曾国藩的《家书》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无非是“教子‘克己复礼，、教子卖国求荣、教子耍两面派”。进而，作者把曾国藩的《家书》与林彪的“教子经”硬性联系在一起，认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只要我们细心考察一下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基本生平事迹，就会得出与此不同的看法。尽管曾国藩的《家书》中存在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但其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与整个近代文化具有连续性。况且一个人的成长虽与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有关，但重要的还是受时代环境和条件的影响。用今天通俗的语言来说，曾纪泽和曾纪鸿兄弟是清末“正牌高干子弟”，然而，他们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更没有成为“卖国贼”和耍两面派的“小人”。曾纪泽诗文书画倶佳，又自学通英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着名的爱国外交家，他在出任驻英、法、俄大使期间，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曾纪鸿虽不幸早逝，但他研究古算学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中国科技史上甚至世界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曾国藩的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国荃的后代，更有曾昭抡、曾宪植这样有地位、有影响的中共科学家和政界要人。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绝对不是“卖国求荣”、“耍两面派”这一论调所能解释得了的。
有一篇题目为《尊孔卖国的刽子手--曾国藩》的文章，则把曾国藩说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集儒徒、卖国贼、刽子手三位于一体的臭名昭着的人物。……叛徒卖国贼林彪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嫡传弟子，，其反动思想体系和曾国藩也是一脉相承的”。作者认为，“剥下曾国藩的羊皮，剩下的就是豺狼的本相”，“曾国藩就是标准的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奴才”。“曾国藩和林彪，一个以‘忠信笃敬，崇洋媚外，一个以‘师大国，投降卖国，真是无独有偶，活现出两个孔门信徒的脑袋，一副卖国的可憎嘴脸”。在这里，空洞的政治评判代替了严肃的科学研究，其结论也就很难令人信服。
当然，在这个时期也有少数文章在政治评判的同时，能够多少在学术上有所涉及。景珩的《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虽然对曾国藩基本持否定的观点，但在选材和立论方面作了新的尝试。作者认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即治道和治术，总称为“人治论”；二是曾国藩虽是一个道学家，但又不曾受到道学迂腐特性的束缚，这是曾氏政治思想体系的另一个方面；三是曾国藩的修己治人之道具有两重性，gp“谦”与“悔”，“勤”与“硬”。尽管这类文章在体现一定学术性的同时，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特色，但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
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时期，由于预定的政治模式严格地限制着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于是在曾国藩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上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拿某种先验的原则去评价曾国藩这样一位本来就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使得我们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窘境。
四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随着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双百”方针的重新贯彻执行，对于曾国藩的研究能够在平等讨论的方式中开展起来，曾国藩研究这才真正进入了学术思辨的轨道。据初步统计，在这个阶段学术界公开出版了五种曾国藩研究专着，公开发表的各类有关曾国藩研究的论文达百余篇。可喜的是，这一时期曾国藩研究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学术色彩大大加强，并且出现了有不同意见分歧的正常现象。
这十余年中曾国藩研究所涉及的新问题和争议较大的问题，概括起来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曾国藩的总体评价问题
卞哲认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代表人物之一”。冬青认为：“曾国藩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董蔡时指出：“总的说来，曾国藩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是始终与人民为敌，甘心充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的鹰犬的一生。”这一类观点仍沿袭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范文澜对曾国藩评价的基调，不同的是他们不赞成把“汉奸”的帽子戴到曾国藩的头上。其理由是：“满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清朝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因为曾国藩为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便说曾国藩是汉奸，看来是不确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