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然而，对于某些复杂的历史人物来说却不尽然。自曾国藩去世一百三十余年来他一直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的人广泛议论的话题；对他的思想言行的评论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热点。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更由于他的思想言行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复杂多变的政治属性，在某些方面还与现实生活有着种难以割断的联系。因此，回顾一下曾国藩研究的历史，对于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入则是十分必要的。
在封建史学家和一般官僚士大夫的心目中，曾国藩是一位公认的“中兴名臣，位‘‘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我们认为，形成这种一边倒评价的因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制约和影响。曾国藩的一生以挽救清王朝危局为己任，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当晚清国家机器在农民起义的风暴震撼下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应运出山，以一介书生担当重任，统帅数十万大军，经过十多年的拼争，终于将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为使清王朝渡过国内阶级斗争的难关、延长其六十余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封建统治者当然不会忘记曾国藩的这种愚忠精神。
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第一个胪陈他的历年“勋绩”，并加以评论的是江苏巡抚何璟。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指出院曾国藩“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见，即访之古贤臣，亦未遑多让”淤。显而易见，何璟是从封建正统思想观念出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人生信条对曾国藩加以评论的，并且把他视为忠于君王、忠于封建王朝的榜样。《清史稿》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这种评判当然谈不上是对曾国藩的学术研究。
二是由于曾国藩的门生故旧及幕府宾僚对其着意褒扬。曾氏以封建阶级的才识、道德，去诱劝、训导和陶冶人才，以封建士大夫的为人处世观去吸引和感化人才，并在实践中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幕府不仅为当时人才之总汇，而且为文官武吏之传习所，“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公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盂。“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榆这些人中，有的是他过去在湘、在京时的学友，如刘蓉、郭嵩焘、陈士杰、吴敏树等；有的是因诗文受知于他，如俞樾、张裕钊、何栻、黎庶昌、钱泰吉、李士棻等；有的是因献策而招之入幕，如李元度、薛福成、汪士铎、李鹤章、屈蟠等；有的是由他人之幕转入，如左宗棠、吴坤修、莫友芝、李鸿裔等；有的是早年师事于他被发现为人才，如李鸿章、李瀚章、邓辅伦、吴汝纶、洪汝奎等；有的是在直接对话时从言谈之中招聘而来，如容闳、向师棣、罗萱、汪宗沂等；有的因军、政学识受知于他，如彭玉麟、王珍等；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他从各个地方访闻中得知有一技之长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蓉镜、倪文蔚、戴望等。无论这些人以什么形式入幕，都与曾国藩对其学识才干的赏识有关；无论他们后来上升到什么地位，都与曾国藩对其举荐有关。这其中的一部分人，担任着清朝地方军政要职，有的还位极权臣，如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何璟、李宗羲、沈葆桢、李兴锐等。他们长时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同治中兴“功业”也有他们的一份，他们之所以这样美化赞颂曾国藩，实际上也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的。
在这些人中，对曾国藩歌功颂德最为典型的是李鸿章，他在由薛福成为其代拟的评价曾国藩生平事迹的奏折中说：“窃尝综叙曾国藩之为人，其临事谨慎，动应绳墨，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汉臣诸葛亮；然遭遇盛时，建树宏阔，则又过之。其发谋决策，应物度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唐臣陆贽；然涉历诸艰，辛尝甘苦，则又过之。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试，似宋臣司马光；然百战勋劳，饱阅世变，则又过之。”淤尽管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对曾国藩“不敢阿好溢美”，但字里行间无不显露出对其思想言行、道德文章所作的全面肯定和颂扬之情。这种评价所采取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完全体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自然也谈不上是对曾国藩所进行的纯学术性研究。
随着时势的推移和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上述这种对曾国藩全面肯定和颂扬的情况，在资产阶级史学家和一部分思想家那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具体说来又可分为如下两类情形：
一是有些人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要求改良和革新政治，希望出现如曾国藩之类的汉族地主阶级的实力派人物，来挽救愈益颓废的政局。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对曾国藩的学识和毅力特别欣赏的是梁启超。他曾公开宣称“曾文正公，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他号召人们学习曾国藩“自拔流俗而困而知则勉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的精神，以“资吾侪当前之受用”
二是从反满革命的政治目的出发，对曾国藩办团练、抓军权，促成满汉统治势力的消长变化给予肯定，试图借此来削弱清政府的专制集权势力。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章太炎是一位激进的排满主义者，他对曾国藩效忠清王朝的所作所为攻讦十分激烈。在其《检论》一书中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爷，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融，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候，图紫光。……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死三十年，其家人尤曰‘吾祖民贼爷。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然而，章太炎又肯定曾国藩的功业，“命以英雄，诚不虚”，“然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
从上述引文可见，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曾国藩的思想言行虽不无微词，但从总体上说还是褒多贬少，扬多抑少。这种评价，从实质上说仍是一种政治评定，算不得深入的科学认识。
除此之外，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从反满革命的大原则出发，对曾国藩自始至终持否定的态度。如陈天华指出：“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族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又说：“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到后来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双手仍把江山送还满洲，真个好*的东西呀！”愚在这里，陈天华未能将满洲贵族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而是把清朝专制统治同整个满族等同起来，从而也就很难阐述清楚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洲贵族联结为一体的基本问题。与此同时，这种论断的政治色彩异常浓厚，不可能全面而又中肯地评述曾国藩的功过是非。
20世纪30和40年代，出现了较多的全面评述或专题性研究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的着作。虽然其学术性大大增强，并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但其政治色彩仍相当浓厚。
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帮闲文人，出于反共和镇压人民革命的政治需要，大肆歌颂曾国藩的“杀人”事业，欣赏他“好汉打落牙和血吞”的坚毅不拔的精神。这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蒋介石的亲自倡导。他自1927年叛变革命之后，把曾国藩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那套政治主张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集训军政骨干，叫喊什么“要救国要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企图借用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经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举扼杀于摇篮之中。直至1937年抗曰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蒋介石还不止一次地对他的部属鼓吹，要担当起“剿匪”的重任，就必须恢复“礼”，“就是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针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不服统一调遣的情况，蒋介石大肆叫嚷着要精诚团结，“讲礼义”，“讲人伦”，全力以赴“剿匪”。他说：“如今打土匪，也要拿出这种忠诚朴拙的精神，鼓舞群伦，坚忍奋斗！”并说：“天下为什么乱起来？为什么有‘土匪，？为什么有共产党？……根本原因就是现在国人没有忠诚，只讲虚伪变诈。”因此，他要求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首先振作纪纲，扶持正气，挽转颓风”。于是，在蒋介石的使劲倡导之下，一批买办资产阶级的学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对曾国藩的思想言行作了多方位的评述。
最早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曾国藩思想言行的着作，是蒋星德所写的《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这部书自1935年10月初版之后，至1948年6月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达七次之多。作者在《叙言》中明确交待了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和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有感于“国民道德的低落”曰二是有感于“除掉一些历史上遗下来的清朝的官书之外，简直找不出一部比较新一点的叙述曾国藩的书籍”。因此，他“才决意用现代的目光和系统的方法，把曾国藩的一生事业，编辑成书”。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该书主要就曾国藩的人格、政治思想、行政方法、治兵方略、文学修养以及曾国藩对于时人及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分析考察。作者特别强调，要着意阐发曾国藩的“勤俭克己，知人善任的美德，以及其克服困难的方法，应付事变的手段，事业成败的过程”，认为这些方面“即使在现代，也是不失其足供参考的价值的”。
综观全书，作者对曾国藩的基本评价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认为“曾国藩一生最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的地方”就是他的“人格”。这种人格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他能做到“躬自实行”，以身作则。二是认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最重要之处就是崇扬孔孟儒学中的礼义廉耻精神，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忠君”与“爱国”。这是他的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出发点和归宿。三是认为曾国藩的治军方略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效，是因为他不像一般儒将只“懂得作战的技巧，尤其有驭将的本领”。四是认为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表现在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学几个方面。作者就此作了具体的阐述。从政治的影响而言，“曾国藩的成功，给满清延长了六十年的皇祚，同时也给与满清政府以自信。……所以太平天国扑灭后，曾、左、李等都身居要职，手握大权，汉臣得清廷的重要位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从军事的影响而言，“湖南人民的从军习惯，固然由于民族性的刚强，也未尝非受曾国藩的影响”。从社会的影响而言，曾国藩在“社会上影响最深的，便是发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及旧礼教的崇奉”。从文学的影响而言，他的家书和曰记流传广泛，除了其内容的实际价值之外，“其文学修养的功夫是很突出的”。从曾国藩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来说，这种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曾国藩身上所体现的封建士大夫自身的人格是完满的。但历史学的任务是，不仅要站在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角度去指出其相对于他的前人来说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有必要用今天的眼光去指出其不足之处，甚或缺点和错误。很显然，该书在后面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够，换言之就是该书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去对曾国藩思想言行中的是非得失作出科学的评价。
总体而言，蒋星德的这部书在体例和研究方法方面，与封建史书或史学家对曾国藩所作的零碎而又为我所用的评价相比，显然有所区别。尽管它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其基本框架和结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特征，是曾国藩去世后第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比较完整的传论性着作。
1937年，何贻焜于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洋洋三十万言的《曾国藩评传》。该书分为二十二个专题，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曾国藩的思想言行作了系统的评述。作者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是：“曾公于义理、词章、考据三者既有相当之造诣，于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亦有良好之表现，求之于古今中外，均难其选，故曾公不仅为清代中兴之人物，抑且为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该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曾国藩思想的渊源、范畴和体系等基本问题。
作者认为，曾国藩的思想大致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得诸于“载籍”；二是来源于“闻问”曰三是得益于“经验”曰四是由于“省悟”。而曾国藩的思想范畴则主要包括“义理、辞章、经济、考据”这四个内容，但就其体系而言，则以义理之学为主。这个义理之学指的是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家思想文化，是“格物诚意”、“困知勉行”、“能力能达”、“成己成物”。
该书与蒋星德的《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样，与封建史着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即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将曾国藩的思想事功与作者的基本观点紧密结合，且更注重于选取第一手材料加以论证，条理较为清晰，思维框架较为庞大而又不至于繁杂。但作者站在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政治立场上，按照封建士大夫的人生标准去评判曾国藩的功过是非，对其予以全面的肯定和颂扬，书中历史唯心主义的色彩是相当浓厚的。
如果说上述两部书在体现出一定学术性的同时，较大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政治倾向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有关曾国藩的专题研究着作中，政治色彩就显得更为浓厚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胡哲敷写的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一书，以谈曾氏治学方法为名，借题发挥，绝大部分内容讲的却是曾国藩的“修养”和“治事”之类的问题，最后一章才讲到读书做学问方面的问题。
作者认为，“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清朝的曾国藩”和“明朝的王守仁”。作者明确指出：“曾国藩的学问，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钝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工夫如此，上达的工夫亦不过如此。”胡哲敷对“学问”二字的理解是把它和事业联成一体，认为只有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才见得是真学问”，而曾国藩在这点上完全做到了。
该书虽然提纲挈领，条理分明，且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但其观点摆脱不了封建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陈见，更由于作者写作此书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政治目的很突出，所以其对曾国藩所作的评述，很难从学术角度得出更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