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平均数掩盖了省级的惊人数字。《英国医学杂志》报道，根据2005年底完成的中国家庭数据分析报告，只有西藏一个地区，其性别比例在自然的界限内，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的14个省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已超过120，其中3个省份史无前例地超过了130，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所指出，“性别失衡现象在逐年扩大。”
《英国医学杂志》还将焦点聚于中国的性别失衡谜团上。可以想象会有许多家庭由于希望再怀一胎以生个儿子，故而不上报女婴的出生，这种情况导致的性别失衡数据被夸大的成分有多少？该文作者认为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真是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出生时被隐藏不报的女孩也要上学或看病，这时官方统计的性别比例就会急剧下降，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下降。2005年统计的15岁人口的性别比例与1990年的出生时统计的性别比相差不大，这意味着，女孩不是没有登记，而是被选择性堕胎了，因而导致了男孩过剩。
其他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中国那样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但仍然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台湾的性别比例在1980年还算正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也上升至略高于正常的110，至今它也只是略低于这一水平。在同一期间，韩国的性别比例从略高于正常水平攀升至1990年117的峰值，这也是当时世界的最高值，然后逐渐回落至较自然的水平。这两个国家已经富裕，发展很快，国民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与此同时两性比例急剧失衡，男性偏多。由此，韩国正在出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现象：这个富裕国家的单身汉开始从海外引入新娘。2008年，韩国11％的婚姻是“跨国”形式，主要是韩国男子和外国女子结婚。血统纯一的社会往往敌视异族通婚的子女，这对这个直到目前都是同一种族的社会造成了紧张局势，在农村地区，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当地政府认为到2020年将有一半的农户子女是混血儿，这些孩子的共同之处足以产生一个新词：韩亚人。
中国名义上还是一个共产国家，但实际上它的共产主义已经伴随着性别失衡现象的发展而崩溃了。苏联1991年解体后，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男女孩比例急剧失衡，性别比例从1991年的正常水平上升至2000年的115至120。在前南斯拉夫继承国间的战争结束后，几个巴尔干国家也都出现了性别失衡上升的现象，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这一比例大约是108。在美国的各亚裔族群中也存在性别失衡的现象。1975年，艾伯施塔特计算出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性别比在100至106，而到了2002年，性别比达到了107至109。
一般观点认为，造成性别失衡的原因是老式社会的“落后思想”或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暗指只要进行政策调整或社会现代化（例如，提高妇女地位）就能够使性别比例恢复正常，但是，结论并非总是如此，即使这付药碰对了，要达到正常的性别比例注定要经过曲折和坎坷的过程。
并非所有的传统社会都有明显的重男轻女趋向，但在存在这些趋向的地区，特别是那些要通过儿子延续家庭血脉或靠儿子养老的地方，儿子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女儿。女孩注定要嫁入她丈夫的家庭，对女孩的父母而言这是一笔损失，正如印度人说的那样，“养女儿，就像给邻居的菜园浇水。”
绝大多数人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民意调查的结果也是如此。1999年，印度政府在对妇女的一项调查中询问下一个孩子想要男孩还是女孩，三分之一无子女的受调查者选儿子，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偏好，只有几个人选择了女儿。在巴基斯坦和也门也进行了类似民调，结果与印度差别不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选儿子与选女儿的母亲其比例达到10：1。在中国生了儿子后助产士的收费都比生女儿高。
追逐自己尾巴的小狗
【标签】生育重男轻女选择性堕胎性别比例
重男轻女地观念不同寻常的是，它在第二胎及以后各胎时愿望更加强烈。在只有两个儿子或两个女儿的印度妇女中，60％的人表示她们希望下一次能有个儿子，几乎两倍于第一次生育之前。这个数字反映了有两个女儿的母亲希望要个儿子的愿望，有3个单性孩子的母亲想要儿子的比例上升到75％。第一次怀胎与其后相比，父母的态度变化巨大而且意义非同小可。
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贫穷国家人们虽然重男轻女，但没有办法干预这一过程。孩子出生前，一切要凭自然安排，但之后的十年，超声波扫描和其他判定胎儿性别方法开始出现，这些技术改变了一切。印度的医生开始用这样的广告用语推销其超声波扫描“今天花5千卢比（110美元），明天能省5万卢比”（即节省了一个女儿的嫁妆费用）。数百万想要一个儿子但却无胆量杀婴的父母们选择了流产。
印度于1994年，中国于1995年禁止了这种性别选择性堕胎。这种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是非法的（尽管瑞典在2009年使之合法），但由于几乎不可能证明堕胎的理由是要进行性别选择，因此这种行为仍然很普遍。作一次超声波扫描的价格约12美元，这笔钱也许大部分中国和印度的家庭都付得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一家医院，经过一轮超声波扫描鉴定后只有一个被误识别为男孩的女婴降生，本来以为会降生一对男性双胞胎。
胎儿成像技术的扩散，不仅扭曲了性别比例，同时也澄清了本来可能是令人困惑的现象：性别失衡往往与收入和教育水平成正比，如果只用“落后思想”的理由是无法对之加以解释的。印度一些最繁荣的邦，如马哈拉施特拉、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其性别失衡最为严重。在中国，教育越发达的省份，性别失衡越严重，而且人均收入越高的省份其性别比也越高。
世界银行的莫妮卡·达斯古普塔发现，在旁遮普邦，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女儿在5岁前的死亡率是其任何一个兄弟的两倍，而在较贫困的家庭中这一差异要小得多。达斯古普塔女士认为，帮助女儿的妇女不一定非得文化高，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户人家同他们穷邻居一样都是重男轻女的，因此他们向往小家庭，如果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未曾预料的是个女儿，他们会有更大的压力，要生一个儿子和继承人。
因此，现代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选择孩子的性别更容易办到，也更易于产生这样的动机，较小的家庭与较大的财富相结合，强化了必须生一个儿子愿望。当一个家庭有很多孩子时，至少会出生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但是，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出生也就意味着少了儿子，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育率的下降，越来越多生活在富裕小家庭的人受到极大的压力，急切盼望生个男孩。
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压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导致男孩非正常大量增加的原因并非一丝不苟的严格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反而是放宽这项政策所为。在中国大多数城市中，一家通常只允许有一个孩子，这是严格执行的政策，但在占中国人口55％的农村，独生子女政策有三种变型的版本。在沿海省份约40％的夫妇被允许生第二个孩子，条件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在中南部各省，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或家庭生活“困难”则允许生第二个孩子，当然“困难”的标准要由当地官员决定。西部的偏远省份和内蒙古根本就没有真正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少数民族不论头生是儿是女都允许生第二个甚至第三的孩子。只有最后这一组省份的性别比例接近正常。这些地区人口稀少，主要由一些少数民族居住，他们反对堕胎，其家族并不十分排斥女孩。到目前为止男孩女孩比例最高的省份出现在第二组，这些省份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宽松的地区，正如《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所述，放宽条件的原因就是因为想在第二胎或第三胎要个儿子。
以中国人口最多的广东省为例。其总体性别比例是120，这是非常高的。不过如果仅看第一胎，这一比率也“只有”108。这超出了正常值，但还不算过高，如果单算第二个孩子（该省允许生二胎），这一比例则跃升至每146个男孩比100个女孩。在少数情况下允许出生的第三胎，其性别比例是167，但就是这个惊人的比率也不是最高的数字。在安徽省的第三胎儿童中，每100个女孩有227个男孩，而在北京市（其农村地区也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生三胎），性别比率达到难以置信的275，这几乎是每降生一个女婴就要有三个男婴。
达斯古普塔女士在印度也发现了一些类似现象。头胎女儿的待遇与其兄弟没有什么区别，而她的妹妹们则极有可能死在襁褓中。其规则似乎是，父母会高兴地迎接头胎降生的女儿，但是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使下一个降生的孩子是个男孩。
“单身汉”带来的隐患
【标签】单身男性麻烦犯罪率性别失衡隐患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暴力和犯罪的参与者还是男性青年居多。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程度与结婚和有孩子紧紧相关的国家，单身男子更易陷入暴力与犯罪的泥潭，不断增多的心灰意冷的单身汉必将引来麻烦。
伴随着过去20年性别比的不断上升，中国的犯罪率几乎增加了一倍，拐骗新娘、买卖妇女、强奸和卖淫的案件也大量出现，对这些案件的关联性进行了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与性别失衡现象有关。上升的犯罪案件中大约有七分之一是由于严重的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在印度也是如此，各邦的犯罪率与性别比都有一定的关联。瓦莱丽·哈德逊和安德烈·邓波尔警告说，偏性别比的社会问题将导致更加专制的警察社会的出现。他们指出，各国政府“必须要想方设法来减少这些年轻人对社会构成的威胁”，加大专制的力量，打击犯罪、黑帮、走私等很可能是一个选项。
性别失衡的后果并不仅仅是产生了暴力。在印度部分地区，陪送女儿的嫁妆据说也减少了，而这些地方的彩礼（即男方家给女方家的钱钞）价码看涨。在9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超生游击队”--两口子从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地区逃出来，过着一种法律上三不管的生活，从一个城市流落到另一个城市，以躲避当局凶恶的眼睛，保护他们的两个或三个孩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女性的自杀率居世界最高之列（韩国也位其中）。自杀是15-34岁之间死亡的农村妇女中最常见的形式，年轻的母亲一般是喝农药自杀，因为农药比较容易得到，大概是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怀着的女儿被堕胎或杀死后，她们无法再活下去。
性别失衡带来的一些后果真是难以预料，它可能增加了中国的储蓄率，这是因为独生子的父母们节衣缩食以使他们的儿子在中国竞争超级激烈的婚姻市场上有更多的机会娶到媳妇。哥伦比亚大学的卫上进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张晓波，对有儿子的家庭的储蓄率与对有女儿的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研究。魏先生说：“我们发现在各个地区不仅是有儿子的家庭储蓄比有女儿的家庭储蓄要多，而且如果他们生活的地区性别失衡严重的话，有儿子的家庭往往会提高储蓄率。”根据他们的计算，在过去25年中，大约半数中国储蓄的增加额是由于性别比率上升而引起的，如果情况属实，这将表明，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的效果将会远低于政府的期望。
在一代人之后，与性别选择相关的许多问题会变得更糟。由于在过去10年里大量出生的男孩那时将发育成熟，其社会后果将变得更加突出。同时，性别选择的做法本身可能蔓延，因为生育率持续下降，超声波扫描技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得到进一步普及。然而，杀死女婴的故事并没有在无法摆脱的忧郁中结束，至少还有一个国家--韩国，扭转了重男轻女的传统，减少了扭曲的性别比。有理由认为中国和印度也能够仿而效之。
韩国是第一个报告其性别比例异常偏高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成功地降低了这种异常的国家。1985至2003年间，对国民健康状况调查人员坦陈“必须有一个儿子”的韩国妇女的比例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从48％下降到17％。经过10年的徘徊后，到90年代中期性别比例开始下降，现在的性别比是110比100。达斯古普塔女士认为，尽管转变重男轻女的观念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尽管由于超声波扫描技术的普及造成了这种转变的延迟，但变化最终是会到来的。现代化不仅使父母们更容易选择孩子的性别，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削弱了看重儿子的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风气比什么都重要。
而中国和印度恰恰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社会风气。2000年的人口普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都表明，性别比稳定在120左右，至少，这个比例似乎已停止上升。达斯古普塔指出，性别比最高的省份（占中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自200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的速度已经减缓，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省份性别比率已经下降。一项研究发现，在印度重男轻女的观念一直在减弱，正如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一样，印度的性别比例增加也在减速。在哈里亚纳邦的村庄，只要有男人在的场合，老奶奶们都会蒙着面纱，静坐着一言不发，但是他们的女儿们就不蒙面纱地坐着聊天，因为她们说，经常看到有工作的或电视上的妇女们都不蒙面纱，她们对此也就习以为常了。
达斯古普塔女士指出，虽然这两个大国的富裕程度要远低于韩国，但这两国政府通过反歧视法律和媒体宣传，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劝说人们平等对待女孩。性别选择无意中造成的后果，影响巨大，情况可能还会恶化，但是她估计，经过漫长的等待，“亚洲女孩消失”的现象似乎已经开始得到遏制。
男人们，没有女人你们如何自处？
【标签】中国计划生育男女比例失衡破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