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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无限宽广，却不尽然是天堂
【标签】女性资源高层岗位少之又少平衡
PullyChau在一家大型国际广告公司的中国办事处工作了八年，但从未有过加薪，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借口阻挡她的加薪之路。“我不会傻到不提出疑问，”她说，“倘若我是个白人男性，我应该会做得更好。”Pully迟迟不肯跳槽的原因是她喜欢为这样一家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公司工作，并且希望学到一些东西，但长此以往，她受够了这样的境遇，最终跳槽到另一家西方广告公司DraftFCB。现在，她成为这家公司大中华区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总部设在上海。Pully刚过五十岁，她富有魅力，充满自信，活力四射，对现在的她来说，对任何一种工作都可以随意挑选，手到擒来。她说，在中国，女性拥有很多的机会，但商业之路走得更顺的，依旧还是男性。
中国总人口中49%为女性，其中女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6%，这个比例比很多西方国家都高，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泽东，他曾有一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他把女性看作一种资源，并发起了让女性在外工作的运动。渐渐地，相较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成为众人眼中对女性更加开放的国家，台湾紧随其后，韩国次之，而日本更次。中国的女性希望受到认真的对待，正如在北京的一位中国女投资银行家所言：“中国女性不会给人留下低眉顺眼的印象。”
大批的年轻中国女性从乡村涌进欣欣向荣的沿海地带，她们在电子工厂中工作，生活枯燥，但所赚的钱却远超出她们父母的梦之所及，还有一些进入了国内外高等学府深造，毕业生男女比例几乎旗鼓相当，一旦通过了中国教育系统竞争激烈的独木桥，她们便希望能找到工作，向职业阶梯的上层攀爬，机遇就摆在那里。20-first是一家帮助平衡高层岗位性别比例的咨询公司，其所有者阿维娃·维滕贝格·考克斯指出，中国企业高管的女性比例已经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
北京的JinYu是麦肯锡咨询公司在中国最资深的女性合伙人，她说，女性人才供应很充足，但是一旦开始进行集中筛选，女性人数就会减少。她同时也承认，中国企业在培养女性领导人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中国政体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的最高决策机关）最新选出的204名委员中，只有13名是女性。
国有企业的基层岗位与私营企业相比，工作时间较短也较为固定，这些相对舒适的工作岗位很受中国女性的青睐，但是，国有企业的观念仍旧高度保守，女性高层少之又少。Wendy(化名)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女性，她拥有MBA学位，同时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最大的综合油气企业）担任高层职务，但她还是抱怨道，在她所从事的领域和公司内部，女性仍旧受到歧视，她不得不经常到利比亚、苏丹、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出差，同时她也把最近的婚姻破裂归咎于工作的影响。Wendy说，若想在这种公司保住自己的位子，“你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在离婚后，Wendy申请了超负荷工作时间较短的低层岗位，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十二岁的女儿，但是，她已经开始为拿到下一个文凭而努力，并计划在女儿长大一点后把她送到英国上学，然后自己回到一线岗位工作。她说：“中国女性的生活都很不容易。”
在中国，许多女性佼佼者都觉得为跨国公司工作更容易些。IrisKang是瑞辉制药公司的新兴市场业务部门主管，她曾经是一家国有医院的医生，但到尼泊尔访问的经历让她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兴趣，之后便跳槽到私营企业。她说，与中国公司相比，跨国公司性别歧视情况相对不算严重，她所在的公司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高层职务。
Kang女士的故事是另一部坚韧不拔自我升华的传奇。进入私企后，在辉瑞的工作岗位上领导着120人团队的同时，她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最高等的商学院）取得了在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于2010年获得了制药学的硕士学位。正如她所说，中国女性若想成功，“你需要比男人更优秀。”
这对女性企业家来说亦然。中国有相当多的女企业家，据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的说法，最新统计显示中国有2900万女企业家，占全国企业家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有些女企业家非常富有：在2010年福布斯杂志的国际亿万富豪榜里，榜上有名的14位女性之中有7位来自中国，其中以房产女巨头尤为突出。中国的快速发展为新起步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也免去了在许多更成熟经济体中存在的繁文缛节，同时减弱了财政问题对中国企业家的困扰，相较之下，西方企业家对财政问题更加头疼。然而，看上去这些杰出的中国女性似乎很难在百忙之中抽出空闲来养育子女，但大部分人的确做到了这点。
似乎大部分女性只育有一个子女，这不仅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因为多子女家庭实在是太难经营了，单单养育独生子女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资源。养育孩子这件事已然成为一项需要耗尽心力来竞争的事业。
然而，不管女性有没有工作，大部分的中国男人仍旧希望他们的妻子可以或多或少独自一人照顾家庭，这让中国女性的生活更加不易。承担家庭工作包括了照顾家中年老的父母，这并不会因子女长大成人而结束，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许多中国男性在心理上很难接受高收入的妻子，如果需要做出让步，那么一般都是妻子放弃自己的工作，过于强势的成功女性往往从一开始就很难嫁出去。现在，甚至连出类拔萃的女性都开始有所疑惑，怀疑自己取得成就是否是正确之举。在《赢得新兴市场的人才之战》一书中，SylviaAnnHewlett和RipaRashid指出：“平衡工作与生活这个理念曾经离我们很遥远，但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私营电视台蓝海电视（Bon-TV）CEO诸葛虹云女士说，现在，不工作的女性反而更加容易受到认同。如果一位女性的丈夫有份好工作，或者她拥有自己的钱，那么她就可以做一名全职太太，外界也不会反对这样的做法。诸葛女士指出，这属于近年来中国向社会自由主义深化发展的广泛活动的一部分。在大城市中，人们现在可以接受未婚同居，离婚更加普遍，同性恋也不再是惊天大事，但是未婚生子仍旧非同寻常，这是因为需要走的后续程序实在是繁杂得可怕。
书中自有“颜如玉”
【标签】中国女性《鸿》生活故事磨难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生活状况的想象，很可能是来源于张戎的著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986），该书讲述了文革前、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三个时代中国女性的故事。这本书非同凡响，读者的网络遍布全中国，并且超出了张戎作品涉及的时代，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和各个年龄段的女性读者--尽管，不可否认这些读者的主体年龄偏大，她们要么经历了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要么经历了之后的政治运动带来的骚乱，体会过生活的颠沛流离。该书的书名与贝托尔特·布雷赫特的话剧《四川好女人》相呼应，内容穿插交织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匿名女性听众电台答录机里留下的叙述，或是她们私下向作者叙述的故事。
书中有些故事永远不可能允许在中国播出来。故事之一关于一个眼睛亮晶晶的女孩，作为教育良好的共产党员被派遣一个“紧急任务”，结果只是去做一名军队高官的年轻新娘。数十年之后，“我们孤独地守在一起，你能听到的只有动物生存的噪音：吃，喝和上厕所。对于他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他‘朴实、勤奋和正直的人格’，以便他可以登上更高的职位。”
这些故事--尤其是主播通过什么方式听到这些故事，以及这些故事是如何讲述的--通常带有一种诡异的诗意，并且让人触目惊心。其中典型是“养苍蝇作宠物的女孩”，该故事被记录在70年代中期的一名花季少女的日记之中。少女长期遭受其父的性虐待，我们听说她蓄意让自己感染上败血病，最终求得了安息。
许多女性身体上经受了巨大的磨难，包括让30万人遇难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但最为触目惊心的当属妇女被极端政治暴力下丧心病狂的男人虐待或欺负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太符合共产党大力宣扬的新中国的女性获得高度尊敬，“撑起了半边天”的观点。
熟悉《鸿》的读者会了解到无尽的政治运动及其对国民生活造成的恶性影响。事实上，全书最好的部分，在于叙述那些生活一再被政治变革冲击的女人们，即使生在那种时代，女人最关心的大事--如婚姻、交际、性爱和抚养子女等--基本仍能按部就班进行。然而，现在中国一半的人口太过年轻，对于上一次的政治动荡--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只存有少许模糊的记忆。如果能从此书，或者其他书籍中，读到更多讲述2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改变了中国女性生活的故事的话，就更让人欢欣鼓舞了。
不要空白，我们要权！
【标签】妇女权利性骚扰男女平等措辞模糊摆设
毛泽东曾说过，“女人能撑半边天，”但似乎并没有给她们提供多少展示才能的舞台。当今，中国妇女占中国农业劳动力的60%，但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所占席位比例不足20%。妇女们并没有向执政党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享有平等权和被保护的权利，但这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2005年8月28日，中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妇女权益保护法》首次在法律上确认，针对女性性骚扰属违法行为，同时还规定，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
但这项新的措施能改变什么吗？在这个措辞模糊的规定中，修改过的法律规定，所有政府机关事业团体中女性领导应占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而关于“性骚扰”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定义。法院和律师们必须自己去揣测究竟什么行为或言语构成性骚扰，对性骚扰者该如何量刑，但至少妇女们拥有了向他们的公司领导或者相关部门投诉“性骚扰”并把骚扰者送上民事法庭的权利。（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才能立案。）
措辞的模糊使得这项法律无异于一个摆设，但中国的法律学者认为，至少性骚扰现在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而不仅仅只停留在道德行为与道德层面。许多人认为公众的讨论以及媒体的大量报道使得性骚扰问题摆上台面，使得更多的女性敢于站出来说出自己所遭受的不法侵害，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尴尬或羞耻而一忍再忍。
新规定于05年10月生效，法院将面临大量这样的案件。最近的一项调差显示，私企或外企中40%的女员工称曾遭到性骚扰；另外一项调查显示，服务业中70%的女性有类似经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不仅79%的女性收到过性骚扰，22%的男性也遭受过性骚扰，但新法律只禁止了针对女性的骚扰，希望中国的男性也能收到同等的保护。
女婴围剿
【标签】女婴选择性杀死独生子女政策男女比例重男轻女
薛欣然是一个华人作家，她描述了采访山东省沂蒙地区一个农民家庭的情景。这家的女人正在分娩，她写道：“我们几乎还没有在厨房坐下，就听到隔壁的卧室传出了痛苦的呻吟，里面房间产妇的叫声越来越大--声音突然停止下来，一会儿又传来了低声的呜咽，然后是一个男人粗哑的责骂声：没用的东西！”
“突然，我听到身后的污水桶在轻微的晃动，”欣然小姐回忆道，“我一下感到十分恐怖，我看到一只小脚丫从桶中伸了出来。接生婆一定是将这个小小的婴孩活着就丢进了污水桶！我几乎要扑了上去，但伴我而来的两名警察紧紧地抓住我了的胳膊。‘别动，你救不了她，太晚了’”，“但，这...这是谋杀...你们是警察啊！”那只小脚丫现在不动了。两个警察继续抓住我，几分钟后松了手。“在这里做掉个女娃算不上件大事，”一个老妇人安慰我。我指着污水桶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这不是一个孩子，”她纠正我的话，“这是一个女娃，我们不能要她。在这一带，你没有一个儿子是没法过的，女娃指靠不上。”
201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的一篇研究报告描绘了一个国家如果忽视女婴其后果有多么严重。这份报告预测，在未来10年内，由于女婴的死亡，每5个青年男子就会有1个娶不到媳妇，在一个和平年代的国家这一数字前所未有。
这个数字是根据19岁及以下的人口的性别失衡情况而得出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人口在这个年龄段的男子将比年轻女子多出3-4千万人，相比之下，在德国20岁以下的男孩有2300万人，法、英两国相加有这个数，美国大约4000万。因此，在十年内，中国将面临着出现相当于整个美国，或几乎两倍于欧洲三个最大的国家之和的青年男性人群，他们结婚的机会不大，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作为休憩的港湾，由于没有婚姻和子女，他们同社会也就缺乏利害关系。
这种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无意后果，或贫穷、愚昧的产物，可以借用玛丽·安妮·沃伦1985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性别屠杀》的书来形容，但问题并非仅此而已。剩余的单身汉中国人称之为光棍，意思是“光秃秃的树枝”，其人数在1990至2005年间似乎已加速增多，但似乎与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明显的联系，而且事实越来越清晰，对女婴的战争并非仅限于中国。
印度部分地区的性别失衡情况丝毫不逊于其北方邻国。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男性出生率高的都有些不正常。自苏联解体后，在高加索和巴尔干西部地区的前共产国家也都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的整体情况还好，但在部分族群中情况也是如此。
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智库，该机构的人口统计学家尼克·艾伯施塔特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并非任何国家的特定政策，而是过分的重男轻女思想灾难性的碰撞，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迅速普及和人类生殖能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全球趋势，有选择地杀死女婴也是全球共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