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美好的希望
和他国交战而败，是令人痛心的。为战争而全国总动员、穷兵黩武，是不合乎仁道的。对于今日的局势，我们不必那么担心，但此后的工商业要如何发展才好呢？战争一旦结束，又会变成怎样的呢？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其中有这种可能：以为是坏的却好转了，以为很好的事情可能变坏了。所以，这些都是今日很难预测到的。
但是，人面对未来的事一定要持有理想，即便将来理想和事实互相违背，也必须遵循一定的主张。也就是说，遇事慎思熟虑而后付诸实行，那么必然会减少错误。譬如爆发战争这样的事，即使曾想象过，有时也是无法预料的，它会出乎我们的想象。
凡处于人世间，对所有的趣味和理想，都有必要按照道理的规则去一步一步进行。而在国家战争与为人处世之间的所谓商业道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信”。如果不能遵守“信”这个字，那么我们实业界的基础就无法巩固。
简而言之，世局和平之后，置身于实业界的我们，应格外地感到责任重大。而且不只一个人的责任重大，还应该对于所经营的事业有如何发展的预想，然后依据你们的预想，确定充分的道理，而后依照这道理，进行活动。所谓“讲道理、保持有根据的希望、活泼地工作”是一个概括性的用词，这是前一阵子一位美国人对我们日本同胞所下的评语。
美国人曾对日本人作了个调查，发现所有的日本人都能抱有希望，活泼上进地工作。因而美国用“抱有合乎道理的希望而活泼工作的国民”这句话，对日本人作出评价，我很引以为荣！虽然我已经年迈，但希望国运更加昌隆，也希望全体同胞更幸福快乐。我想实业家们一定也有同感吧！
无论时局如何，只要想从事实业的，我想谁都会抱着将来非这样做不可这一希望的。何况在此大战之际，要预测将来会发生如何变化，是最须要深思熟虑的，也要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事业，采取适宜的措施。因此就必须遵守上述所说的商业道德，即一个“信”字。如果实业家能完全地实行，日本实业界的财富必然增多，同时在人格方面也将有大幅度的提升。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时局的希望，我才这样寄希望于各位，在此时机之下，要事先预想变化一定特多，那么，从各位所担当职务上来考虑，我想你们一定能制定出合宜的办法，进退自如的。
做事要有热忱
“不管对任何工作，都必须保持兴趣。”这是最近流行的一句话语。那么此处兴趣一词的定义究竟指什么？我不是学者，所以无法给它作完全的解释，不过，我深深希望一个人尽其职责，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职位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快乐。
兴趣一词，听起来似乎指理想、欲望，也有喜欢、享乐的意思。因此，归纳起来可以作如下的解释：如果单纯就职务表面的要求去做，这是俗语所称的“例行公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按照规定行事，遵照命令去做。但如果是抱着兴趣来处事的话，那么就不同了。那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样做好，那样做较好，或者这样做的话将会有如何如何的结果等等。总之，再加上自己的欲望与理想去做，才称得上感兴趣。这便是我对“兴趣”二字的见解。
虽然兴趣的明确定义我不知道，但必须强调的是：一个人对他所担任的职务一定要抱有兴趣才好！更进一步说：既然作为人而存在，我们就应该抱着像人那样的兴趣来尽心做事。总之，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持有兴趣，且将个人的兴趣积极提升，那么你的功德就能在社会上出现。即使不能达到这种境地，只要你兴趣十足地去做，那么，工作起来就有精神。反之，如果仅照章行事，从事一些无兴趣的工作，那么工作就没有生命，没有意义，只能说是躯体的存在罢了。有本书提到养生法，说如果一个人到了人老珠黄不能活动时，虽然生命犹存，但每天只靠吃饭、睡觉来打发日子，那不算有生命，只是躯体的存在。因此，一个人衰老了，即使身体行动非常不灵活，若还能以心立世者，才能算是生命的存在。
诚然，人都希望能以生命存在于世，而不想以躯体存在。这道理我们老年人要时常铭记在心。另外，如果被人说了一句：“那个人是否还活着呢？”那么他的意思是指被问者大概是一个以躯体存在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占多数的话，那么日本就不会生气勃勃。现在，社会上有不少知名人士被人怀疑“那人是不是还活着”，这就是指其躯体而言。所以，经营事业的道理也一样，事业不应该是死板地去做，而应该对它抱有兴趣。
没有兴趣，就不能唤起工作热情，恰如木偶人一样。因此，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尽量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做，即使不能完全如愿以偿，但至少总会满足自己一部分的理想或欲望。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语道破了兴趣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职务不能不满怀热忱。
道德应进化吗
道德这种东西，是不是也能像物理、化学那样地逐渐进化呢？也就是说，道德是否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进步呢？这话似乎不太好理解。但正如前面所说，宗教信念是可以强化道德的。因为社会对道德的解释是渐渐在演变的，本来就已经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道义心，因伦理关系才获得维持。
道德一词是发源于中国古代唐虞之世所说的王者之道，所以，道德一词起源得很早。
进化不只是对生物而言，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的东西都应自然地进化。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物的进化，不少东西不也都逐渐地发生变化了吗？进化论本来是针对生物才发展出来的，但是，如果反复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推广到非生物世界，也能适用。即使不是生物，也是在逐渐推移变化的。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向前进步。
不知是在什么时代产生的礼教，在中国提倡了“二十四孝”，列举了种种孝顺的故事。其中，最可笑的是郭巨的故事：他因为家里穷，怕刚生的孩子与母亲争食，因此就想将自己的孩子活埋。挖土的时候，竟然挖出了一只釜，其中装有很多黄金，顷刻间，变成了巨富。孩子没有被活埋，母亲也得到了奉养，这就是因为郭巨的孝心感动了老天，老天才让他致富。可是在现今的社会上，如果有人为了尽孝，将自己的孩子活埋的话，一定会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骂他是马鹿（畜生）。可见就是孝这一件事，随着社会的进步，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毁誉也是不同的。
再举一例来说，王祥为了替继母治病，去捕捉鲤鱼，但时为冬天，河水都冻结成冰。为使坚冰溶化，他赤身裸体躺在冰面上，终使坚冰溶化，鲤鱼跃出。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如果真是事实，不管他的孝行多么伟大，在他的孝心感动天神之前，他的身体早已被冻僵了。这反而违反了孝道。
像二十四孝的教育，因为是假设性的，我认为不适合作为范例。不过，对做善事的看法，大家的看法不都是随着世界的进步而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吗？如果就某种物质方面来想，把没有电力、没有蒸汽的时代和现在相比，是不能平行比对的。所以，道德如果也像电、蒸汽机等物质那样变化的话，那么，随着时代巨大的变化，古代的道德就失去了应该尊重的价值。
然而，今天不管物理、化学如何进步，物质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多么快，而仁义之德，不光东方人对它的观念由古至今不变，即使在西方，数千年前的学者，或称做圣贤的人们在有关仁义的理论观念上的讨论，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古代圣贤所倡导的道德，不会随科学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两种人生观
人既生于世，无论如何都必须有个目的，否则会无所适从。可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完成？这恐怕也和人们的面貌不同一样，各自的意见也会迥然不同。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既然自己长有手腕，身怀技术，只要竭尽全力充分发挥，就能对君父尽忠孝或救济社会。但光有这种想法而不力求行动，是没有什么用的。这需要用某种形式具体表现才行。
因此，要依靠自己平日所学到的才能，尽力发挥各自的学问、技术。如：学者尽学者的本分，宗教家履行自己的职责，政治家明确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军人需要完成军人的任务；依照各人的专长，各尽其力地从事其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的心情与用意，与其说他们是为自己，不如说他们为君父、为社会的观念占了上位，而把自己退到宾客立场去做事。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客观的人生观”。
与前述相反，也存在只考虑自己，对社会或他人之事完全置之不理的人。按照这样的人的想法很冷静地来观察社会的话，这种人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己毕竟是为自己而生，不是为他人而生，又为何为他人和社会而牺牲自己呢？如果是为自己而生的自我，那么一切当然都为自己考虑，对于社会上所出现的诸事，就尽量以利己的方式去应付。
如，借钱是为自己而借，当然就有偿还的义务。租税也是出于自己生存需要而由国家征收的费用，当然也有纳税的义务。村里的经费也一样。要是为了拯救他人或者公共事业而捐款，他就一概不负责。因为他觉得这是为他人、为社会而为，并不是为自己。总之，以自己为主，视他人和社会为宾，凡事以满足自己为本能，只要将自我主义贯彻到底，就算尽到了责任。我对这种人的做法，称之为“主观性的人生观”。
在这两种人生观当中，哪一种观点可取呢？在事实之上来考察一番，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假使都像后者那样，国家社会将日趋于鄙陋、粗野，最终陷入不可挽救的衰退中。反之，如取前者，国家社会必定日臻于兴隆、理想。因此，我提倡“客观的人生观”而排斥“主观的人生观”。孔子曾教导我们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认为在社会和人生处事上，都要按照这个教导去做。
所谓“欲己立则先立人，欲己达则先达人”，听起来有些买卖交换的意味在内，好像是说，为了使自己的欲望达成，必须自己先忍一忍，让以他人，而后自己才能成功。其实，孔子的本意绝对没有那样卑鄙。他是要人先完成立人之目的，然后达成立己的目标，再付之于行动表现。这是孔子所教导我们的行为榜样，君子的行为必须遵守这个顺序。换言之，这是孔子在为人处世上的觉悟，我也认为人生如此才有意义。
日日新
社会上的事物总是随着年岁而进步，学问方面也是从内到外逐渐有新的东西产生。总之，社会是在日新月异中不停地进步的。世间的事物，时间一久必然产生弊端，都不免使长处变短，本来是有利的却变成有害的。尤其是因袭一久，活泼精神便完全消失。中国的《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虽然不值得特别提起，但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的确有意思。世间的事情，一旦流于形式，精神会马上颓唐下去。因此，凡事都要日日更新，怀有这种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今日，政治的停滞不前，就是由于繁文缛节导致的结果。官吏只看表面、形式，从不深入追究事情的真相。比如：将自己该管的事物机械地处理掉，便十分满足了。这一现象并不只限于官吏，民间的公司、银行也逐渐形成了这种风气。本来流于形式一事，在朝气蓬勃的新兴国家比较少见，多半是发生在旧习长年因袭累积的古老国度。譬如德川幕府的垮台，就是种因于此。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也是这个原因。灭幕府的正是幕府自己。大风吹来，强木不倒，也同此道理也。
我一向没有宗教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其他的信仰。我信仰儒教，将它作为我言行的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对我个人而言的确如此，但对一般民众是行不通的。毕竟知识程度较低的人，还是需要宗教的。
然而，以今日的状况来说，天下人心无所依归，宗教也流于形式，空洞无物，好像茶道方面的流派、作风，令民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种现象，我们坚决不允许继续放任下去。
面对这种社会状态，首先一定要有好的措施。当今迷信风十分盛行，有许多人因迷信而倾家荡产、田园尽失。宗教家如果不起而力挽狂澜，这种趋势只会更为强盛。西方人说：“信念强，不需要道德。”对民众要灌输这种信念，必须保持其信念。
有人认为，商业的目的在于利己，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好，连累或损害他人都不关我的事。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少。因此，有人说，谋利与道德是两回事。这是不对的，这种旧想法不适用于现在。明治维新之前，社会上流人士，应该叫做士大夫，与求利是不发生关系的，只有人格低下的人才与之有关，以后这种风习浪潮虽经改正，但仍有部分还在苟延残喘。
孟子也认为谋利与仁义道德应相结合，但其后的学者却将二者分离了。结果是，“行仁义者与富贵无缘，富贵者不行仁义”。商人被称为奸商，加以鄙视，不能与士为伍，商人也日趋卑下，专以赚钱为目标，最终变成唯利是图之辈。因此，致使日本的经济发展滞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今天，这种风气虽然日渐消亡，但仍未尽除。我希望人们把谋利与仁义之道统一起来，用《论语》与算盘予以指导。
肃清歪风是急务
商人也好，工人也罢，都得掌握一定的知识，或者是地理，或者是物品、品种，或是商业历史，这都是繁荣商业所必需的知识。总之，凡可以促使商业繁荣必需的知识，我们都能选用全世界的精华来吸取。当然主要还是在实业教育方面，甚至可以说，我们把道德教育搁在一边，全不顾及。
因此，企图使自己财富增殖的人也陆续有所增加，有人侥幸暴发，变成大富。在此刺激及诱惑之下，谁都想发财，于是，富者越富，贫者也以致富为目标，结果是仁义道德被当做旧世纪的遗物，不屑一顾。或者说，根本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只知利用知识汲汲乎增殖自己的财富而已。如此社会自然会陷入腐败、混浊，甚至堕落混乱，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在此趋势之下，仁人志士也不得不高喊肃清歪风的口号。
那么如何肃清呢？肃清一事是极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返旧复古，只要掌握政权的人能重道义，又尽可能地限制从事生产谋利之人，只许商人活动于小范围之内，说不定可以减少这些弊端。可是这样做，将会阻碍国家的进步。为了增进财富，拥护财富，创造没有罪恶相随的神圣之富，必须坚决保持一个大家应遵守的仁义道德。
因为厌恶男女行为流于过度的猥亵，结果连自然的情爱也要加以断绝的话，这不但不合人情，最终必然违背天理人情。面对实业界的腐败堕落也一样，仅仅竭尽其力地对之加以攻击，这不是适当的肃清办法，反而会因之丧失了国家的元气，耗损国家的财富。
仁义道德与生产谋利绝不矛盾，明白了这一基本原理，才不会失去仁义道德的立场。假使能够依着这些道理从事，我相信大家不会陷入腐败堕落之地，这对国家或是个人，都能增进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