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标准
人为万物之灵，每一个人都这样认为。如果同为万物之灵，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没有差异才是。然而，就世间大多数的人来看，仔细观察，很不相同。现在在我们交往的亲戚朋友中，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匹夫匹妇，差异都很大。就一乡一村而言，其差异就更大了。推而广之至观察一国之时，悬殊就更大，相差之处更是不胜枚举。人既有智愚尊卑的差别，要确定其价值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可以凭借。然而，你如果承认人是万物之灵，其间自然就应该有优劣之别了。从“盖棺论定”这句古语看，我认为是有可能确立标准之处的。
乍一看，“每个人都一样”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再进一步观察，“万人皆不同”这句话也有其论据。因而，要确定人的真正价值，须先研究上述正反两论之后，才能下适当的判断。可这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在立标准之前，须先给“什么叫做人”这问题下个定义。人与禽兽究竟有何不同？这一问题在过去虽然已有简单的说明，但随着时代的日益进步，此问题需要更复杂的说明。
据说，过去欧洲的某一国王，为了要观察人类天然的语言，就将两个婴儿拘禁在密室中，不让他们听到人类的语言，也不给予任何教育，直到长大之后才把他俩放出来。结果发现，这两个人只能像禽兽那样发出我们无法听懂的声音，一点儿都不能说出像人类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人与禽兽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异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应可从上述的故事获知。可见纵然四肢五官俱全，具备了人的形体，但我们也不能就凭此而视之为人。
因此人与禽兽相异之处在于人能修德，启智，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人。一句话总结，只有具备万物之灵的能力者——能修德、启智、贡献给人类社会的能力，才能说是具有人的真正价值。所以要评定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所用的标准，也要在这一意义上加以讨论。
古今历史中的伟人，有谁过着具有人的价值的生活呢？往昔中国的周代，文武二王并起，兴兵诛灭无道的殷商纣王，统一天下之后，专心一意以施德政。因此后世都赞扬文武二王为德高“道”重的圣主。由此观之，文武二王，可以说是功名、富贵样样不缺的人。
然而，与文王、武王、周公并称的孔夫子又怎样呢?虽被尊崇为圣人，而且说与之匹配也不为过的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也受推崇为圣人之次，他们终生为了“道”而游说天下，贡献一生，可是他们在战国时代连一个小国都不能拥有。论德，他们不亚于文武；论名，其名声也很高。因此，以富贵为标准来判断人生的价值时，孔子的确是劣等生。然而，孔子本身真认为自己是劣等生吗？如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很安分守己而终其一生，以富作为人的真正价值标准，那么把孔子判断为人生的劣等生，显然是不正确的评价标准。由此可知，要评价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仔细观察他的行为对世道人心究竟产生何等效果，我们就不能评价一个人的价值。
容易被误解的气魄
谈起“元气是何物”，要具体来说明，的确非常困难。从中文的字义上说，我认为“元气”二字应相当于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吧。世人常说青年的元气如何如何，好像只有青年人才有元气。其实元气并非年轻人的专有名词，老年人也应该有元气才好。进一步说，元气是男女所共有的。
关于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此“至大至刚，以直养”之语十分有趣，世人常有“没有元气了”、“鼓足元气吧”等说法，但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用法，如：酩酊大醉时在途中大声吼叫，就说他元气好。反之，默不作声就说他元气不好。但是，像那种酒醉后在路上叫闹直到被警察捕捉才知道惶恐的元气是不值得夸耀的。
如果把与人发生争执，明明是自己的错误，却强词夺理，也称有“元气”，那就大错特错了。以上这些都误解了元气的本义。其实品格高尚，也是元气之一。我们时常提倡的独立自尊，此自尊有时也可称之为“元气”。如果人们能够在自助、自守、自治、自力更生等方面独立又能达到同样重要的自尊那就太好了。
不过，自治或自力更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才行，因为自尊这字眼稍有误解就会被解释为骄傲或是不合常理。譬如同过一条道路，如能稍作避让，就能顺利到达，但一方因自尊而不让，最终会发生汽车碰撞这种严重的事故。这样的自尊不是元气。孟子所谓的“至大至刚，以直养”，是极其壮大、非常刚强的，因此要“以直养”就是要以正当的道理，即至诚加以培养，以使元气能永远继续下去。如果只是出于一时饮酒而来的元气，到次日就会消散，像这样的元气是不可取的。只有诚正之心培养的元气，才能“塞于天地之间”，这才是真正的元气。
今日的学生若能培养这样的元气，根本不用再担心会被说成是软弱、淫靡和优柔。但是，如果还是像世人所嘲讽的一般，那么稍一不慎就会使元气大伤。上了年纪的人尚有这个隐忧，任务最重的现代青年，必须更加努力培养这个元气才对。
修养不是理论
修养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好呢？修养是没有限度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切莫因此而流于空谈。因为修养一事并不是什么理论，应在实际中去做，所以必须自始至终都要与实际之物保持紧密的关系。
实际与理论的配合，简而言之就是理论与实际、学问与事业如果不同时发展，国家是不会真正兴隆的。无论其中一方如何发达，若另一方不能相随前进，这个国家就不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反之，理论与实际若能密切配合，则对国家而言，国家才会文明富强，对个人而言，个人的人格才能臻于完善。
上述所论，例证很多，就汉学来说，孔孟的儒教在中国是最受推崇与尊重的，称之为经学或者实学，这和诗人或文学家的舞文弄墨之作是不同的。其中研究最透彻且发扬光大者，是宋末的朱子。朱子非常博学，而且热心于讲学。但是，朱子时代的中国，正值政治腐败、军事衰微之际，根本没有实学的效用。即使经学非常发达，政治却极其混乱，也就是说学问与实际完全隔绝。总之，中国的经学，虽至宋朝（朱子）大力振兴，但朝廷并没有用之于实际事物之上。
然而，日本却能将中国儒教好好应用，付诸实践，使这些在宋朝儒教下空理空言的死学，发挥了实学的效应。能够善用这套经学的人是德川家康。元龟、天正时代，日本号称二十八天下，当时国内混乱如麻，诸侯只在军备上用其心力。可是家康却十分明智，他彻悟到单靠武力无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对文事投以相当的心力，采用了在中国早已徒具空文的朱子儒学，先后聘请了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积极地将学问应用于实际事务，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相接近。
如今，家康的遗训仍脍炙人口。其中有一段说：“人生如负重荷，如行远道，不能心急，以不自由为常事，就没有不足之感。心生欲念，则应思困穷之时，如此，欲念自可消灭。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怒为敌。责己不责人，不及犹胜过之。”这些话，都取自经学中，而且大半由《论语》中的警句变化而成。他在当时之所以能安定杀伐的人心，保持了三百年的太平，是因为他能活用学理，也就是使实际同理论相结合，密切相连。
反观日本帝国，很难说已完全达到两者充分的配合了，不仅如此，还往往能见到两者相离的倾向，这实在是国家未来之忧。所以，我衷心希望，想要立志修养的人，应该记住决不要走旁门左道，要经常保持自己的志行与操守并不断进步。换言之，在致力于精神的同时，也应求知识的发达。切记，修养的目的不单为个人，更要为一村一乡，乃至于社会国家之兴隆而努力作出贡献。
重在平时留心
一般来说，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凡事不仅表现于有形的事物形体，也有其内在精神。譬如：在心中早已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却因突发事件而临时改变主意，或者在他人的劝诱之下就有了某种兴致，虽不是恶意的诱惑，但内心毕竟已产生了动摇，这就是意志力的锻炼还不够坚强的关系。
总之，平日的努力最为重要。如果平素处事待人，不管怎样，一旦明确了决定，他人纵有十分巧妙的言辞，也不会为之心动志移才是。因此，任何人都应该在问题尚未发生之前就锻炼其意志，这样遇事才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
然而，人心易变，平时坚定地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动摇心志，造成与平素所想的完全不同的结果，像这样就是平时缺乏精神修养，意志的锻炼。实际上，具有相当修养、历经千锤百炼的人，也不见得不会遇到迷惑，更何况社会经验尚浅、涉世未深的青年呢？所以，青少年们应特别注意，如果自己平素所主张的想法，万一因事不得不改变时，最好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以慎重的态度深谋远虑，心自然会大开，也能使自己的本心回到其原来的住所。千万要记住：自省和熟虑，是锻炼意志的大敌。
我自明治六年因事辞官以来，就下定决心以工商业为自己的天职，并且暗下决心，不管怎样也决不重返政界，吃回头草。本来，政治与实业就是错综复杂的两条路，唯有远见的非凡之人，才能兼顾两者，悠游其间。可像我这样的平凡之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如果去从事，或许一步走错而终归失败。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政界死了心，而专心投入实业界。
至于当初弃政从商，当然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意思，其间有些朋友也劝告我慎重，但都被我谢绝了。就这样我决心一心一意向实业界前进。然而，尽管最初的决心是那么勇气十足，一旦付诸实行，才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愿以偿。所以四十余年之间，屡屡动摇心志，幸在万分危险时，总能稳住脚步，直到今天，才总算勉强有了结果。而今回顾这一切，其间经历的苦心和变化，实在远比当初下决心之时要多得多了。
假如我的意志稍微薄弱一点儿，在遭遇许多变化与诱惑时失足而踏错一步，也许今日就已陷入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例如，在过去四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中，若该朝东的却朝西而去，姑且不论事情重要与否，那么开始时的决心就会因此而受到挫折。
假如因一次的挫折就乱了脚步的话，不久，原本下定的决心也受到了伤害，或许自己会因此自忖：“既然走错一步，错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结果便会毫无忌惮地做下去，这也是人之常情。“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同这一比喻，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往往系在一念之间。可见意念是否会动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庆幸的是，每次碰到那种情况，我都会深思熟虑，小心谨慎，虽然也有过差一点就动摇心志的情形，但很快就会回复到我原来的决心，就这样我平安无事地度过四十多年。
所以，在处理问题时，无论事情如何琐碎，都不可以弃之不顾；事情不分大小，当它与意志有所违背时，就必须断然摈弃。因为，最初看来极微细之事，有可能正是导致全局皆输的原因。因此，无论从事任何事业，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可以进行。
驳斥修养无用论
修养是提升精神、知识、身体、品行各方面的磨炼，只有这样不息地修养，才能到达圣人的境域。谈到修养一事，我曾经遭到别人的攻击。攻击我的说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点：第一，修养会伤害人性的天真烂漫，所以不好；第二，修养会使人卑屈。我对这些异论曾经辩驳过，回答如下：
首先，主张修养会阻碍人性发达的人，这是一种误解修养的说法，混淆了修养与修饰的不同。所谓修养，就是修身养德，包含磨炼、研究、克己、忍耐等诸德目，强调人通过努力逐渐达到圣人和君子的境界。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有充分的修养，必能日复一日地改过迁善而接近圣人的境地。若为了修养而有伤天真烂漫，那么，就不会有人去追求当圣人君子了。
至于说修养会使人成为伪君子，陷于卑屈，这种修养是错误的修养，不是我日常提倡的正当的修养。人要保持天真烂漫的自然天性才好，我也最为赞同，可是人的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的发作，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毫无阻碍，就是圣人君子也只求有所节制即可。所以我断言，那种认为修养会使人卑屈，会伤害人性的自然的说法，是极大的错误。
其次，说修养使人卑屈，我认为那是他们忽视了礼节上要敬重虔诚所造成的妄说。一般而论，孝悌忠信、仁义道德得自日常的修养，人若愚昧、卑屈，绝不能达到圣人君子的境地。《大学》中的“致知格物”，王阳明的“致良知”也是修养。
修养并不像捏造泥偶，它会增长人的良知，发扬人的灵性。修养累积愈深厚，其人处事接物，就会善恶分明，面临取舍抉择之时也才不会犹豫不决，而且还能从善如流。因此，要增长智慧，修养是不可或缺的。在重视修养的同时不轻视知识，只是，现在的教育过于偏重知识，缺乏精神的磨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更要加强修养。如上面所说，以为修养与知识不相容，是大错特错的。总之，修养的含义非常广泛，是提升精神、知识、身体、品行各方面的磨炼，不但青年须有修养，老人也要有修养。只有这样不息地修养，才能到达圣人的境域。
人格的修养法
在世界诸强国中，都有其宗教和道德律的树立。反观日本帝国，却依然处于思想道德的混沌时代，身为一个日本国民，我真是惭愧啊！试看现在的社会现象：人们往往走在利己主义的前端，为了利，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忍。更有一种倾向，即与如何使国家富强相比，把追求自己的富裕放在首位。富足原本就是极重要的事，人没有必要效法颜回，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作为生活上的指导方针。
孔子说：“贤哉，回也！”此褒扬颜渊安于清贫的话，里面包含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意义。是在说富贵未必是坏事，我们无须加以贬谪。但如果人人仅以个人一身富裕为足，将国家社会的福利置之度外，视若无睹的话，那就令人感慨万分了。
说到富贵，社会人心的归向多半如此，其原因大多是因为社会一般人士之间欠缺人格修养的缘故。如果一个国家确立了国民所应遵守的道德律，人人能秉持信仰以立于社会，那么人格自然会养成，会提升，社会也就不会再有唯利是图的歪风了。因此，我奉劝青年们，务必修养人格。青年是真挚而率直的，而且身体充满活力，上进心强，应该养成所谓“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这样他日既可求一己之富，也能谋求国家的富强。请记住：在信仰动荡的社会中，青年们最易受人诱惑。所以青年们千万要小心把持自我，以自重为要。
人格修养的方法很多，有信仰佛教的，也有信仰基督教的。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志在儒道，而且把孔孟之道作为我一生的指导原则，所以我深信，尊重“忠信孝悌”之道，才是有权威的人格养成法。
简而言之，注重孝悌忠信之道，就是以仁为本，盖“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也，这是处于世上一日不可或缺的要件。在已经以忠信孝悌为根本修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努力讲究启发智能的功夫，最为完善。智能的启发一旦不够充分，就无法要求在处世中能完全发挥作用，更不能圆满达成忠信孝悌之道。智能一旦发达，就能判别接物的是非，也能创建利用厚生之道，并可与根本的道义观念相一致，处世起来不致有任何谬误和失败，人生的终局才会得以圆满成功。
商业无国界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旧金山突然爆发了学童问题，从此以后，日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日趋淡薄。造成这种现象之原因，并不是日本人要疏远美国人，而是美国某方人士日益厌恶日本人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像明治三十五年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看见的“禁止日本人在此游泳”的告示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一向对美国印象深刻，特别是身为日本实业界的一分子，基于日美贸易的关系密切，所以对于日美外交方面颇感担忧，并费尽心思谋求改善之道。
不久，侨居在旧金山的日本人组织了在美日本人协会，会长手岛谨尔，特别送一位名叫渡边金藏的人回日本，要求我为改善美国人厌恶日本人的情绪，计划组织在美的日本人会，请求祖国各界体谅侨民的心意，并给予大力支持。因为他们意图正当，时机合适，所以我答应他全力支持和帮助，并鼓励美日人民一起努力。我又向渡边金藏谈起明治三十五年的金门公园所见，还请转告手岛氏会长和其他的会员多加注意，诸如此类小事，切莫掉以轻心。这是明治四十一年的事。
同年秋天，有不少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业会议所的议员来日本旅游。这是因为我国的东京商业会议所和各地的商业会议所地位相同，所以邀请太平洋沿岸商业会议所的议员们组团来日旅行。当然促使日美外交和睦，化解眼前日美间误解才是首要目的。当时来日本旅游的有旧金山的F.W.杜鲁门，西雅图的J.D.罗门，以及波特兰的O．M.克拉克等人。
我在种种聚会中同他们进行了会谈，就日美两国间历年来的关系变革，详细加以分析，希望能以他们的力量化解这种种的误解。另一方面也指出，移居美国的日本人或许尚未习惯欧美的风俗习惯，所以有不讲公德、态度粗鄙、形象恶劣，或不愿受侨居地同化等缺点，希望彼此体谅矫正，成为美国所欢迎的移民。关于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处在今日自由开放的时代，如果因为人种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就讨厌日本人，那么，以文明自居的美国人多少有些偏狭。假如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就是美国人的谬误了。而且，也违背了美国当初建国的意旨。
日本能立足世界，是美国的功劳，日本人一向非常感激怀念这个恩德，所以努力增进两国外交之间的亲善关系。但若是美国怀有种族歧视及宗教差异的偏颇心而讨厌日本人，并给予差别待遇，这是美国所不应该做的。总之，果然如此的话，我们不能不认为美国是以正义始而以暴戾终了。对我这一番诚意的话，当时来访的商业同业公会诸位会员，都认为我言之有理，并欣然接受我的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