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华伟
一早，打开电脑，又看到一则无聊的消息，说是“诸葛亮被评‘中国最虚伪男人’众学者批评质疑”，真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有点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架势，倒不知这人心里头有个什么鬼神儿。有识之士已将其剥了一番，露其行，取其魂，如“张晓刚认为，目前文化圈有一种怪现象，利用古代圣贤名人进行自我炒作，去开讲坛、出书，他们的共同点是，把名人的逸闻趣事、野史同历史真实混为一谈，夸大其词，蓄意歪曲正统历史，这让人深感悲哀。”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为何吃“巴普洛夫”的笑话一再出现，且愈演愈烈呢。忍不住再说它几句，各位看官，且不计较措词，任吐一时之气。
中国人的聪明怕是只有犹太人才能望其项背，在“地球”这个星球上来说绝对属于过剩的。不屑与西方人在科技上争长短，在创新上作文章，每每在华夏文化、地广人多、兵法韬略、文治武功上自栩不止，视外邦为四夷。既然如此，也就罢了，南柯一梦，醒了就好。可这醒了醒了，哀叹镜花水月之余，无处泄气，只好把一点脾气拿来糟蹋老祖宗的一点儿遗产。
历史本身就是为我们后世人所用，犹如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本无可厚非。比如说文革时的“批林批孔”，有人从打烂的历史堆里头捡了捡，发现孔夫子分量够重，能配的起人民大众的唾液和众多理论家的文笔。于是，在春秋时代的官场上郁郁不得志的一代教育先驱，糊里糊涂享受了两千年的香火和膜拜，没想到在二十世纪末被突然剥了个精光，成了制约中华民族二千多年原地打转的“孔老二”。我们不说有理无理，只是惊奇于历史中的亘亘长星和昙花一现。惊奇的同时，我们发现驾车走了两千年，突然间车把势没了，又一转眼，发现自己赤条条的站在庄稼地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还好，吃饭的本事还在，倒不至于就挨饿。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身只能放到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去分析去学习，历史有它的局限性，应该用先哲们的历史唯物思想来对待历史。万物皆有道，殊途同归。历史也像我们自身，难道我们一点儿没发现幼时的愚蠢。最近又有人捡了捡历史人物，发现诸葛先生一贯低调做人，不声不响，躲在人后，蜀国宰相怎么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一把拉到台前，先一个五花大绑，再一个喷气式，最后插个大牌子“千古罪人”，然后横批竖剥，左引右证，七牵八强，打成一个历史反革命。我就不懂了，他诸葛先生真是个神人，那时就知道有个中华民族，肆意分裂华夏；那时他就知道世界地图，怕早就归顺了曹操也未可知。隆中策应是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特定文化下的特定对策，绝不是凭空想象，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战略智慧，无可厚非。有些人还说“贪图权力，罪孽深重”的话，犹如给爱斯基摩人讲动物保护，不是愚蠢透顶，就是别有用心。
前些年是一些文人的流氓行为风行，近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了，开始出现一些流氓冒充文化人，肆意恶搞，肆意窜改，肆意作秀，无非是满足大众的庸俗，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填补没了信仰的失落感，怕是大众也在捧场，似要作出有文化的样子。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政府、组织、民间出演一幕幕无聊闹剧，超女、裸秀、芙蓉姐姐你方唱罢我登场，乱糟糟如同石器时代的奴隶市场。不管如何羞耻和丑陋，也算为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出了把力。当代中国人的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由此可见一斑。
记得在网友那里看到这样一句引用：“我走的太快了，在停下来等自己的灵魂”。也许我们的民族也该回回神儿了。一直以来，我们英明的领袖和一批中华儿女的精英，殚精竭虑，艰难排除内忧外患，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生存能力。但是，还远远不够，这是“术”，还要有“道”，有了道，才能无为而治，有了道，才有民族的凝聚力，才能同心同德、荣辱与共。何唯道？就是信仰和坚持、传播、解释信仰的能力。现在我们信仰什么，坚持什么，这才是中华文人学者需要考虑的问题，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摒弃私心杂欲，学通古今，深究其理，从最深处触摸中华民族的灵魂，疏理她、考究她、展现她。然后从最浅处入手，改革我们的教育，引导新文化运动，消除浮躁和急功近利，进而理顺民族的生存思维习惯，带动各文化领域的健康繁荣，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复兴。
诚如此，愿将三丈青锋，尽染赤胆鲜血，头悬国门，以儆天下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