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华伟
老外对中国常把中学生也称为知识分子感到很奇怪。在西方，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仅指社会上层有学术造诣的人士，如：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编辑等，连普通大学毕业生也未必算在内。中国却常指受过些教育、识得些字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社会上也普遍认同，不以为缪误。这不怪国人的认识有偏，源于“文革”流传的缪错。把上山下乡的大、中学生称为知识青年，这“知青”的名词流传至今，便泛称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的人统称为知识分子。
多年来，知识分子之不被社会重视，受到人们的轻视甚且蔑视，与上述“廉价知识分子”之“缪种”流传有很大关系。为了替知识分子正名，有必要来啰嗦几句。
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谋生，以脑力劳动，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者。国内看法大致相同：有较高文化水平，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以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者。
知识分子的特征是脑力劳动者；其社会功能主要是思索、解答外在世界一切疑难，倾向怀疑与批判；他们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有圆满社会就要停滞不前），因此，知识分子总对现实不满足，企图按照理性和个人理想来改造社会。他们也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与中国古代的“为民请命”价值相等。知识分子这种典型形象古今中外都认同，因而被浪漫的认为是“社会的良心”。
中国知识分子是古代“士”的现代延续。古代“士”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分忧，为民请愿。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问题有深刻的责任感。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道出“士”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秦汉以降，国家安定时期，政治、文化秩序的维持落在“士”的肩上；社会混乱时期，则负起政治、社会批判的重任。明末东林党顾宪成有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关心”仍活跃在知识分子的生命中，邓拓的《燕山夜话》有《事事关心》的杂文。他在《歌唱太湖》诗中写道：“东林讲学乡迷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终忘不了政治，老、庄如此无为的人，在著书讲学中也对政治抱很大兴趣。在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之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所以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皇帝对“士”也极尽礼遇。
中国知识分子也有他的软肋：掌握知识不掌握生产资料，在社会上没有独立地位，不是一个独立阶级，也不与阶级、阶层相整合，就容易受到强权的摆布。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比作毛，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
正因为知识分子缺失独立地位，才有了“臭老九”的别名，反映在元朝和“文革”中。元朝人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文革”时蔑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即源于元时“九儒”之据。
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
正是这种不与其它阶级充分整合、不依附现有体制的“自由飘游，无所依附”的特性，才能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永不满足。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知识分子除了掌握高级文化和掌握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二者不可缺一。
真正称得上知识分子这个名号的，不是通常理解的脑力劳动者，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除了他的思想有用外，别的无可赞扬。而他最可贵的品质则是：“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这种知识分子是精品知识分子。
一个人发明了原子弹，却不去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人类的毁灭性后果，他不过是个创造者，不属典型知识分子。
专家学者可以给社会带来更丰盛物质，更便利的生活方式，但对社会认识肤浅，对生命的了解单纯；他们关心专业上的实用价值，忽视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等），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一个小说家或影视导演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创作的作品不是纯为感官娱乐，能或明或暗地触及到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给人以启迪。
并非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都是知识分子。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无论他是硕士、博士，掌握了专业知识，也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只是个党政干部。知识分子有一重要特征：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开展工作。公务员主要是管理社会，在工作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区别。另外，知识分子作为政策的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公务员则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是政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