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杨堃、王静如等人的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变成现实。照戴密微和贝冢茂树所说，葛兰言所用方法，其实就是后来对民族学影响极大的结构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渗透日益加强以及法国年鉴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此法盛行一时。而汉学研究在西方的独立地位，只有在本国学术正统承认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社会与人文科学发展总体趋势的制约。更有甚者，当整个人类社会的思维仍处于欧洲主导时代之际，其他文化体系的认知方式都将由此左右。京都大学的贝冢茂树后来便认为小岛祐马当年选择葛兰言有先见之明，因为此时在法国葛氏的身价已经超过马伯乐。
葛兰言身后的成功，除方法本身日臻完善，重要原因是应用范围有所变化和扩展，或用于初民及乡村社会，或施诸近现代历史。前者对文献的依赖较小，后者则利用文献相对粗疏，给新方法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开山祖”的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欧风美雨经过一轮对垒，显出后来居上之势。然而，如果说葛兰言只是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历史及史学，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
费正清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谓欧洲汉学的延伸或移植。“其间足以为斯学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来惟三人耳：一为哥伦比亚教授夏德（FriedrichHirth），二为加利佛尼亚教授阜克（AlfredForke，通译佛尔克），三即洛佛尔（K.Berthold.Laufer，通译劳佛）氏也。此三人者皆条顿种，生于德国，学成于德国。”（贺昌群：《悼洛佛尔氏》，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8卷第5号（1934年9—10月）。）他们显然感到美国的学术风气与汉学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所撰论著，多送往欧洲发表出版。夏德、佛尔克后来回到德国，劳佛则坠楼身亡。（参见《ベルト—ルド·ラウフア—博士の讣》，载《史学杂志》，第45编第12号（1934年12月）。据说劳佛为当时在世的汉学家中学问最渊博者，但在美国其名不显，令日本学者感到可悲。参见［日］岩松五良：《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近状》，载《史学杂志》，第33编第3号（1922年3月）。）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学者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承认：“中国史包藏之浩博，吾国学者稀能见之。”通常仅研究近代史而兼及数十年之变迁，“其或深思远瞩，知中国民族有其三千年继续之历史，有浩富精美之史籍，足供西方学者研究之良好资料者，殆寥寥无几人焉”（陈训慈译：《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载《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原文题为“Chinese Historya Field of Research”，in Historical Outlook，vol.11，no.1（Jan.，1922）。）。
1928年，费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学成立远东语学部时，想请伯希和，后者表示谢绝，认为没有人愿意离开法国的优良学术环境而去到穷乡僻壤的哈佛，于是推荐尚无正式职位的法籍俄国人叶理绥。（参见黎鸣，贾玉文等译：《费正清自传》，11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日］羽田明：《エリセエフ教授を悼む》，载《东方学》，第51辑（1975年6月）。1932—1933年叶理绥以客员教授身份在哈佛大学远东语学部任教，1934年再赴哈佛时出长研究所。）叶理绥在哈佛继续法国式的汉学教育，因难度过大，令从学者望而却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欧洲汉学家的感觉并非偏见。巴黎学派的形成发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备语言和社会人文科学天赋的绝顶聪明人才之上，其来源范围后来更扩展到整个世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难以普及。伯希和对于巴黎学派的中衰早有预见，他对即将归国的王静如怆然道：“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后进的美国更加缺乏相应条件。在当时美国学生眼中，伯希和宛如神祇。洪业指出其今古文《尚书》章节对照的错误，学生竟说：“伯希和从来不会弄错的。”（陈毓贤：《洪业传》，103～1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费正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将汉学研究推进一步，不如说是如何使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正是其方法的成功标志与应用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费正清是逃离汉学正统智慧考验的侥幸者。他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着手研究中外关系，又有意选择汉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牛津大学留学，而避开巴黎、莱顿等欧洲汉学中心。他指责“欧洲汉学家普遍拘泥于一种成见，他们认为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必须要求能够娴熟地阅读中国经典原著，必须全靠自己大量利用中文工具书和文献资料。这一来显然看不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和领事们所作的汉学研究的价值。这些人在遇上困难时总可以在屋后找到可靠的老师提供指导，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样。”（《费正清自传》，118页。）实际上，欧洲汉学家特别是巴黎学派的所谓“成见”，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设法摆脱掉非专家式研究，走上学院化正轨的体现。（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指出：19世纪西人研究中国文物制度者渐多，唯著书者大抵学识浅陋，鲜通华文，往往逞其臆见，发为谬论，书籍虽多，可观者少。后有一派悟研究中国文化，须通典籍，于是译风大盛，最精者为沙畹所译《史记》。自是汉学成为专门，不通中文谈汉学者渐少。即通晓文义，亦舍普通而为专门。参见《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
费正清留学中国时，因原来选题的机缘，主要受教于蒋廷黻。后者专攻近代外交史，对中国传统治史方法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史学家往往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以致一个人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精力，对于版本训诂也许有所发明，但到头来对于史实本身反而没有多少知识，这根本不是学历史的正当途径”（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传记文学丛书”之四，23～2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他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即贯彻上述宗旨，主张学生多掌握社会科学工具，少兼修文献课程，名为考据与综合共存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他请执教武汉的雷海宗回校，借重在欧洲争议极大的斯宾格勒（O.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斯宾格勒所著《欧洲的没落》，最喜比较，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大体采用类似方法，中国留欧学生也往往眩于其思想之新颖刺激。但欧洲学者对其人其书批评极为严厉，认为斯氏不知历史，以体验与认识相等，谬甚。参见魏时珍：《旅德日记》，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而同系的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为此蒋廷黻不得不一再公开捧陈，以换取两派间的和平。（参见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陈寅恪后来推荐雷海宗主编三卷本的英文《中国通史》，表明他并不否认综合，至少希望对欧美汉学界有中国自己的综合著作。）
陈、雷之间的分别，绝非考据与综合的轻重取舍，而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综合的差异。即尽可能读懂全部相关文献，掌握史实及其相互联系，发现内在规则，还是以外在观念模式从能读懂的文献片段中断章取义，脱离原有语境重新拼装。而蒋廷黻的平衡政策，背后也有费正清所面临的类似问题，即曲高和寡与从之者众的取舍。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从佛经翻译讲起，无奈学生难以接受，不得不一再调整。他先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国学馆以及清华文、史两系所开课程，已经逐渐降低标准，学生仍然不能听懂。1934年，代理清华文学院长的蒋廷黻在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一方面承认陈寅恪现在所任国史高级课程为最重要，一方面又说明陈三年前所开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只得继续更改。（参见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见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36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而雷海宗的综合史观，无疑较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在华期间，费正清并未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和档案的阅读收集整理，他关于中国海关总署与英国政策的博士论文，主要依据英国档案写成。所附中国文献目录，实际上尽其所知。他自述答辩时的表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费正清自传》，170页。）这种在欧洲汉学界的边缘地带仍须溜边的行为，正是退回欧洲传统汉学四裔偏向的极好写照。
不仅如此，费正清地位的上升，同样有四裔化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具有足够资金，坦然紧随欧洲模式的哈佛—燕京研究会；另一个则是纯粹美国阵营，这一阵营散布各处，缺乏基金，而且大都接受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的影响和指导。”费氏称“这两个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风格问题”，其实所谓风格差异，乃是欧洲汉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之别。有人统计，当时汉学西书作者共145人，美国为23人，其中一半不识中文。（参见L.C.Goodrich，“Chinese Studiesin the UnitedStates”，in The Chinese Social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5，no.1（Apr.，1931）。）
落后的美国风格在近现代中国研究群体中更为突出。1936年费正清赴伦敦途中对全美各地的中国或远东研究中心进行考察，发现研究方面进展不大，在职的少数研究人员中鲜有懂汉语者，对社会科学概念无知，无人是按照后来的七年制培养出来的。在此情况下，纯粹美国阵营发挥组织优势，一方面通过委员会聚合队伍，壮大声势，如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的恒慕义（Authur.William.Hummel）和美国学部委员会合作，召集众多学人乃至业余爱好者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另一方面则利用宗派情绪和排外倾向，排挤按欧洲方式专心研究和培养助手，不愿在遍及全国的各种委员会中浪费时间的叶理绥。1948年美国学部委员会决定将远东研究会扩展为学会，叶理绥等12人被推荐为首届理事。但有人提出增补加拿大的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进行差额选举，结果唯一落选者正是被公认水准最高的叶理绥。
集团协作和组织管理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的重要区别，也是其优势所在，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称道，认为是超越欧洲汉学的秘诀。然而，协作往往否认独创，量的扩张有余，质的提高不足。费正清本人也承认，在《清代名人传略》的编撰中，“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外来者以及那些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受训的特别研究生共约50人所作的贡献，尚远远逊于恒慕义博士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费正清自传》，119～120页。），即房兆楹、杜联喆夫妇。而组织管理则往往出现曲高和寡的局面，导致有术无学者排挤有学无术之人。
上述绝非全盘否认美国中国学脱离欧洲汉学走向独立的意义，而旨在说明这一转变并非全是凯歌式行进。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在分科研究的基础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均出现一批中国研究专家，从而使研究更加专门化，各学科间分工合作，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合作，近现代成为研究重心。况且倒退受到两种因素的抑制，其一，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与亚洲联系的密切，关注东方者日益增多，公私机构乃至个人陆续来华搜购文物文献。后来中日关系紧张，战云密布之中，大批文献流往大洋彼岸。1941年3月8日上海各报所载恒慕义的讲话称：“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本人所攫，流入东土也。”“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转自梁容若：《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机运》，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91页。）见多自然蔽少，画鬼易画人难，依据增加，论述反而无法随心所欲。其二，为数不少的中国学术精英，因战争政局而滞留美国，相当程度上起了学术警察的作用，弥补了其本土学者的不足。为费正清所推重的杨联陞说：“稍有识见的西人，已知治中国文史之学不与中国同行学人商量参阅而一意独行者，只是胆大妄为而已。”受此影响，美国学者的中文水准也相应提高。费正清后来即“对近代中国的知识，中西文献确是渊博”（杨联陞：《追怀叶师公超》，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1期（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