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与巴黎汉学相比，美国中国学仍有两方面根本倒退，其一是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认识重新回到封闭与停滞的观念。封闭论与停滞论是欧洲传统汉学的典型特征，经过巴黎学派的艰辛努力，这一陋见根本转变。伯希和说：“居今日而言中国文化为纯属关闭，为从未接受外来影响，已人人知其非。然外来影响为一事，而中国能于外来影响之上，另表其独特之标记，则又为一事也。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继夏德之后成为美国汉学泰斗的劳佛也持同样观念，“他的兴趣不限于过去和现在，用他自己的典型表述来说：‘我到处看见活力和进步，并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我相信她的文化将产生新事实和新思想，那时中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时代将到来’”（“Berthold Laufer：1874—1913”，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华裔学志），vol.Ⅰ，fasc.Ⅱ（1935）。）。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和停滞为前提。其二，将中国研究由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重新降为功利目的的工具。学术当然具有功利作用，但并非研究目的，否则难求精深。美国的中国研究恰以功利性见长。其繁荣因此，其附庸同样因此。在表面的独立之下，长期存在简单移植和模仿欧洲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模式的弊端。19世纪以来，欧洲即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支配之源，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巴黎学派能够进入本国学术正统的殿堂，正因为它在发展人类智慧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追随或享用其结晶。即使葛兰言，至少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宗教社会学发展史上，为第三阶段的代表。（参见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社会学与民族学》，137页。）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极少有以此成名的人物，使用的新理论多为几度转手的陈货，且未充分考虑生成和应用系统的文化差异，并做必要的调适。加上20世纪欧洲一般汉学家自诩为秘诀独擅的“运用类书”法的影响（参见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多依赖索引找材料而非读书，弊端之一是先入为主，弊端之二是见木不见林。结果，随着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
§§§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受国际汉学的影响，中国本部的学术也出现了四裔偏向，表现之一，研究领域偏重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表现之二，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学，不仅有欧美学术背景，还是欧洲汉学的影子。表现之三，释古及社会性质论战，都有以中国史实填充外来系统之嫌。这三方面现象，实有内在逻辑联系。
道咸以来，海通大开，中外交涉增多，边疆史地之学日见兴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渐东移，中国边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当是西学东渐，中体动摇，欧洲汉学挟此余威，由四裔而侵入腹心。近代学术史上的知名学者，鲜有不涉足相关领域。章炳麟、张尔田、邓之诚、吴芳吉等人讥为趋时，固有正统卫道的偏见，但其中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学的核心主干仍应为纯粹中国问题，或者说就中国学者而言，此较四裔更为重要，且为研究之归宿，通四裔适以说明本部。狩野直喜主张先通晓本土再及域外，与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张尔田《上陈石遗先生书》谓：“若夫新郑碎金敦煌残楮，其所以为吾经典佐证者，盖亦有限。然此乃成学者取资。今悉屏落一切，驱天下之学僮惟是之从，至有正经疏注，终身未读其全，而中西稗贩，高谈皇古者，侮圣蔑经，行且披发于伊川矣。某生平师友，若孙仲年丈、王君观堂，其为学皆自有本末，乃亦为时风众势，扳之而去，私心诚不能无惜。”（《学衡》，第58期，1926年10月）邓之诚从此说。罗继祖曾予以驳斥。张尔田主张治学先循轨道，然后可言歧创，固为笃论。可惜他剜版改订《蒙古源流笺证》时，多用陈寅恪以梵藏文字勘校所得之说而不言所自出（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20页）。张尔田引内藤湖南为生平第一知己，而内藤湖南也看重他和沈曾植等对整个中国学问通达有识之人。（参见《先学を语る：内藤湖南博士》，载《东方学》，第47辑，1974年1月））同时治学不仅在考证具体事物，更须显现民族精神文化。由研究领域偏重四裔进而一味使用外来方法，反而有令固有文化失真的危险。胡适的整理国故，“明白说来，即是以西洋人的‘汉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书”。傅斯年反对使用“国学”的含糊概念，其《史语所工作旨趣》声明设所目的为使东方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参见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载《大公报》（香港），1977年2月9日。）
1923年梁启超指出国故学复活的原因：“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先秦政治思想史》，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32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然而，将国故以科学方法加以索引条理，令王国维担心误导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京都学派则感到如同让峡谷风光沉没于大坝之中，他们主张按照天然景色加以爱护并体会其韵味。（参见《胡适》，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432页，东京，筑摩书房，1974—1976。）至于不同派别的释古以及热闹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更加削足适履地取舍史实以适应外来解释框架。流风所被，等而下之者名为史观实乃史抄。陈寅恪断言外来理论若不与中国国情调适，必然难以持久，即指上述倾向。
四裔偏向也与中国学术的内在变化有关。梁启超论及光宣以后学术复兴的趋向，对于正统考据学做这样评价：“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入民国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章炳麟讥讽道：“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谭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辨，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韪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罔两易图狗马难效也。”（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见《近代稗海》，第2辑，11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34年2月，赵万里对朱自清谈论学术界大势，认为“材料不多而又思突过古人”，所以时人“皆不免钻牛角尖之病”。“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朱自清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这番话颇值得玩味。诚如傅斯年所说：“学问之道不限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固步自封。”（［瑞典］高本汉著，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但材料不足而欲突过前人，实乃近代学人爱走险道偏锋的要因。治学一旦失去轨道，只求标新立异，则“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积微翁回忆录》，129页。）。
其实，中外学术，互有所长，本应各自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巴黎汉学虽由四裔而沟通禹域，毕竟仍坚守四裔长技。如沙畹“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沙畹考释西域简牍虽借助中国留学生之力，仍多误解。参见贺昌群：《流沙坠简校补》，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8卷第5号（1934年9—10月）。），伯希和更远及中亚。日本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先学を语る：桑原骘藏博士》，载《东方学》，第49辑（1975年1月）。）的特长，一面选择欧美汉学鞭长莫及的所谓“满蒙”、“满鲜”，一面缘清学而深入腹心。中国学术所长，如1930年黄侃对来访的吉川幸次郎所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留学时代》，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421页。）黄侃虽被讥为“温故不知新”，此论却不失为卓见。二者的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一“悬问题以觅材料”（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见《追忆王国维》，165页。）。而二者的关系，即新旧材料的关系。王国维、陈寅恪、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中外前贤均主张尽量吸收新材料，但必须熟悉多数之汇集，才能利用少数脱离之片段。（陈寅恪治上古史主张“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没有“发见”，难以发明；不以发明为目的，则“发见”不过杂碎。不知新材料或不通旧材料而强作发明，更难免妄臆之弊。更为重要的是，发明者之极致，不专赖材料以征实，而是贯通古今中外，以实证虚。所以吉川幸次郎认为，即使被日本学者奉为权威的罗振玉、王国维，也不免有资料主义倾向。
欧美乃至日本汉学家难以达到的化境，即陈寅恪所谓“育于环境，本于遗传”的“精神之学”。留法三年的李思纯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载《学衡》，第19期（1923年7月）。）女作家陈学昭留法，在葛兰言指导下撰写关于中国词的博士论文，陈本不懂词，搜寻文献后，明白葛氏“所以要我写关于中国的词的论文，因为他自己不了解中国的词”。其论文连词牌“八声甘州”误为“入声”的常识错误都未予指正，便得到“很好”的评语而获通过。（参见陈学昭：《想天涯，思海角》，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其学位得自克莱蒙城文科大学。）文学研究最易见外来方法的不适合。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朱自清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这种局限不仅在文学专科，更在于思维。擅长译事的理雅格深得其中真味，认为中国文字“不是字的代表，而是思想的符号，其于文中的结合不是来表现作者要说的，而是作者所思想的”（［美］恒慕义著，郑德坤译：《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载《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所以辜鸿铭一方面称赞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具有以往和现在一切汉学家所没有的优势”，即拥有文学天赋；一方面则指责其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甚至普通常识，“他能够翻译中国的句文，却不能理解和阐释中国思想”（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121～12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尽管沙畹“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编者注所引西书，载《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但巴黎学派对纯粹中国问题依然难以深入堂奥。1931年2月吴宓访欧与伯希和交谈后慨叹：“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7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日本文学家长与善郎曾问长期在华的汉学名家小柳司气太：“关于汉学与一般中国文化之精密的科学的研究调查，是否日本比较中国本国犹其发达？是否汉学学者也是以日本的杰硕之士为多？”小柳司气太断然答道：“不，没有那事。我已经七十岁了，直到今年一向是专攻这一门学问的，但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伟大的学者，在中国还很多呢。只是那样的人，都深居简出而已。”长与善郎因而领悟到：“关于中国一国知识的深邃、详尽的地方，无论如何，自有其本土人的独擅。在一件调查上，关于文献，大抵不外既有之物，但每每在他国人不得寓目的事物里，却含有那民族性格之文化的真面目与时代相的神髓的。”“假令欧美有笃学研究日本的人，关于日本的故事古典，即或较之日本一般学者知道的多，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比我们自己还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日本的。由于那种‘研究’得到的知识，是会有想像与架空的地方的。同样，某一土地上的事物，不是那土地上生长的人，总有学问所不及的地方。而且这也常是最紧要的地方。”（［日］长与善郎：《回想鲁迅》，载《华文大阪每日》，第4卷第8期（1940年4月15日）。京都学者也屡屡表明此意。参见《留学时代》，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424页。）那时日本学界已经意识到单纯检讨素材的实证研究不能综括中国学的全貌，“待望着溶化进去富于人情气息的东西”（［日］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下）》，载《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