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桓谭的生平和著作
桓谭从小受任太乐令的父亲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而“好音律，善鼓琴”（《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并且居住京都，接触各种学者，有着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桓谭学习的兴趣和范围比较广泛，除音乐外，也爱好文学，“少时学，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新论·道赋》）。他钻研过天文学，也曾学习过兵器。对于儒家经典，更是“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但是，桓谭学习儒家经典有一个特点，就是“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义。……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同上）。注重大义，不搞离章辩句的烦琐哲学，尤其喜好古文经学，多次和著名古文经学家刘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文学家扬雄研讨问题，非难今文经学者、图谶伎数之徒，因而多次受到排挤。桓谭很尊重扬雄，少时就赞扬扬雄的丽文高论，并认为“汉兴以来，未有此人”（《论衡·超奇》）。扬雄死时，大司空王邑问桓谭：“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桓谭答道：“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汉书·扬雄传》）可见，桓谭深受扬雄的影响。同时，桓谭又善于帮助扬雄纠正一些错误，如在天文学方面，扬雄本来是相信盖天说的，桓谭把他说服了而改信浑天说，《新论·离事》篇记载了这个生动的故事：有一回桓谭和扬雄坐在白虎殿的廊下，等待见皇帝奏事，因为天冷，两人就让阳光晒着脊梁骨，非常舒服。但是，过一会儿，阳光就偏离了。桓谭抓住这个生活实践所提供的现象，以亲身感受的经验，对扬雄说：“你看，如果按盖天说，太阳向西边走，阳光应该照着这廊下的东西。如今阳光竟然偏离了，不正好说明浑天说有道理吗？”这也充分地表现了桓谭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桓谭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官场，但是官位却一直不高。在成、哀、平三帝期间，他一直是“位不过郎”的官吏。在任奉车郎时，曾管理过守卫王宫门户，或时而侍从护卫皇帝外出。也曾经负责“典漏刻”。还当过“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新论·离事》）。哀平之际，董贤宠幸专权，想和桓谭交好，桓谭“不与通”。在王莽专权时期，桓谭任掌乐大夫、讲乐祭酒，当时“天下之士，莫不竞褒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在反对王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年代里，桓谭曾在为新市、平林农民起义军拥戴的淮阳王刘玄更始皇帝手下当过太中大夫，表现了桓谭不满王莽统治的正直气概和同情人民的进步倾向。随后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桓谭被任命为议郎给事中。桓谭曾屡次上书言事，陈述政见，都不为纳用。后来刘秀主持朝会讨论建筑灵台（古代观察天文气象的变化以推测吉凶祥的台。）的处址，“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同上）。刘秀主张用谶来决定台址，问桓谭的看法，桓谭却说自己“不读谶”，表示反对，并且指斥图谶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原意，引起刘秀的大怒，要立即处死他，后幸免于斩死，但被贬谪外地，死于途中，成为图谶迷信的牺牲品，无神论的殉难者。从这一典型事例，也可见坚持图谶和反对图谶的两条思想********的尖锐程度和激烈情况。
桓谭的著作有《新论》，“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李贤注保存了该书的全部篇目：《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征》，六《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东观记》曰：“光武读之，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新论》就《谴非》、《祛蔽》、《辨惑》等篇目来看，都是谴责错误的论说，扫除认识的障蔽，辨析惑乱人心的谬妄，是很富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东汉最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对桓谭《新论》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衡·定贤》）《新论》对后来的唯物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书·经籍志》有桓子《新论》十七卷，然《宋书》已不见著录。看来《新论》在宋代已经逸散，只留下一些片段。《新论》在清代有几种辑本，其中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四的辑本将辑文分类排比，系于各篇旧名之下，虽有不少臆测之处，但比之他本，较为完备。解放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以严辑本为底本，重加校勘、补遗，整理出版。
《弘明集》卷五有《新论形神》一篇，《弘明集》明藏本和明汪道昆本，在《新论·形神》下，题“晋桓谭”作。有人据此认为《新论·形神》不是汉桓谭所作。我们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一）《弘明集》的高丽、宋、元藏本，都题“桓君山《新论·形神》”，而不是题“晋桓谭”作；（二）《弘明集》在《新论·形神》的题目下作注说：“君山未闻释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后之言者，乃暗与之会，于论形神已设，故有取焉尔。”另本作：“臣澄以为，君山未闻释氏之教，至于论形神，已设薪火之譬，故有取焉尔。”“澄”，是南齐人陆澄。他在其《****》目录中就是这样说的，目录中标题是《桓君山新论形神》。可见，《弘明集》的编者僧和陆澄都认为这是桓君山即桓谭作的；（三）宋朝李昉等辑的《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引《新论》一段，也题为《桓谭新论》；（四）众所周知，三国时魏国著名玄学家王弼曾作《老子注》，而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和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题为“晋王弼注”。看来这种在人名上错标朝代的现象不是个别的。综上可见，题“晋桓谭”者，是明朝人的差误。（参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所作有关考证。）严可均把《新论形神》辑在《祛蔽》内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篇关于桓谭无神论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桓谭的社会政治思想
桓谭生活在两汉相交，政局动荡的时代，他目击王朝激剧变迁，政治风云变幻，因此十分重视“修已正家避祸之道”、“辅国保身之术”。他上书给董贤和刘秀都是阐述关于“辅国”的政见的，《新论》也是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的放矢地为其政见作论证的。归纳起来，桓谭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举本抑末”。桓谭说：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指汉高祖）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是重农抑商。这里，桓谭强调反对富商大贾放高利贷，主张抑止兼并势力，抨击不耕而食的****奢侈行为，重视修田亩、尽地力，是符合当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反对商业，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尊王贱霸”。对历史上王道霸道，桓谭作了比较，他说：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专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王道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新论·王霸》）桓谭并不否定霸道，但他尊崇王道，强调礼义教化，认为五霸是“违仁义而尚权诈”（《新论·王霸》），不值得称道的。他还批评王莽刑杀残忍，并认为这是导致王莽最后身亡的原因（见《新论·言体》）。桓谭主张尊王贱霸，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总结历史教训，强调以传统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维护社会统治。
与“尊王贱霸”相联系，桓谭还强调分封制，认为：“王者初兴，皆先建根本，广立藩屏，以自树党，而强固国基焉。”（《新论·谴非》）并举例说，周武王和汉高祖分封弟子，帝业得以垂统后代，而秦始皇和王莽“独自恃，任一身”，不行分封，结果仅仅执政十四五年就亡国了。桓谭认为帝王贪功独专，一旦王朝危急，就得不到藩辅的救助，其出发点是为了避免帝王一人****独裁带来王朝速亡的可悲后果。他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王朝的灭亡，归根到底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由此带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三）“一其法度”。针对东汉初叶立法司法的混乱状况，桓谭指摘说：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事条）比（类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强调颁布统一的法律，以便依循执行，避免处理时产生畸轻畸重的弊病。这个主张应当说是有见地的。
（四）重用“大才”。桓谭十分重视辅臣的作用，他说：“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同上）《新论》也专有《求辅》篇，强调“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认为帝王的辅臣对政事得失、国家治乱关系十分重大，必须由“贤智大才”来担任。他还批评王莽“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和更始帝后来“不听纳谏臣谋士”意见的错误。桓谭看到“大才”辅臣的作用，批评王莽专权是有道理的，但他毕竟过于强调了“大才”的作用，这是唯心史观的表现。
（五）反对“效古”。桓谭强调治理国家，要“政合于时”（《新论·言体》），政策措施要适合实际情况。他批评王莽说：王翁（指王莽）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同上）把王莽“事事效古”，斥为“不知大体”。他还批评俗儒的短见：诸儒睹《春秋》之记，录政治之得失，以立正义，以为圣人复起，当复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新论·正经》）认为前世圣人所作，后人未必都要承袭。桓谭这些社会政治思想，既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也包含了历史是发展进化的进步观点。当然桓谭社会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巩固****统治，它的地主阶级烙印是十分鲜明的。
四、桓谭的反对谶纬神学
在上文介绍桓谭生平时，我们曾经谈到桓谭是图谶迷信的牺牲品，这里，我们对桓谭的反对谶纬神学，尽可能作一详细的分析。桓谭对谶纬神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图谶
图谶是刘秀夺取政权和维护统治的重要思想工具。桓谭多次上疏激烈地反对崇尚谶纬，他说：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谶纬符命），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黄白之术”，即炼丹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偶有所中）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这里桓谭主要是根据《五经》“以仁义正道为本”的儒家思想来摒弃“奇怪虚诞之事”，认为天道性命，连圣人孔丘都讲不清楚，何况后人编造出来的冒称谶记的东西，欺骗君主，陷害别人，怎么能够不抛弃呢！虽然图谶的预言也有偶然巧合的，但不足凭信，而且也是无益于政道的。
桓谭还以生动的笔调对王莽至死还抱着图谶符命的愚蠢之极的行为，给以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他说：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良时吉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兆”，祭坛的区域。），洁斋祀祭。牺牲膳之费，吏卒办治之苦，不可称道。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抟心（捶胸）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威斗”，《汉书·王莽传》说：“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尽五寸，欲以厌胜众兵。”），可谓蔽惑至甚矣。（《新论·言体》）符命并没有挽救王莽覆灭的命运，而成为王莽被起义军斩头切舌的丧命符。在桓谭看来，王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为政不善，见叛天下”，而真正“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这是从王莽的错误和悲剧中引出的一个深刻的观点。
（二）批判神学目的论
谶纬迷信鼓噪者们宣扬，图谶是神旨的表现，是天神的示意，世上万事万物是天神有目的的安排。桓谭为了反对图谶，进一步批判了神学目的论，强调“天”即自然，“天”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的。他并列举事例有力地驳斥了神学目的论的伪饰和虚诞。《新论·祛蔽》载有一段饶有兴味而又富于哲理的对话，一次桓谭批评刘歆说，追求长生不老是无益的，刘歆的侄子刘伯玉反驳说：“天生杀人药，必有生人药也。”认为“天”生杀人类都有一定的目的和特定的安排。桓谭回答说：“钩吻（断肠草）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鱼，礜石贼鼠，桂害獭，杏核杀狗，天非故为作也。”一些药材对不同动物有致命的作用，是因为有毒性，和动物身体不相适合，而不是什么“天”有目的的安排。也就是说万物是“自”生，而不是天所“故”生。“天非故为作”，这个重要的唯物主义命题，具有反对神学的鲜明色彩。
桓谭明确地否定上帝、天命，激烈地抨击一些帝王信奉宗教迷信的误国误己行为，他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新论·言体》）讥讽楚灵王正是在虔诚地祭祀上帝的时候，而被人俘获了亲属。他还批评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虽是雄才大略，但是“汉高祖……及身病，得良医费用，专委妇人，归之天命，亦以误矣”（《新论·识通》）。“汉武帝……信其巫蛊，……此可谓通而蔽者也。”（《新论·识通》）在桓谭看来，信奉上帝、天命是愚蠢蔽惑的表现。
桓谭还反对天人感应说。当时流行的迷信宣传，鹳鸟是“天”的宝鸟，如果加以杀取，就会引起“天”的不满和震怒，而发出雷声以示警告。对此桓谭驳斥道：天下有鹳鸟，郡国皆食之，而三辅（长安及其附近）俗独不敢取之，取或雷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其杀取时，适与雷遇耳。（《新论·离事》）“天”并不独右鹳鸟，人们杀取鹳鸟和天打雷同时发生，只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是天意的安排。这是桓谭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