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陈宝琛:《感春》,1895年
1892年2月4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则新闻称:“中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在今后若干年里将对整个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中国带进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
初读至此,人人以为中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其实,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的变化”的只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英语了。从这一年的1月开始,每天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皇帝学英语,这件事情还以诏书的方式告知全国。美国记者的逻辑推演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 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接下来,“中国就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理性演进。很快,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1894年7月,中国与日本因朝鲜问题爆发战事,因为这一年是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这两个在20多年前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决定当面较量。
据《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当时中国的海军能够排到世界海军实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军则是第十六位。双方舰队中的不少中层指挥者,都是西方军事学校毕业的同学。而在陆军方面,日本的陆军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兴建的,不超过10万人。可是,战事从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7月开战,中方先是败于平壤,清军狂奔500里,将朝鲜全境让于日军。继而,清军在黄海的海战中失利。从9月到11月,战火延烧到本土,82营数万清军仅三天就丢失鸭绿江防线,接着再失重镇旅顺口。1895年1月,中日海军的主力在威海卫一带决战,仅短短十余日,战事便以中方完败告终,主将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甲午惨败,中国被迫签署《马关条约》,赔偿惊天巨款,并割让台湾。日本获赔白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合银3.4亿两,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时间不知如何使用。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两,我国全部收入只有几千万两。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4亿两白银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此笔巨资被大量用于修筑铁路,发展航运、造船和机械制造,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中日国力从此越拉越大。另外一项重要的变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赔款进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国相继采用金本位,银价不断下跌,导致银本位国家货币贬值和汇率不稳,这也是当时的两大“白银帝国”——中国与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于资金不足,一直没能如愿。甲午赔款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财政基础。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
《马关条约》是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的,双方谈判时,李鸿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要矮半截。后有国人至此游览,莫不视之为“第一伤心地”。据基督教广学会《万国公报》报道,签约之际,日本首相、明治维新主将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曾有一番对话。两人各主国政,多年相识,堪称老友。伊藤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言下之意颇为炫耀日本“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李鸿章不明就里地答曰:“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伊藤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李鸿章喃喃无以应答。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当夜吐血。
正如伊藤所讽,清帝国的制度滞后已是天下共见,可惜统治者一直未肯直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还经历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不过,最后的尊严仍未丧失,甲午战败却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遭遇到的最大失败,而且是最具耻辱性的失败。统治者从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因背负巨额赔款,政府的独立财政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则莫不瞠然,始时莫名惊讶,继而悲愤激狂。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时刻,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国初年最杰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后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便是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国激愤,人人思变,雪耻强国之声陡然放大。时值18省1 300多名举子在京会试,37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在一夜之间赶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强烈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是为震惊天下的“公车上书”。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中国进入了一段维新变法的时期。自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替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中国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了光绪的积极回应。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先后进入中央核心,成为朝廷最炙手可热的新潮人物。他们向皇帝提出了众多激进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设现代化军队、提高税收、发展国家银行系统、建立铁路网络、成立现代邮政系统,以及建立培训学校来提高农业水平等等,这些设想与洋务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脉相承。为了向全社会推广维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和《湘报》,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这以前,全国各地的茶馆大都贴着一张纸条,上写“莫谈国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他主编的《上海新报》上评论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连一些洋务派大员也加入了维新的行列,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还公开认捐5 000两白银,并担任上海分会的会长。
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尽管是一群赶考的意气书生,不过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书籍却是由一个买办写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写过《救时揭要》和《易言》的郑观应。
郑观应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边忙着为盛宣怀打理各地的实业事务,一边还在完善着他的变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当甲午海战开打的前后,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称:“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这部书中,他继续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出创办新式银行、平等中外税收、收回海关权、铸造简便通货等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胆地提出向日本学习,“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这种务实气魄绝非寻常书生可比。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内容包括实行立宪、设立议院、进行公开选举。他坚定地写道:“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盛世危言》一经刊印后,很快洛阳纸贵。一些朝廷官员将之向皇帝进献,光绪看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印刷2 000部散发给大臣阅看。经过皇帝的推荐,此书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政类畅销书。英文的《新闻日报》刊文说,一些地方的考试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为考题。该书在当时对国之青年的影响非常之大,很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他偷读的书中就有《盛世危言》,此书读毕,“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同样是在1894年前后,就当康有为、郑观应相继名闻天下的时候,还有一位热血的广东书生也写了一份变革信函给李鸿章,他就是后来被国民党尊为“国父”的孙文(他在流亡海外时,曾用化名“中山樵”,因此又叫孙中山)。
孙文跟郑观应一样,也是广东香山人——后来这个县因此更名为中山县(市)。他出身贫寒,早年随母远渡重洋在檀香山的教会学校读书,后回香港学医,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战事将起之际,孙文写出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书》,6月专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在这封信中,年轻的孙医生对发展农、工、商、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写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鸿文既成,需托人推荐,孙文找到了香山同乡郑观应,郑观应的老家雍陌乡与孙文的老家翠亨村相去仅仅30里。郑观应写函给盛宣怀,请他转达。在推荐信中,郑观应写道:“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盛宣怀接到信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的别号)六个字,就转了出去。
史料显示,李鸿章对孙医生的投书毫无反应。一种很大的可能是,正为国际纠纷忙得焦头烂额的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封信,当时的投书青年岂止百千人,孙文所论也颇宏大而无具体方策,淹没其中,不足为怪。而对志向高远的孙医生来说,这却是奇耻大辱,他自此决意告别改良,投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就在投书后的四个月,他赴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895年底,他发动“广州起义”,计划尚未正式启动便被镇压,多人被处死,他则被通缉,流亡海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眼皮也没有抬过一下,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便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1853~1926)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