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磙子，用足力气，
轧过去！轧过去！轧过去！
啊，革命的轧路机，
你开辟！开辟！开辟！
——红卫兵：《造反者日志·印传单》，1966年
据气象记录显示，1966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天空中好像整天压着一层灰色的“棉被”，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在《五一六通知》里，有一段核心的话是毛泽东亲笔加进去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于是，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而率先响应号召站出来的，是对革命充满了饥渴感的学生。
5月25日，北京大学食堂的东山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是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这是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18日，国务院宣布改革教育制度，实行了17年的高考制度被废止——它要到整整11年后才得以恢复，大中学生被彻底“解放”，开始“停课闹革命”。就如同1905年废止科举的后果一样，青春的火焰迅速而疯狂地烧出校园，顿成无序蔓延之势。
8月2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用皮带抽打他们，然后再冲进全中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仅北京市，就有72%的古迹被毁坏。据红卫兵公布的资料，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40天内，北京红卫兵抄家33 695户，打死1 772人。8月24日，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同日，全国人大常委、参加过第一次党代会的李达被迫害致死。
红卫兵们还把全中国的商店及马路名称都翻天覆地地改了一遍。1966年8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砸了个稀巴烂，换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鸭店”。记性好的读者可以把这一时刻，与十年前公私合营后，全聚德烤鸭变得不好吃了的往事联系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只烤鸭是怎样被体制彻底扭曲的。红卫兵还到新华书店给烤鸭店订购了100幅毛主席画像。报道描述：“一夜之间，从橱窗到餐厅，从厨房到宿舍，通通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数以百计的毛主席语录。外国餐厅的楼梯口上，原来挂的是一幅画着北京鸭的大画，现在是一条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外国朋友来北京烤鸭店进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灯塔。”
自全聚德被改名后，成都麻婆豆腐店被改成文胜饭店，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成红旗商店，南昌黄庆仁药栈改成灭资药店，武汉盛锡福帽厂改成人民制帽厂，合肥胡开文墨店改成工农兵文具店，法国梧桐树改名为反帝树。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公园都被改成人民公园，所有电影院都被改成了东方红剧场，所有的居民区被改成向阳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的改名运动更是彻底，上海第一商业局下属的3 700多家商店被改名的多达3 000家，豫园被改成红园，南京路、淮海路改成五洲大街和反修大街，和平饭店改成人民战争饭店，甚至连静安区和长宁区也被改成了延安区和战斗区。红卫兵要造反的事情还很多，他们捣毁了园林里的一切匾额、对联、盆景和古桩；他们“不怕远、不怕热、不怕难”，到每一个乡村角落，把祠堂、家庙等全部砸掉；他们冲进服装厂，把所有认定为奇装异服的式样全部剪破烧毁；他们还禁止理发店理怪发型，包括“西瓜皮、飞机头、包菜头和烫发”。
到12月，“中国的赫鲁晓夫”终于被揪了出来，他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与他一起被并称为“最大走资派”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邓小平，一大批建国元勋被打倒。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二是对中国政治国情的基本判断。1980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访问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场运动本来准备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收尾。谁料，它竟一直持续了十年，成为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如果说，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是内乱的点火者，那么，真正让国民经济陷入大混乱的，则是继而蜂起的工人造反派，这是一群同样激进，却更具爆炸力的破坏性力量。
1966年6月12日上午，就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半个月后，上海最大的棉纺织工厂之一——上棉十七厂的医务室旁，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这是上海工业界第一张炮轰党组织的大字报。它的最下端也有七人署名，第一个名字是王洪文。
时年31岁的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长相清秀，却有着极大的政治爆发力。他出身农民，16岁参军，曾赴朝鲜参战，复员后到上棉十七厂，先是当了一名保全工，后调进保卫科，是一个“种过田、做过工、当过兵”的“工农兵”苗子。北京风云陡生，王洪文在南方应声而起，他组织“上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造反生涯。
到11月6日，上海的十七个工厂串连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公然提出“我们要夺权”，王洪文被推举为造反司令。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称：“‘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变成不许革命，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当日凌晨，王洪文率一批造反队员冲进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宣称要到北京“告状”。火车开到城郊的安亭时，上海市委命令暂停。中午，造反工人在车站卧轨拦截第十四次特快列车，导致沪宁线中断31小时34分，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就在王洪文的“工总司”揭竿而起的同时，上海还有另外一群工人组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与“工总司”对峙而立。上海市委成了双方争夺攻击的对象。
12月11日，“工总司”在人民广场组织了一场“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号称有60万人与会。在口号震天的大会上，市长曹荻秋被迫签字，同意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组织了一场有十多万人参与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被迫签字，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承认它也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谁料两天后的25日，“工总司”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不得不又撤销了对“赤卫队”的支持。
就这样，上海市委被夹在两支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焦头烂额，左右为难。曹荻秋的“出尔反尔”当然引起了“赤卫队”的极大愤慨。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称“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
28日，“赤卫队”上万人到市委所在的康平路游行，要求曹荻秋承认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否则就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电和停交通，他们占据了行政大院。29日，王洪文调来十多万造反队员，包围康平路。30日凌晨两点，“工总司”对“赤卫队”发动冲击，双方大打出手，场面十分血腥，到清晨7点，2万名“赤卫队”队员投降，他们被押解到四条马路上，缴下来的袖章有六大堆，91人受重伤，240多个“赤卫队”的领头人被关押。
“康平路事件”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30日下午，部分“赤卫队”队员去北京“告状”。王洪文率人追击到江苏昆山界内，又挑起一场打斗，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通过这一番“武装斗争”，“工总司”取得了胜利。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5日，“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上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宣布全面夺权。第二天，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全市几百个高级干部被揪到会场陪斗。这场造反运动被赞许为上海“一月革命”。作家胡月伟在《疯狂的节日》中描写了当时的景象：24层的国际饭店楼顶上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曹荻秋被弄到高高的消防车云梯上游街示众，潮水般的人们仰着兴奋而扭曲的面孔，随着缓缓行驶的消防车奔跑，指点头上反剪双臂、颈悬木牌的旧市长，“当权派！呵，大官儿。打倒在地喽！”……
王洪文的行动显然一再地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鼓励。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上海的夺权行动表示支持和欢呼。1月22日，该报再发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用十分热烈的口吻呼喊：“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这篇社论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