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 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1941年
1941年8月中旬，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病重弥留，接替他主持笔政的王芸生在重庆郊区的张宅日夜相陪。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陪都重庆几乎都是在空袭的惊恐中度过的。从1939年到1941年，这座山城被日军飞机轰炸了268次，几乎每周平均两次，城市大部被毁，其中1939年5月的两次大轰炸就造成了4 400人死于非命。然而，炸弹并没有把中国人炸垮。
当日，日机再次对重庆实施日夜不息的“疲劳轰炸”，已奄奄一息的张季鸾对王芸生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言及此处，委靡弥留中的张季鸾忽然拥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
下面就是王芸生发表于1941年8月19日的新闻名篇《我们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于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三年来的经验，已使重庆人学会怎样在敌机空袭中生活，人们既不曾因空袭而停止呼吸，而许多工业照样在防空洞中从事生产。就拿本报的情形来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常挥笔，工友照常排版，机器照样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话说回来，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此文流传大江南北，大大鼓励了国人斗志。半个多月后的9月6日，张季鸾离开了这个苦多乐少的世界。
正是凭着这股“割稻子”的精神，中国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其中，企业家群体不甘人后。
范旭东的精盐、纯碱和厂相继落入敌手，但是，他还是和同事们把部分设备搬迁到了四川。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黄海也在五通桥重新建成。为纪念天津塘沽本部，范旭东将五通桥改名为“新塘沽”。70年后的今天，五通桥山崖的陡壁上还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并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然而，范旭东的事业终于没有重现战前的面貌，他的盐碱公司历经诸多困难和阻挠，一直没有真正打开局面。
几乎所有内迁到西部的民营企业都不复当日风光。刘鸿生是当时的著名企业家，他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占据火柴市场的大半壁天下，此外还涉足水泥、煤炭、纺织等多个产业。他在上海滩上叱咤风云，曾经与虞洽卿一起被选为租界工部局的五位华董之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胁迫刘鸿生出任上海商会会长之职，他拒绝接受委任，漏夜乔装出走，在沪的十多家工厂被日军以“敌产”没收，财产损失1000万元以上。刘鸿生辗转到重庆后，当即受到蒋介石的宴请，并承诺只要刘鸿生在大后方发展工业，国民政府将给予原料和资金的极大扶助，刘鸿生大受激励。
刘鸿生决定筹建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办厂需要机器设备，他派儿子刘念智潜回上海，拆迁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其前后经历宛若一部惊险电影。刘念智重金雇用一个瑞士籍的犹太人，先是买通了一个日军少将，将机器从浦东偷运至浦西，再运进租界。接着他花了50万元代价，把500吨纺织、印染设备及器材陆续运抵缅甸仰光。与此同时，刘氏企业内的数百纺织工、挡车工和机修工等也出于爱国热诚，千里跋涉，来到大后方。可是，机器设备到了仰光后，就再也无法运到重庆。刘鸿生通过蒋介石侍从室弄到“予以紧急启运”的委员长手谕，可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忙着发国难财，就是腾不出手来。刘念智只好购买了12辆美国道奇卡车，自行搬运。从仰光到重庆路途艰险，关卡林立，车队日夜兼程总算到了中缅边境的战略要地腊戍，云南边城保山已是遥遥在望，可是西南运输公司以私运物资为由，就是不让进境。这一拉锯交涉，竟然就过了两年，到1943年4月，日军进击缅甸，占领腊戍，数百吨设备顿时成了炮灰。随车的刘念智逃进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逃回重庆。
刘鸿生惊魂一场，落得个财亡人疲，无奈之下，只好投靠孔祥熙，当了官办火柴烟草专卖局的局长。据《实业家刘鸿生传略》记载，过惯了洋派生活的刘鸿生在重庆已与常人无异，“他当时住的已经不是豪华的洋楼，而是简朴的普通宿舍。他住在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每天要到北岸重庆市区办公。两岸崖峭坡陡，上下石阶约达三百级之多。他步行往来，从不坐滑竿……他经常在小食店里吃碗阳春面和一碟生煎馒头，有时只吃几块糕点，当做一顿午餐”。后来，刘鸿生在西南和西北诸地办起了毛纺织厂、洗毛厂、火柴厂以及氯酸钾厂，但是其个人股本都只有20%左右，其余皆为国营或官僚资本，而重要决策均须仰人鼻息。因此，这位当年上海滩的风云大亨曾经十分沮丧地抱怨说：“在上海，我是大老板，到重庆，变成小伙计了。”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以1937年的抗战爆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转折点，把其后的12年称为“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而国营资本以及官僚资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强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战前的中国西部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用蒋介石的话说，“欲于此广大区域，为工业建设，即不啻要无中生有”。随着工厂的西迁，西部经济进入了一个发展期，至1941年，各地内迁企业数增至639家，涉及机械、纺织、化学、教育用具、电器、食品、矿业、钢铁等行业，分别迁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份有214家。而其产业及资本格局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为战争服务的重工业成为投资重点，民生产业几乎被完全忽略，二是国营资本的分量持续加重。
1938年3月，国民政府重申：“实行计划经济，凡事业之宜于国营者，由国家筹集资本，从事兴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经济理论统治了全球经济界，他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几乎成为当时各国政府的教科书。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蒋介石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与德苏集权模式的“混合体”，并将国家控制的成分推到了极致。这在战争状态下，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于政策设计和执行能力的低下以及官僚资本的乘机强大，使得国民经济越来越畸形，而富有活力的民营资本力量则被完全放弃。
1941年12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评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时就认为：“政府事业的章鱼状势力结构，正在变得自我固化并富有扩张性。”颇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章乃器——请记住这个名字，他将在以后的一个章节中担任主角——曾经在战时一再批评说：“不要盲目地借用凯恩斯理论，凯氏理论是死板和机械的，用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更加是时地不宜，应尽量鼓励民营而避免政府直接经营。”但这些声音，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显得非常微弱。陈真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显示，到1942年，不包括军工生产和国营与民营合资的企业，仅以国营、公营、省营等方式存在的国有资本，大致已占到国民党统治区内工业资本总额的69.58%。
基于上述事实，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两个现象：一是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勾结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最终形成了独立于一切社会阶层之上的特权阶级，他们成为妨碍工商进步的最反动的势力；二是因民生物资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货膨胀空前恶化，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呈现为“最坏的状况”。
正如我们在1934年的“孔张之役”中看到的，国营资本对国家经济的渗透及最终控制，始于金融，并终于金融。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完全可以从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来进行评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进一步增强。1939年9月，蒋介石签署法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办主任”；同时发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从此，国营的四大行再次强化垄断，“四联总处”成为国家金融的唯一权力机构，蒋介石拍着胸脯把自己任命为主任，而常务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
此时的孔祥熙正处在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自国府迁至重庆之后，他相继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权势熏天，仅在蒋某一人之下，现在又一举统领四大银行，做起任何事情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先说他理财治国的表现。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的国民经济就日渐滑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物资极端短缺，据张公权的记录，“连正常的工业生产也维持不了，由于五金、金属制品、化学原材料的供应短缺，绝大多数工厂减产，其余少数工厂竟关闭停工。1940~1944年间，各种基本粮食的供给量仅及1939年的10%，衣着类物品的供给量在整个中国都低于战前的水平。工业生产的消费品，1944年的供给量低于1938年的10%。而与此同时，大量人口涌进大后方，更是加剧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