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的传说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端，位于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濒临南海，背靠白云山，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繁花似锦。广州是我国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如果按照西樵山细石器遗址的年代测算，则距今约七八千年了。人们又常称广州为羊城。这个名称出自一个美丽的神话，这就是流传甚广的“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
周朝时，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的仙羊，羊口衔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
仙人把稻穗赠给了广州人，并祝愿这一地区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在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称的由来。关于五仙降临的年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比较广的是周代。
有人认为，这个传说大概发生于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另一种说法，五仙降临是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还另有一说，晋朝时，吴修为广州刺史，还未到任，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示祥瑞和纪念，并且称广州为“五仙城”。今广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观据说就是五仙人降临之地，广州人在此为纪念五仙人专门修建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
据《广东通志》记载，五仙观观址历代曾多次迁建。宋代时在十贤坊（今北京路省财厅一带），南宋后期至元代在古西湖畔（今教育路一带）。明洪武十年（1377），布政使赵嗣坚将原五仙观改作广丰库，于今惠福路坡山现址再建五仙观，在今五仙观的东侧，还有一块巨大的红砂岩似脚印状的凹穴，称为“仙人拇迹”（拇迹是指脚印）。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云：“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这个“仙人拇迹”实际上是古代珠江洪水期的流水冲蚀而成的痕迹。这里在明清两代先后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被列入羊城八景。
在广州越秀山木壳岗上，有建于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
这是著名雕塑家尹积昌等根据五羊传说而创作的，雕像连基座高11米，共用了130余块花岗岩石雕刻而成，体积约53立方米，仅主羊头部的一块石料，就重达4000余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头部高高竖起，口中衔穗，回眸微笑，探视人间。余四只羊，环绕其身，或耍戏，或吃草，还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态各异，造形优美，栩栩如生，情趣横溢，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由历史传说而创作出来的五羊石雕亦成为广州——羊城的象征。
据广州旧志记载，周惠王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以朝，所以广州又称楚庭（或称楚亭）。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古代广州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来的神话祥瑞之说，它给研究广州古代史提供了某些线索。透过这个美丽的神话，反映出古代广州先民对安定、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出远古广州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有一定的发展。
崩溃的广州经济
从1938年10月沦陷，到1945年9月国民党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防，广州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了整整七年。七年蹂躏，使广州经济一片萧条；日本投降，给广州带来“喜悦和希望”。
但是，广州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很快就由于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一步深似一步地陷入忧愁悲伤的困境，社会经济不停步地走向崩溃。
广州从国民党接防的第一天起，社会就动荡不安，人民怨声载道，其直接原因在于政局腐败和由此而来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业萎缩、市场萧条等病症的恶性循环。
在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2日，广州的金价、粮价因时局混乱而比同年6月涨出一倍，令市面和市民陷于困境。但在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降下日本国旗的当天，8月17日，市内金价、米价均大泻，两天后便跌至一年来之最低点。
可惜好景不长，广州物价很快又开始上扬，到1946年1月即恢复到日本投降前夕的高价位上，且一涨不可收拾。1947年2月11日，米价每担由一天前的13万元涨至28万元；11月28日为54万元；1948年2月23日为170万元；5月5日为700万元，此后更以天文数字在增涨。据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统计，与抗战前夕的1937年上半年相比，1948年8月19日的广州一般物价指数为450万倍，9月4日再增至829万倍，半个月间陡升83％，令市民心惊肉跳，无法承受。
通货膨胀是物价飞涨的孪生姐妹。正如蒋介石政府所说的，“如果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来应付无止境（增长）的物价，就不可能有通货稳定”，但“通货的急速膨胀”，恰好又“必然刺激物价的狂涨”。在日本投降后的4年间，广州和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一样，承受着通货急剧膨胀和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的巨大压力。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计，如果以抗战前的1937年6月的货币发行量为100，那么1945年8月为35976，12月为73332；1946年12月为264789；1947年6月为706025，12月为2177215。
其中仅1947年6月份的增加额，就比从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8年半增加额的总和还要多。造成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正是它在内战中“军事上的土崩瓦解”，促使本来就因“汇价和物价的上升”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发展到“新的高度”。
当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无法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便接连采取币种翻新和举借外债的办法，以求渡过难关。结果从抗战前的法币、关金券并存，到1948年8月后金元券、银元券和广东大洋票等中央与地区性的币种纷纷出台。但是，所有这些币种的发行，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都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就以叫得最响的金元券来说，尽管规定其每元的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与美元的比价是4∶1，还声称其发行总额限定为20亿元，其中40％的保证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保证则为有价证券和政府指定的国有资产。但是，从1948年8月19日宣布开始流通起，不过8个月光景，到1949年4月20日，它的发行额便达到1．5万多亿元，6月更高达130多万亿元之巨。
由于国民党政府声誉本已扫地，加上它对这一被视为最高贵的币种肆意投放，因此很快就出现拒收金元券的社会风潮，形成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为此，美金、港纸等币种和国内的旧铸银元、镍币、铜板等过时的流通手段，一起涌向市场，甚至出现以纸片记数加戳为筹码的君子货币和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方式。
广州市民干脆自发取缔200元和1000元面值的金元券流通资格，把它以二角钱一斤当废纸收购造纸。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金元券破产的现实，宣布金元券与旧铸银元的比价为5亿比1，实际上有的地方是以15亿比1的比价在抛售金元券；7月18日，进而宣布金元券作废，规定9月1日为金元券兑换银元的最后期限。
至此，原拟风光市面而鼓噪一时的金元券，无奈寿终正寝。
金元券如此，其他币种的命运可想而知。广东银行发行的大洋票，从开始到结束，不过4个月零6天。国民党政府这一币种翻新的花样，原以为是一根救命稻草，但结果成了加速其死亡的一剂毒药。正是金元券的短命存在，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
蒋介石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曾经指望美援以一臂之力。1948年初，他要求美国政府给予3年共15亿美元的援助，以完成“抵抗共产主义和通货膨胀这一艰苦的任务”。
但是蒋介石的这一“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相反，他和美帝国主义一起，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大陆。然而当他逃离大陆的时候，把大批财产劫往台湾，其中仅中央银行洗劫的库存黄金就达390万两、银元7000万枚、外汇7000万美元，合计约3亿美元，另外经广州运出的黄金为20多万两。
物价狂涨和通货膨胀在广州的严重后果，是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萎缩，市场的极度萧条。仅从1947年初到解放前夕的不到3年中，私人银号、钱庄由原来的61家减至32家，幸存者也多转向套汇等投机业务。
工厂倒闭的情况更为严重，先是1947年3月倒闭50多家，后是1948年1～6月有90％的工厂歇业，1949年3月再有六七十间关门，即使是最有实力和声誉的老字号“协同和机器厂”，从1946年7月复业到1948年末的两年半的生产总值，也低于其创办的第二年即1913年的一年；1946～1948年进出口黄埔港的商船数和货物吨位数的中外商之比，分别为1∶4．86和1∶2．75，显然，广州的海上运输业已经滑入危机状态。
商业方面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据统计，1948年5月有百余家茶楼停业，占该业的1／4以上；1949年5月的半个月内，有60家大商行倒闭；7月，关门的花纱行庄180多家、杂货行300多家；8月，金行由251家减至200家左右。在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广州的生活指数与“七？七”抗战前夕相比，1948年6月为55万倍，7月高达170万倍，加上失业狂潮席卷（仅1947年2月的失业者就达20万人），广州人民无以为生，被推向死亡边缘，使广州街头出现露宿遍地、饿殍枕藉的凄惨景象。
国民党统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专制。它为了完成“消灭共产党”之大业，而在1947年12月25日颁布《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本《条例》的第6条规定：“以文字图画为匪徒（指共产党——引者）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切进步报刊书籍，均在查禁之列。
其实，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甚至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它就实行专门针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新闻统制、舆论独裁、严审书报的反动政策。
在国民党思想文化专制政策下，广州非官方的文化宣传事业困难重重，但仍在顽强地争扎与奋斗。中共广东区委几经努力，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正报》，同时出版进步书刊，以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和宣传中共的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次年1月4日，以共产党为指导，由爱国民主人士出面主持的带有统战性质的《华商报》，在香港复刊，与《正报》相呼应。广州是此两报的重要发行地区。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广州先后出现的进步的或与国民党内战政策相左的报刊，不下30家，其中较有影响的除《正报》、《华商报》之外，还有《愿望周刊》、《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现代生活》、《国民》、《每日论坛报》、《建国日报》、《广州工人》、《观察》、《世界知识》、《广州文摘》、《真善美》期刊、《天地新闻日报》、《当代日报》，以及文艺性的《文艺生活》、《文艺新闻》、《中国诗坛》、《草莽》、《新音乐》等，香港的《人民报》、《星岛日报》等，也在广州发行。
还在国民党政府积极准备内战的时候，1946年1月4日，广州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就议决取缔境外报纸进口，命令各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对记者发表谈话和走漏消息，广州各报只能刊登中央社电讯。这一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使广州报纸出现“新闻荒”的咄咄怪事。此后，查封报刊书籍事件层出不穷，同年2月13日，国民党社会局同警察局到书店查禁《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四种杂志；国民党特务在5月14日捣毁了《正报》、《华商报》在广州的办事处和兄弟图书公司之后，6月29日进一步钉封了《正报》、《华商报》和农工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报》、民主促进会办的《现代杂志》、由蔡廷锴发起的《现代日报》筹备处等在广州的报业机构，以及兄弟图书公司、民生出版社、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南中文化企业公司、民主与文化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等出版机关或文化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