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杜甫此诗，咏梅中有了“东阁官梅”的固定说法。范成大说：“唐人所称‘官梅’，止谓在官府园圃中。”范成大《范村梅谱》。其实唐代有关官圃种梅的直接记载不多，但这不影响“官梅”一词的意义，它实际预示了梅花与广大士大夫尤其是广大中下层官僚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知识分子辗转任职各地，仕宦公余或宦游驿途多有遇梅成赏之机，梅花成了其感遇咏物、遣情托怀的经常对象。我们从杜甫之后关于何逊咏梅之事的附会传说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据考证，何逊《咏早梅诗》约作于梁天监六、七年间的某一春天，时何逊在都城建邺（今江苏南京）任梁建安王、扬州刺史萧伟法曹参军，所咏梅花是梁武帝所赐萧伟居第芳林苑中的景物程章灿《何逊〈咏早梅〉诗考论》，《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芳林苑是皇家大型囿苑，苑中有“却月观”、“凌风台”之类建筑，其梅景可以说是“兔园”之物、“宫梅”之属，而后人却倾向于理解为官圃所见、“官梅”之属。宋人注释杜诗，“谓（何）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逊吟咏其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六引《老杜事实》，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610页。。六朝的扬州，治所在建业，隋唐以来扬州的概念发生变化，治所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地志中也就有了“（逊）后居洛，思梅，因请曹职。至（扬州），适梅花方盛，逊对之彷徨终日”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四“淮东路·扬州·名宦·何逊”条下。一类的故事。这种景观属地的改变，反映了广大官僚文士的情感定势和“心理期待”，他们接触更多的是宦游征途和州县官圃的梅花，他们更愿意把何逊咏梅理解成文人士子仕宦生活的风流佳话。杜甫和友人蜀州东亭诗首先提供了这种理解的范本，标揭了“官梅”这一梅花观赏的主体属性。宋人说“梅从何逊骤知名”赵蕃《梅花六首》其四，《章泉稿》卷三。，而何逊咏梅是因杜甫的标举而意蕴转深、声名大振的，是杜诗增强了梅花之作为官僚文人感遇咏怀之物的表现功能与审美意蕴，杜甫之后，梅花愈益成为文人自主抒情、比兴托意的一个重要物色意象。
杜甫诗中除这两首专题外，随遇即景而写及梅花之处不少。宋末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杜甫梅诗下写道：“老杜诗凡有梅字者皆可喜，‘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索笑’二字遂为千古诗人张本。‘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绣衣屡许移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此七言律之及梅者。‘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雪篱梅可折，风榭柳微舒。’‘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秋风楚竹冷，夜雪巩梅香。’‘去年梅柳意，还欲搅春心。’‘何当看花蕊，欲发照江梅。’此五言律之及梅者，皆飨人牙颊。”据学者统计，杜诗中除了泛写“花”之外，专称某花最多的是梅花与菊花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第215页。，其中还不包括梅实。方回所举之外，还有：“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全唐诗》卷二一七。“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立春》，《全唐诗》卷二二九。“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早花》，《全唐诗》卷二三四。“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送王侍御往东川，放生池祖席》，《全唐诗》卷二三四。……虽然多属随手拈来着意无多，也不像方回所说有梅字皆好，但也反映了广大士人遇梅成赏的机率大大增加。就其审美情感而言，除了睹梅感春、即景伤怀外，更多的是一种春物欣喜的情调。“巡檐索笑”、“健步移远”、“乱插繁华”云云，是一种典型的春兴勃发、恣意游赏的文士闲逸情态，至少后人从中读到了这种意兴情趣。宋人画有《杜甫巡檐索笑图》陈杰《题老杜巡檐索笑图》，《自堂存稿》卷四。，所画当非孤芳自怜、风雪苦吟之态，而是一种寄情物色、闲吟放逸的积极乐观情趣。虽然与入宋以来的闲意雅适、抗志幽清的取向尚有很大距离，但毕竟可以看成以广大士大夫文人为主导的梅花欣赏普及之势的一个新的开端和铺垫。
总之，尽管杜甫不以咏梅为意，但却是第一个于梅涉笔较多的文学大家，他处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既深得魏晋以来睹梅伤春怨别的抒情传统，同时又展现了文人游春探梅，风物怡情的审美情态，在咏梅文学发展史上有某种登高望远、继往开来的意味，其诗圣文豪的地位更是增强了其作品的影响力。诚如王冕《梅先生传》中所说：“甫为一代诗宗，心所赏好，众口翕然，于是（梅）先生之名闻天下。”王冕《梅先生传》，《竹斋集》续集。在整个梅花审美文化发展史上，杜甫是较值得关注的一位。
四、中晚唐的发展
唐代梅花审美的发展是杜甫以后的事。正是从杜甫开始，文人咏梅之作又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中晚唐时期的知名诗人如钱起、张籍、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绅、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韩偓、罗邺、罗隐、唐彦谦、齐己、郑谷等都有咏梅诗，有些诗人还有好几首。唐教坊曲名中有《望梅花》调名，五代赵崇祚《花间集》始存孙光宪一首，从内容看是典型的咏梅词。唐代是中国花鸟画走向独立和逐步成熟的时期，唐之中晚期梅花也开始出现在花鸟画中。据宋徽宗年间的《宣和画谱》记载，边鸾、于锡、萧悦、滕昌祐、徐熙、唐希雅等人有梅花禽鸟一类的作品《宣和画谱》卷一五、一六、一七。。许多方面的情况表明，梅花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何以中晚唐有如此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艺术的整体发展、各领域的不断开拓是一个大的背景，但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科举取士、官僚体制发展之后封建士大夫队伍的不断壮大，促进了生活内容和方式的开拓。比如说园林圃艺，过去以皇家为主和门阀世家为主，到了唐代，士大夫的各个层面都有了不同方式参与的苗头。唐代文人私园著名的有王维辋川别业、白居易庐山草堂和洛阳履道里园、柳宗元柳州东亭、李德裕平泉山庄等。或属于恒产经营，或出于一时消遣，都体现出积极的生活追求。由此带动了自然审美认识的进一步拓展。观赏花卉的追求更为积极，文学史家们注意到，“自白居易、韩愈以降，大体都有享受安逸生活的体验，在那种时候，似乎也有爱花种花的余暇，中唐普遍流行欣赏植物的风气”。“这个时期许多植物都被人欣赏，它们的姿态描绘在诗中。爱花而至于自己种植，自然会观察得更加细致，描写得更加具体，而且感情会随之移入到作为描写对象的植物中去。”日本市川桃子《中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下）——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蒋寅译，江苏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一是物色品类的丰富，一是观察描写的深入，在这样的趋势下，梅花题材受到的关注自然越来越多。
另一对梅花欣赏富于促进意义的是“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区位格局的改变。此前，经济、文化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尤其是京洛一线。而“安史之乱”以及此后长期藩镇割据争霸对北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唐帝国的命脉越来越系于江南地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而梅花最适宜生长的地区正在江南，刘向《说苑》所载越国使者向梁王献梅为礼，六朝《荆州记》所载陆凯折梅寄长安友人的故事，表明梅花作为江南地方风物由来已久。咏梅诗、赋之所以兴起于南朝，与所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梅花分布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同样，“安史之乱”后梅花艺文的复兴，也与这种文化地域性的转变密切相关。杜甫涉及梅花的诗歌多出于晚年流寓巴蜀、漂泊荆湖时期。中晚唐的咏梅诗多属于南方诗人或北人流寓南方时期的作品，而且愈晚愈然。虽然唐代的梅花分布较今天偏北，黄河中下游地区较多分布，但终不能与江南地区相提并论。晚唐罗邺《梅花》诗写道：“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全唐诗》卷六五四。李群玉（813？-861），澧州澧阳（今湖南澧县）人，40岁前为处士，一生主要游历湘鄂一带，到过吴越、江西、岭南等地。其《寄友二首》之一“野水晴山雪后时，独行村落更相思。无因一向溪头醉，处处寒梅映酒旗”同上，卷五七○。，所写为当时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罗隐《梅花》“吴王醉处十余里，照野拂衣今正繁”同上，卷六五七。，则明确是苏州一带的梅景。梅花之在江南得天独厚，江南吏民之赏梅也得天独厚。白居易《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蹋随游骑心长惜，折赠佳人手亦香。赏自初开直至落，欢因小饮便成狂。”同上，卷四四六。可见中唐时杭州踏青赏梅已经形成风气。白居易在杭州、苏州任官期间就留下了好几首咏梅诗，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江南地区作为梅文化温床的优越条件，而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秉承历史传统，管领梅文化风骚的趋势也初现端倪。
中晚唐梅文化的渐兴不只是数量上的，也包含思想认识上的进展。首先是对梅花的观察和欣赏越来越具体、细致。六朝和初盛唐诗人关注梅花，主要对其“花开”“花落”感兴趣，重点在诉说由此引起的心灵悸动和震撼。在某种意义上说，梅花仅是一种时序节令的标志，所谓“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而中唐以来的咏梅作品，或得之郊游，或遇于道途，或因于栽种，有了更多具体情境的细致观赏和即景写生的意趣。戎昱（一作张谓）《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应缘近水花先发，疑是经春雪未销。”《全唐诗》卷二七○。这是水边之梅。顾况《梅湾》：“白石盘盘磴，清香树树梅。山深不吟赏，辜负委苍苔。”同上，卷二六七。这是深山之梅。崔橹《岸梅》：“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压渔家短短篱。惹袖尚余香半日，向人如诉雨多时。”同上，卷五六七。这是渔农村野之梅。李德裕《忆平泉杂咏·忆寒梅》：“寒塘数树梅，常近腊前开。雪映缘岩竹，香侵泛水苔。遥思清景暮，还有野禽来。谁是攀枝客，兹辰醉始回。”同上，卷四七五。这是士人园圃之梅。不同的环境、生态展现出不同的美感，反映了梅花审美经验的切实丰富和深入。
在此基础上，对梅花的美感特性形成初步认识。六朝咏梅对“梅花特早，偏能识春”、色如雪、香胜雪等特征言之颇多，但这都是梅花比较浅表的“形”的特征，中唐以来则上升到物色特性的高度来加以把握与肯定。同样是花期之早，六朝只是称言其“早”，中晚唐人则强调其物性之独特。在唐人看来，梅能暖律先知、早春独步，体现着一种不寻常的秉性生机。张谓《官舍早梅》：“风光先占得，桃李莫相轻。”《全唐诗》卷一九七。李建勋《梅花寄所亲》：“一气才新物未知，每惭青律与先吹。”同上，卷七三九。韩偓《梅花》：“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同上，卷六八○。李中《梅花》：“群木方憎雪，开花长在先。流莺与舞蝶，不见许因缘。”同上，卷七五○。这些都贯穿着一种把握特性积极肯定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庆余的《早梅》：“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同上，卷五一五。花期之早被视为其品格出类拔萃之处，梅花的这一特色被提到了与松、竹相提并论的高度，后世“岁寒三友”喻义可以说以此为发端。这样的感悟已透过外在之“形”而趋于内在之“神”，包含着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和主观的理想发挥双重因素。这种对物色特性的发掘和赞美，改变了六朝时期因梅之早多生伤春叹逝之情的情态，梅花开始摆脱惊时伤情的媒介角色，树立起生机独发、风格特异的积极形象。
对梅花形象的把握是多方面的。六朝咏梅实际着眼点只是其“花”，花开花落、花色花香是关注的焦点，而中晚唐由于着眼于物性的挖掘，形成了“花树”品类的审美立场。花色花香固然是重点，但花期树性、花枝树干也受到一定的关注，如韦蟾《梅》：“高树临溪艳，低枝隔竹繁。”《全唐诗》卷五六六。方干《胡中丞早梅》：“凌晨未喷含霜朵，应候先开亚水枝。”同上，卷六五○。有时诗人用拟人的手法来写梅，如唐彦谦《梅》：“玉人下瑶台，香风动轻素。”同上，卷六七一。这里所形容的就不只是梅之香气，而倾向于一种整体气质。正是这样一种整体的专题视角，导致了梅花审美认识的深入，出现了像崔道融《梅花》“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同上，卷七一四。这样总结整体形象神韵的诗句，所表达的不是花色、花香某一方面的特点与美感，而是由这方方面面所体现的花树整体的清雅气质和韵度。正是对这些整体性格、神韵的深刻把握，为人格的拟喻寄托创造了条件。唐末陆希声退居故乡写的《阳羡杂咏十九首·梅花坞》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诗句：“冻蕊凝香色艳新，小山深坞伴幽人。知君有意凌寒色，羞共千花一样春。”同上，卷六八九。梅花的特色被赋予傲视流俗的人格态度，诗人透过梅花的品格来表达自己闲隐绝俗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理念。这些前卫的立意虽然是很零星的，但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梅花审美所实现的高度。它们构成了宋代梅花审美认识发展、文化高涨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