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逋的意义
宋元明清是梅花审美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梅花远远突破了一般芳菲物色的审美内涵，上升为思想精神的重要象征，成了民族品格的写意符号，因此我们统称这一时期为梅花的文化象征时期。宋元无疑是梅花观赏文化发展最重要、最繁盛的阶段。虽然宋以前已经出现了梅花象征人格的诗例，但只有到了宋元，这种象征才推向“比德”的极致，梅花被尊为花中极品，品德意义最为崇高，并且成了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与六朝以花色为美的态度相比，显然有了质的飞跃，迈上了新的台阶。梅花上升为幽逸高雅、坚贞不屈的人格象征，可以说是宋元梅花审美认识发展的核心。与思想认识相表里，相应的文化活动也进入鼎盛状态。围绕艺梅赏梅，宋人拓展出丰富多彩的时尚生活内容，掀起艺术创作的热潮，奠定了我们民族梅花欣赏的基本面貌和情趣。元人承宋余烈，进一步开拓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面三章我们集中讨论宋元时期梅花审美认识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本章先谈北宋，北宋梅花圃艺与欣赏逐步兴起，审美认识日益丰富、深入，从而完成了梅花走向崇高文化象征的历史转折，并持续拓展、不断积累，成就显著。
杜甫以来，梅花的审美活动处于渐进的积累之中，到了宋真宗朝的隐士诗人林逋迈出了历史的一大步。林逋现存八首咏梅七律，世称“孤山八梅”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另有咏梅词一首。这个数量置于后世不足挂齿，但与前人相比，却是排炮方阵、大声镗鞑。况且不只是数量，更重要的还在其质量。“千秋万古梅花树，直到咸平始受知。”舒岳祥《题王任所藏林逋索句图》其三，《阆风集》卷八。咸平，宋真宗年号，林逋生活的时代。是林逋对梅花的酷爱和摄魂入魄的描写大大提高了梅花的知名度，奠定了梅花审美的新认识，开创了中华民族尊尚梅花的传统。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讨论程杰《林逋咏梅在梅花审美认识史上的意义》，《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又载《宋代咏梅文学研究》第77-97页。，这里简要言之。（一）对梅花枝影美的抉发
林逋“孤山八梅”中为人们圈点称道的三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它们有一个共性，即都写到梅枝，甚至作为观照的焦点，写出梅枝的疏淡清峭、娟秀条致之美。林逋之前人们咏梅主要着眼其花蕊花容、花色花香，虽然对枝干不能说全然盲视，如杜诗中就有“冷蕊疏枝”之语，晚唐诗人有花枝照水的取景，但像林逋这样连篇累牍聚集特写，确实是破天荒的。这一发现意义深远，众所周知，梅花花容淡小，极不起眼，而其枝影形态丰富，是其特色所在。林逋的诗句把梅枝推到了前沿，林逋之后人们艺梅赏梅、咏梅画梅无不着意梅枝，尽情揭美。梅花的枝影虽然只是一个形象因素，但“形式意味”特殊，其线型为主的视觉效果与以颜色为主的花卉相比气质特立，林逋“疏影横斜”一语极其简练地透现着难以言表的形象神韵，后世所谓梅花的品格风神很大部分来自这种“疏影横斜”的视觉感受。在后来的中国画中，墨枝枯干更是成了最重要的“形象语汇”。纵观我们民族的梅花审美，从《诗经》、《尚书》中的梅“实”（果实及其滋味）比兴到六朝以来的欣赏花色，是一大进步。而林逋则把人们的视野从“花”引向“枝”，通过“疏影横斜”的形象描写，奠定了梅花疏雅幽淡的神韵意趣。这是林逋咏梅的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二）水、月渲染幽雅意趣
与梅枝的发现相配套，林逋以水、月等幽静虚淡之物来渲染烘托梅花，取夜色中梅观照描写，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梅花闲静、幽雅、疏淡的神韵意趣，正如南宋人所称赞的：“写照乍分清浅水，传神初付黄昏月。”汪莘《满江红》，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195页。在这些具体方面林逋也是创意鲜明，前无古人，对后世咏梅画梅更是启发多多，影响深远。（三）隐逸品格的寄托
梅花的神韵意趣打上了逸世高蹈的人格烙印。林逋揭开了梅花审美的崭新一页，无论形象、意趣都有了深刻的取向，呈现出非同一般春色芳菲的美感神韵。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主要应归结于其江南隐士的身份与心性。林逋（967-1028），宋真宗朝的著名隐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曾漫游江淮间，后归杭州，结庐西湖孤山，隐居自娱，20年足不及城市，以高节和诗艺闻名当时。梅花正是其湖山幽隐陶写寂寞的一个自然风物。中唐西湖孤山梅花已成胜景，到林逋时代谅必有增无减。林逋早年游经的江淮地区也是梅花盛产区。林逋所居的小园植有梅树。林逋对梅花表现出特别的爱赏：“几回山脚又江头，绕着孤芳看不休。”林逋《梅花》其二，《全宋诗》卷一○八。“不辞日日旁边立，长愿年年末上看。”同上。“吟情长负恨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梅花》其一，《全宋诗》卷一○八。当时的梅花地位一般，在整个三春芳色中，梅花除花期较早外，花容花色很不起眼，虽然六朝以来渐受注意，但长期未受重视。林逋的爱赏推尊，不仅得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以隐士的心志情趣出发去加以感觉、观照，使梅花发挥出闲静、疏秀、幽雅的独特韵味。在“孤山八梅”中，林逋肯定梅花“众芳摇落独暄妍”《山园小梅二首》，《全宋诗》卷一○八。的品性。所写梅花都在湖山孤隐、远离人寰的背景里，多为“柴荆”、“竹丛”里的孤株独枝，反复使用“清新”、“孤静”等词语，并以春鸟、花蝶的无知来突出梅花的寒蕊孤发，写其冷落而傲峭的特殊品性。在林逋看来，梅花是天酬僧隐的独特风物：“澄鲜只共邻僧惜，冷落犹嫌俗客看。”“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同上。这些立场角度、体验认识都打着隐士人格的鲜明烙印。这种通过梅花品格、神韵的挖掘来寄托和标示人格情趣之幽独超然的审美取向，是梅花最终走向社会群体人格象征的思想基础。林逋之前虽然也有零星的例子，如晚唐陆希声，但诗艺、人品既不如林逋名声突出，咏梅成就更是望尘莫及，因而在这点上也只有林逋才是划时代的。
林逋“孤山八梅”的历史贡献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林逋生前以至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他的隐居、他的品节、他的诗艺乃至于他的游湖养鹤，几乎未见提到他的咏梅。有关林逋咏梅最早的评论见于欧阳修的《归田录》，该书编于宋英宗治平年间，离林逋去世已有四十多年了。与欧阳修同时的张先有诗凭吊孤山林逋故居，提到的只是林逋《点绛唇》词“满地和烟雨”的咏草名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一。，而不是“孤山八梅”。从苏轼等人开始，林逋咏梅及其“疏影横斜”之句广受推重，播之人口，几乎成了诗人咏梅有言必称的先范。
二、梅花园艺栽培的发展
虽然社会大众的认识水平往往滞后，但却是最基本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对宋代梅文化发展与繁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宋代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时代，这是针对中央政府“小一统”的局面尤其是对外苟且求和、经济入不敷出的情况而言的，但若就社会一般生产力和城乡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论则另是一样。中唐以来均田制的解体，“两税法”的实施，促进了土地私有化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入宋后地主经济逐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城市工商业也相应兴起，社会人口大幅度增加，生产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两宋时期虽然不乏大的社会波折动荡，但政治稳定，民庶物阜，百业蓬勃兴旺，城乡物流畅通，洋溢着特有的社会发展生机。反映在文化上则是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科学技术的高度繁荣，形成了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作为封建思想文化活动主体的封建士大夫也更见出养尊处优、闲雅自得的精神面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艺梅赏梅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审美活动就获得了社会发展的深厚基础。而且宋代版图局促的“小一统”格局，比较起唐代的“大一统”帝国更倚重于梅花主产区的淮、岭以南，到了南宋时更是北方半壁尽失，大大助长了梅花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分量。
在宋代经济、文化发展的诸多有利因素中，园林圃艺的发展对观赏梅花的促进是最直接的。宋代无论皇家还是士大夫私有园林都极繁兴。北宋皇家园囿集中在京城开封，著名的有大内后苑、撷芳园、延福宫、寿山艮岳以及琼林苑、金明池、玉津园、宜春苑、瑞圣园等。宋代士大夫和富商巨贾私有园林的发展更为引人瞩目，北宋东、西两京的私家园林可谓星罗棋布，宋人袁《枫窗小牍》卷下记载东京开封的情况：“州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其中大多为私家庄园。关于洛阳的园林状况，北宋末年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和评述，所录名园天王花园子、李氏仁丰园、董氏东西园、丛春园、文彦博东园、张氏园、司马光独乐园、富郑公园、王拱辰环溪等共19处，都是私家园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四、二五。。汴、洛之外，其他如苏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地也多有园圃称名于时，如苏州苏舜钦沧浪亭、朱长文乐圃、润州沈括梦溪园等。上述都是声名显著的，花园、别墅、宅园兼而有之。宋代园林较之以往豪门贵族多崇台高楼炫富斗艳不同，以自然山水风景的经营为主，引水凿池，垒土成山，莳花艺木，修建亭阁台榭，服务于日常修身养性、吟风弄月、饮酒赋诗的风雅生活，体现文人诗情画意般的审美追求。其中花木种植是最为简便易行的项目，因而也最为普遍。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洛中公卿士庶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说的就是这种情景。
对于广大中下层地主知识分子而言，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分散在城乡各地随处见宜的小规模平居宅园。
宋代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私有制、地主和自耕农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成了最为普遍的现象，90%以上的地主占田在100亩到400亩之间，他们多就田起宅，或别择城居。宋人诗文中频频说到的各式庄田园亭，如王安石晚年居江宁时的半山园即属此类，王安石诗中《题何氏宅园亭》、《题黄司理园》、《题湖阴先生壁》等所说的宅园想必也即此类。这些宅园因地制宜栽种花木以资美化，或在田产中别辟小地种植花木，以为闲暇观览游憩之地，间得应时花果之利。这些普遍的园林圃艺是观赏花卉发展的绝好天地。
与园林建设相应的是游园赏花之风的兴起，这方面西京洛阳最具代表性。《邵氏闻见录》卷一七记载：“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京城开封也复如此，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大抵都城左近，都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疏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尊；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在唐代这种情景多见于牡丹花开时，而在宋代则成了岁时常见的都邑风习，洋溢着都市商业繁荣、消费娱乐喧嚣弥漫的生活气息。
在这园艺赏花之风普遍兴盛的环境里，梅花的园艺栽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时两京地区尤其是西京洛阳的牡丹盛极一时，声名远播，梅花远不能比。但自仁宗朝开始，梅花逐步引起注意，人们纷纷从江南引种，梅花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园艺题材。仁宗庆历年间，宰相晏殊从江南移植红梅于其西冈宅园，由此传遍京城。稍后王诜西园、王棫城南私园都以梅景享誉士林。皇家园林中，琼林苑中建有梅亭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第192页。，徽宗艮岳中有梅池、梅冈、梅岭、梅渚、蜡梅屏李质《艮岳百咏》，《全宋诗》卷一四九○。、绿萼华堂等造景。绿萼华堂“植梅以万数”，其规模十分可观宋徽宗《艮岳记》，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二；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第190页。。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记洛阳诸园中富郑公园梅台、湖园梅台、大隐庄早梅都是梅花专题景观。另李氏仁丰园见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五。、文彦博园文彦博《梅花》：“洛涘幽居植，江南驿使传。”《全宋诗》卷二七三。、赵韩王园宗泽《题赵园》：“瑶瑛夹侍梅台，琴瑟自鸣松岛。”《全宋诗》卷一二○六。、王拱辰环溪司马光《和子华游君贶园》：“甲第朱门久不开，春风潜入发江梅。”《全宋诗》卷五一一。、邵雍安乐窝邵雍《和宋都官乞梅》：“小园虽有四般梅，不似江南迎腊开。”《全宋诗》卷三六八。、张氏（景昱、景昌兄弟）南园都植有梅株。尤其是张氏南园，“凭高种岭梅”，“纷披百株密”司马光《和君贶宴张氏梅台》，《全宋诗》卷五○九。，中有高台俯临，是春日赏梅觅香的最佳去处，极负盛名。仁宗嘉祐以来，尤其是神宗熙宁间，邵雍、文彦博、司马光、程颢等洛中名流多于此雅集，诗酒游观，一时风流名甚。京、洛之外，江南苏、杭等地梅花更是重要的园艺题材，也有一些新的专题梅花园景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