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文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族群大融合之后的唐朝（这也是B型化人口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中国的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在科学技术方面（不是思想方面）的优势却一直保持到了明朝。
在O型化族群尚未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或者说尚未扩张到足以利用他们自身充当文明交流的媒介时，生活在中央大草原上的游牧族群始终是文化的间接携带者和传播者。就像他们时常从一处迁向另一处一样，他们也把一个地方的文明成果带到了另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中国仰韶文化时期的文物上看到带有鲜明两河流域特色图案的原因。当然，由于受游牧生活本身的局限，B型化族群尚不能像定居族群那样把外来的文化完全吸收并转化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仅仅作为不同文化的媒介，就足以让尚处童年时代的人类社会受益匪浅了。
随着O型化族群的进一步扩张，各大文明中心逐渐建立起了比较直接、密切的联系。不同文明的交流甚至可以通过一个帝国来进行。于是，中间的环节大大减少了，文明成果的转化也更加迅速了。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帕提亚王国，都客观上充当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也因此加快了。
蒙古帝国的建立，这也许是B型化族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整个欧亚大陆也因此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可·波罗来到了中国，他的游记为后来的欧洲冒险家们确立了目标，最终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也是在同一时期，中国几项最重要的发明传到了欧洲，并对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后，A型化族群开始崛起，整个欧洲和世界都为之一新。A型化族群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
A型化族群的勃兴——文明的量变到质变
在B型化族群衰落的同时，A型化族群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他们发起和领导的文艺复兴（O型民众发挥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尤其是在科学、艺术和政治领域）和宗教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教廷凌驾于日耳曼王权之上的近千年的精神统治，冲破了宗教神学思想对人们头脑的禁锢，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崭新一页。从此，人类的历史进入一个质变的伟大时期。
在这段时期内，不仅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总结和吸取O型化族群资本主义暴力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陆续发动了一场从上而下的温和的改良主义革命。有的A型化国家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取得并超越了前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成为后来居上的国家。
当今时代，由他们主倡和不遗余力推广的绿色革命和环保的生活方式，基本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人类历史将从此又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由工业革命以来一味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时期，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期。
在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之后，日耳曼文化就逐渐取代拉丁文化成为欧洲的主要文化形式。一个由A型化族群领导的欧洲从此就出现了。只是他们各自为战，互不统属，一时间他们的优势还很难发挥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显得默默无闻。
由于受A型化气质的影响，欧洲社会始终都维持着一种均势。太过强大的国家是少有的，因为任何独霸欧洲的企图都会招致其他族群国家的联合压制。于是，小国林立便成为欧洲社会的一贯特征。而这显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为罗马教廷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提供了可能。中世纪的欧洲也因此变得死气沉沉。不过，王权和神权的较量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尽管A型化族群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像O型化族群或B型化族群那样的庞大帝国，但是小国林立无疑也是欧洲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才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而不至于形成B型化族群国家那样僵化的体制。他们随时都可能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或文化，并在相互比较和学习中确立一种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文明的互动，这种互动最终导致了A型化族群的觉醒和崛起。
四大文明的传入给沉迷的欧洲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至少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在A型化为主的北意大利率先迸发出了文艺复兴的火花，并很快波及A型化为主的广大地区。稍晚，宗教运动又在A型为主的德国和瑞士兴起，并最终导致了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
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运动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神权在欧洲的统治，而且还第一次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世界观。显然，后者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A型化族群从迷信和偏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开始驰骋于自由思想的王国。历史证明，任何赋予人性自由的革命，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欧洲族群正是得益于此，才反客为主、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领导者。
由于性格上的原因，A型化族群并未像比较冲动的O型化族群那么急于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总是属于想好了再干的类型。在思想和行动之间常常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在O型化倾向较强的法国和英国进行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并成功地建立起符合历史要求的资本主义现代政体时，A型化族群却更多地在观望和思考，而这注定要使他们产生更多的哲学家和音乐家。在思想领域的革命完成之后，A型化族群也没有简单模仿和他们一水之隔的法国，而是采用适合A型化国民性格的方式，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革命，他们的这一做法虽然使他们落后了上百年，但对族群精神的呵护和张扬，却有可能使他们仅用二三十年就完成英法等国上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并迅速超越他们，成为最后的赢家。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依旧要归功于那些勇于冒险、敢于实践的O型化族群。他们历史性的远征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复兴，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他们也因此获益匪浅，成为早期的资本主义强国。尽管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动是在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但是文艺复兴的主创者们——A型化族群却始终没有突破保守性格对他们的羁绊，共同参与O型化族群在海外的拓殖。当然，他们并不是没有远航的能力，事实上在此之前，北欧族群（还有日本人）一直都在扮演着海盗的角色。可惜的是，仅此而已，他们除了能在欧洲沿岸获取本来不属于他们的短暂利益之外，并没有更多的野心。即使中欧的强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当时也并未对此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显然，由于性格的原因，他们更热衷于在欧洲本土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的主要A型化族群，不论是善于航海的，还是不善于航海的，几乎都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由O型化族群发起的奴隶贸易活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看到O型化族群在世界舞台上出尽风头的表演，并因此给本民族带来莫大好处时，他们再不愿意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了，他们的确感受到了海外拓殖对一个族群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他们日渐增强的实力也赋予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自信。
问题是当他们决心向海外发展时，却发现大多数海外殖民地都让O型化族群瓜分殆尽了。A型化族群和O型化族群的矛盾也是在这时开始激化，并导致了瓜分殖民地的第二次浪潮。由于受到日渐强大的A型化族群的排挤，争强好胜的老牌O型化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无法忍受了，尤其是这种威胁来自气质上的强者A型化族群的时候。他们显然不愿放弃既得的利益，更不愿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较量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实质上就是后进的A型化族群和先进的O型化族群历史性较量的最高表现形式。尽管由于实力对比悬殊，A型化族群失去这两场战争，但同时也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后，英法等国进一步受到了削弱，它们苦心经营的海外殖民秩序旋即土崩瓦解。
像历史上所有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一样，两次世界大战虽然给人类世界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但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民主思潮的广泛传播。在战争之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都趁机获得了独立自主，创立了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共存共荣的全球化时代。在这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发展时期，A型化族群依旧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他们再一次走到时代的先端，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伟大旗帜，并成为环保革命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先行者。人类文明再次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质变时期，一个由盲目地征服大自然到与大自然和平共处，赋予大自然更多的人性化关怀的时期。
中国能否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文明的领头羊
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中国能否超过美国再次成为文明世界的领头羊？这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的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从血型性格的角度给予预测和解读么？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这就好比当你弄清一个人的本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把握他的心理和行为趋势，以及他干什么更容易成功。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血型性格理论大致把握一个民族的性格，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预测，而且可能比单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靠表面统计数据）的预测要更准确一些。
对于中国人血型构成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日本一位研究血型的学者曾做出过相当积极的评价：
从血型角度看，她有着ABO血型“铁三角”式的最佳搭配比率，又有着AB型居间的最佳监护与调节。既有A型人把既成事物加以应用改造的特性，又能以B型人固有的聪明才智加以发明创造，再加上O型人的进取和开拓精神，这就使中国走着一条既非欧美、也非日本的独有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将向世界证明，她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发明创造性的国家。
中国血型的这个“铁三角”结合方式，还能避免出现A型人居多的国家（如日本、德国）曾使整个人类陷入泛滥一时的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迷狂的现象，从而可以说中国从“本质”上讲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ABO“铁三角”的最优组合，能使各血型之间特性充分发挥并相互制约，这就使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反映出一种不仅崇尚理想主义，而且更注重现实的倾向。近期中国出版的《培根及其哲学》一书，反映了这一倾向。作为近邻的日本，今后在国际经济大家庭中，会看到一个强盛的中国步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看来是比较乐观的，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乐观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更多是基于单一的GDP增长指标作出的预测。本质上依然是通过一种现象来预测另一种现象，没有考虑到族群性格对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
从族群性格的角度来看，A型化的日本人相对于B型化的中国人是气质上的弱者。这从中国足球队员不存在恐日情绪可见一斑。作为日本学者当然也会从心底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恐惧”，从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从理论上讲，ABO“铁三角”的确是最优组合，能使各血型之间特性充分发挥并相互制约。如果ABO三者之间能够形成良性互动，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将充分释放出来，并推动中国社会飞速向前发展！但日本人忽视了“铁三角”本身可能造成的极端稳定性对社会活力造成的伤害。这种极端稳定的社会模式从秦汉以后就形成了，到明清时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社会从此僵滞为死水一潭，失去了昔日彪炳历史的光荣。如果把秦汉时代比作是一条历史抛物线的起点，那么盛唐则是这条抛物线的顶峰，明清则是这条抛物线的落脚点。由于三种性格力量旗鼓相当，在各持己见、各行其是中必然导致积极力量和因素相互抵消，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犹如一个抛出的三角回旋飞行器，当它被抛出一段距离之后又可能重新回旋到投掷者的手里。
当然，如果能克服ABO“铁三角”可能带来的消极一面，突破“铁三角”极端稳定性对中国社会活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桎梏，中国重现盛唐的繁荣和强盛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是B型化性格和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信息时代的素质要求，比起A型和O型更适合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起跑上我们并不落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再次充当信息时代的领头羊。
其实，自辛亥革命以来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曾一度冲破了“铁三角”造成的思维桎梏和社会僵化，并再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是这种良好的局面没有维持下去。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三十年，中国人在经济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基于观念上的改变。但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观念解放仍旧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这势必会成为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短板”和经济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高度之后再也无法逾越的障碍。换句话说，要想突破“铁三角”，克服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弊端，就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提上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理论创新，积极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三大血型性格力量的良性互动，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转化为改造社会和经济创新的强大力量，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全面、协调、健康的发展，走上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国民性格的正确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