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的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会有湖南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从放眼世界的魏源到平定太平之乱的曾国藩；从血荐轩辕的谭嗣同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湖南人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实际上，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以湖南人为主线展开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血型性格尚未被发现之前，在国民性格仍旧被轻描淡写为一种文化或制度的产物时，人们还不能够对湖南人在近现代史上的勃兴，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不少细心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性格的重要性，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尚不能自圆其说；而更多的人则教条地认为：湖南人的勃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显然，这种说法是为了维护“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问题是，这种抽象的历史观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肯定，何况他们也坚信：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但当我们发现了血型和性格的科学联系之后，我们显然找到了一把能够破解历史之谜的钥匙。如果我们能够把具有相似血型构成的湖南人与日本人乃至德国人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眼前就会豁然开朗：湖南人的勃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和A型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相联系的。而且在时间和阶段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这段时期，代表性的A型民族德国、日本相继而起，一跃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湖南人也开始在近代史上叱咤风云：首先，放眼看世界的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初步的改良主义思想；随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平定了来势汹汹的太平之乱；30多年后，谭嗣同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气概从容就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为变法而流血的先例。
实际上，湖南人的勃兴就是A型民族大器晚成的倾向在中国历史上最生动的体现，同时也是A型民族坚忍、刚烈、顽强、勇猛、团结、协作、责任感强等性格优势在非常时期最直接的反映。简单地说，就是湖南人气质，A型民族的气质导致了他们的勃兴。
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主张进行能动的改革，学习西方的长处，从而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魏源就是A型人，但他相对保守的主张以及强烈的民族性显然带有明显的A型风格。此外，他能够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也和A型人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有关。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首先出现在A型为主的地区也是这个原因。A型人及A型民族擅长于首先在思想上进行革命的特点也从魏源身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是一支带有明显A型气质的军队，它以顽强的作风、严明的纪律著称于世。无数次的战役表明：这是一支打不垮的精兵。如果不是湘军拼死作战，恐怕势不可挡的太平军会再上演一出“李自成进北京”的悲剧——这是由农民战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事实上到了太平天国后期，这种悲剧就已经发生了。不过太平天国的败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军，尤其是太平军的将领呈现出一种O型为主的气质。而在O型为主的团体中，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派系斗争，加上O型人较理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冷酷无情的一面，最终的自相残杀显然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太平军在气质上相对于A型化的湘军是弱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气质上的强者更容易掌握弱者的心理活动，所以湘军的胜利也在情理之中。
从性格上分析，谭嗣同应是O型人，不过是A型气质很浓的O型人。与保守、传统、推崇能动改良的魏源不同，性情刚烈、果敢勇猛、桀骜不驯的谭嗣同更主张彻底的革命，通过武装起义来推动社会的变革。为此，对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本人还是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在他看来，只有破旧方能立新，这种思想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一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文中，他不仅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制度腐朽的“纲常礼教”，甚至还将封建君主视为独夫民贼、万恶之源，提出“彼君不善，人人得而戮之”的口号。“敢言人所不言”，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啊！也只有O型人，性情刚烈、耿直的O型人能够说出这种“大话”。而这也注定了他最终“为变法而死”的命运。不过，作为“为变法而死”的中国第一人，谭嗣同的血并没有白流。正是在这种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骤然到来。
时至今日，湖南人依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体育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0年奥运会上，湖南人得到的金牌也是最多的。此外，长沙远大的空调、湖南卫视的节目以及电视剧制作方面想必也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不得不承认，在现行的体制下，湖南人已不能像过去一样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同时重精神和信仰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他们再也不能发挥出作为相对独立整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在抽象的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乡土意识日渐消失的湖南人才大量外流。也许，湖南人也非常羡慕德国、日本以及北欧等A型民族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从理论上讲，他们也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就。如果湖南人能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大环境的制约和束缚，保持湖南人作为A型群体特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及在此基础上的团队精神，能有更多的人才留在当地发展，湖南再领时代风骚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现代史上大有作为的湖南人，不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后继者的插曲。湖南人的时代没有终结，才刚刚开始。
在全球化浪潮中涌动的B型民族
在历史上，B型游牧民族总是一有机会就闯入文明的中心，通常是为了掠夺人口和财富，但如果有可能，他们也不会放弃成为文明地区的主人。
但是与A型和O型民族所不同的是，他们较缺乏民族性。这决定了他们不论处于何种状态，都不会、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文化更多地保留下来，甚至连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也会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消失殆尽。但与此同时，他们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却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一种先进的文明，甚至比原有文明的创造者更像当地的主人。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历史性的消失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也正由于同样的原因，开放的B型民族的兼容并蓄，才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成了人类文明的领头羊。
但不幸的是，产生于民族大融合基础上的文明的辉煌，也随着民族大融合的终结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偶尔也有几次繁荣的再现，但无论从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不能与大唐文化相提并论。毕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上了下坡路。
如果说欧洲的中世纪是黎明到来前的黑暗，那么早已呈现鱼肚白的东方世界却始终没有看到太阳的升起。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文明都呈现出一种静止的状态，有的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开始了倒退。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没有把国民性格当做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看待之前，更多的学者将这归罪于专制主义的盛行，或文化方面所存在的守旧性。而实际上，这些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非事物的本质。如果有人要从这些现象来诠释东方社会文明一成不变或连续不断（后一种说法更能给人以自豪感）的缘由的话，那无异于“地球是圆的，所以它会转”，不仅不合逻辑，而且缺乏深度。要知道，专制主义和文化方面的守旧性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归根到底，它们都是由人民创造的，是由特定性格的民族创造的，或者说是适应某种性格的产物。所以，即便是专制主义和文化方面的守旧性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正是专制主义下的病态僵化才使得文化看起来充满守旧的味道），我们也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纳为落后的根源。如果那样的话，有人一定会问，为什么专制主义偏偏在东方盛行，而在近代西方社会却毫无市场？
最后，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仍将不得不从历史的帷幕之后走出来，并用他们的性格来说明事实的真相。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是B型民族的性格导致了专制主义的盛行，而专制主义的盛行，又使得文化方面呈现出一种保守的假象。众所周知，B型民族缺乏冒险精神，知足常乐，加上比较注重家庭本身，这使得他们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向暴政发起有力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专制主义才会久盛不衰。所以，一旦专制主义的色彩有所淡化，B型民族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就会旋即表现出来，与他们在束缚下的“保守”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时的B型民族不仅能够很快地背弃传统，就如同B型游牧民族所做的那样；而且在随大流心理的支配下，能够很快接受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先进的文明。眼下，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的西化倾向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在被人们认为是最保守的西部人中间，我们也能够看到甚至比东部沿海更多的西服领带；而在城市年轻人中间，人们似乎比外国人更重视西方人的节日，圣诞节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也大有取代春节之势；就连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京剧艺术，由于后继无人也快要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品了。显然，在全球化的口号尚未提出之前，有随大流倾向的B型民族就已经开始全球化了。
但从历史和哲学的观点来看，发展是扬弃的发展，否定是肯定的否定。所以，对于一个只善于弃而不善于扬的民族而言，未来未必会像他们乐观的预言那样美好。
我之所以将本文的标题定为“在全球化浪潮中涌动的B型民族”，就是为了形象地说明：在西方文明的诱惑面前，易于动摇的B型民族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的甚至是盲动的态势。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民族文化作支撑，在全球化的浪潮涌来之时，B型民族就像失去重心和根茎的浮萍，一起一落、左摇右晃，以至随波逐流，不知所终。
不过，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将意味着B型民族的又一次复兴。
果真会如此吗？
诚然，和平的环境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发展机会，对于善于把握机会的B型民族而言，他们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能够给他们自身带来好处的机会的。即便是自我封闭的朝鲜也开始向国际社会伸出了它的触角。也许B型民族很少能够领导一种潮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绝不会被潮流所抛弃的。尽管全球化的浪潮是由富有征服倾向的O型民族——美国人掀起的，但对这股潮流推波助澜的，恰恰就是B型民族。由于没有A型民族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没有O型民族的固执和自负，所以在许多方面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从性格上讲，由于缺乏民族性，使他们更具有国际主义色彩，他们甚至比妄图同化世界的美国人更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种族、疆界隔阂的人类大家庭。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甚至超过了经济倍增时期的日本。中国人也常常对这种速度引以为豪。以这种速度发展，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会成为头号经济大国。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在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环境的严重污染、人口的老化、独生子女问题、传统精神的断层、爱国主义的淡漠等等。这些问题一旦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势必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事实上，由于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危机已经逐步暴露了出来，其中以独生子女普遍性的娇生惯养最为严重。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中国人在精神、道德方面将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趋势，这显然和计划生育的初衷是不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