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名言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固然有其狭隘的地方，会使人变得谨小慎微、毫无磊落气度。但这句话说明了在官场中任何时候都不可无防人之心。
某机关有一位姓王的局长在这方面就曾有过沉痛的教训。他们局分配来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王局长是个非常爱才的人，便对他另眼相看，那大学生也对王局长极尽奉承巴结和讨好。时间一长，两人几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王局长什么事都跟他说，甚至自己和副局长之间的不和也全都说给他听。
后来，王局长渐渐感到自己与副局长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关系越来越僵，甚至还时常当面出语顶撞，眼看两人实在无法共事，上级只好把二人调开完事。
两个人的矛盾就是因工作产生，日后他们不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了，矛盾自然就少了许多。日子长了，两人渐渐消除旧怨，重新搭话，王局长意外地发现副局长当初对他敌意陡增、态度突变，全是因为那个大学生在中间传话捣的鬼。他不仅把局长批评副局长的话全都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副局长，还附带说了许多批评王局长的话。
这时，王局长才如梦初醒，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于是就很生气的去找那位大学生。谁知，大学生却说道：“我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诽谤。我是人，总有表达我自己观点的权力吧？你可以想想，我在你面前是否说过副局长的坏话，如果没有，那就不是挑拨离间。”这时，王局长无话可说了。
事过之后，王局长发现自己犯了无防人之心的错误。当你在领导岗位上时，别人对你总有几分敬畏。你说话时，别人常会喏喏应声，但千万不能据此认为别人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尤其是不该让下属知道的事（比如领导与领导之间的矛盾），即使关系特别好，也决不要向他透露半个字。
如果心中有什么不快之事，宁可找一个不相干的朋友说，也不要和下属吐露。在这方面存一点防人之心，是怎么也不算过分的。其实，又何止是当领导的需要有防人之心，任何人都不可失去防人之心。因为，在官场上你需要打交道的很可能就是个厚黑高手，毫无疑问，你需要防止被此类人所暗算。即使对方《厚黑学》的修炼不如你高，或者根本就与你不在同一水平上，那么，也需要多点防人之心。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对方给诬陷了。
三国时期，争太子的有两位，曹植和曹丕。曹植才华横溢，人人敬服，曹操也对他另眼相看，内心暗暗打算把王位传给曹植。当曹植封侯的时候，曹丕在军中还不过只混到郎官，比起曹植，太不起眼了。但精通厚黑之道的曹丕却知道如何去打败曹植。
曹操带兵出征，曹丕与曹植都到路边送行。曹植充分发挥其才能，称颂父王功德，出口成章，引人注目，曹操也大为高兴。曹丕则反其道而行，不能出口成章，就装得很含蓄，假惺惶地哭拜在地上，曹操及他左右的人，都很感动，认为曹植有的只是华丽的辞藻，只有曹丕才是真正的忠诚厚道，是真实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曹植继续其文人的作派，我行我素，不肯用心计，这样正中曹丕下怀。曹丕进一步行使厚黑之道，掩饰真情。于是王宫中的人及曹操身边人都为他说话，终于被立为太子。曹植的日子，从此便一天天难过了。时间不长，不懂防人之道的曹植，终于被曹丕所“黑”，送了性命。
此外，还有一些人内心虚伪，对别人的奉承拍马屁飘飘然，毫无防备地钻进了圈套，中了别人的“厚黑”术。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有知识、修养的皇帝。但他同样自恃清高、天赋不凡。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乾隆几下江南，遍游名山古刹，所到之处不是题字就是赋诗，然而他那些诗，没有一首是值得传之后世的。御用文人纪晓岚看透了他的这一弱点，便在主编《四库全书》时，故意在容易发现的地方留下一两处错漏之处，上呈御览，有心让乾隆过过“高人一等”的瘾，乾隆很快便发现了这些错误，发下谕旨加以申斥，心里不但十分得意，而且特意召见纪晓岚，当众指出他的错误。纪晓岚趁机对乾隆的“学识”大加称颂。从此以后，他在乾隆手下一直享受荣华富贵，官运亨通。
只有纪晓岚这样圆滑的厚黑人物深深懂得，没有人喜欢别人比自己更高明。当一个人身处高位，知道自己处在居高临下时，他的宽容心会来得更多，他的权力给人带来的私利也会更多。
还有这样一个事例，到某机关上任的一位新局长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是他开始工作中的第一件事。这个机关的一位处长出差归来，主动找局长，恳请局长对自己提意见。局长便根据反映，向他指出：“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敢秉公直言，有点曲意奉承的味道，这是有些同志提到的，希望你以后注意改进。”
那位处长趁机对他的有话直言大加称颂急忙作解释：“局长，前任局长有多主观，多自信啊！这你是不知的。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只能顾全大局，违心顺从，如果领导都能像您这样谦虚随和，善于纳谏，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富强了。”“这倒也是的。”这位局长莞尔一笑，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这件事情耐人寻味，奉承手段居然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人性的弱点又是如此愚昧可笑。
9.小本大利，甘冒大险
“厚黑”追求的不外乎名利权势，因为利益往往和风险连在一起，所以为了追逐巨大的利益，就必须甘冒巨大的风险。有位甘冒得罪两代国君大险的宁喜，通过迎卫献公回国复位而得已独掌朝权。
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卫献公被孙林父、宁殖等人赶走，带着他的兄弟和公孙丁来到齐国避难十二个年头。十二年来，卫献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重回卫国，再做他的国君。周灵王二十四年，卫献公在齐景公的暗中帮助下，不仅把属于卫国的夷仪抢占了，还在此立了作为复国的据点。
宁殖快死前他对儿子宁喜说：“我宁家自庄武以来，世代为忠臣。逐国君的事，其实是孙家所为，并非我的本意，但现存人们都说是孙、宁两家干的，对此我死不瞑目，你若能帮助老国君复位，实现我的愿望，才是我的儿子。否则，死后在阴间我也不享用你的侍奉。”
于是，宁喜望着奄奄一息的父亲，哭着向父亲保证，一定设法使卫献公复位。他父亲宁殖死后，宁喜继承父职，做了左相国。
这时，卫献公听说宁喜当了左相国。为了能够复位，便派公孙丁偷偷潜入帝丘城，面见宁喜，对他说：“你如果能让献公复位，重主国政，献公愿把实际大权交给你管理，献公只不过主持主持祭祀而已。”
宁喜一方面有父亲的遗嘱，另一方面在献公许愿让他执掌大权的巨大利益诱惑下，公孙丁的请求他就答应了。但宁喜同时又想，万一自己费尽了心机，拼着性命把献公请回来，他当上了国君，要是反悔了，怎么办？如果能得到公子丁的证明，以后就不怕卫献公反悔了。
于是，公孙丁把宁喜的想法同卫献公说了。同时，卫献公对公子丁说：“我能不能回卫国当国君，全在宁喜身上，要是他能让我回国，我情愿把大权交给他。至于他说的那些条件就请麻烦你再亲自效劳，辛苦跑一趟了。”
公子丁答应来，可就是不动身。卫献公催了好几次，他只好说：“倒不是我不愿意去，我想这事你还是再慎重考虑一下。天下哪有不管事的国君呢？你一定要一言九鼎，决不反悔，要不然我对宁喜可就失信了。”
卫献公说：“我现在是个漂泊在外的人，事实上说不上大权什么的，只要能够回国，在太庙里可以延续祖宗的香火，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的事就再做打算了。”
公子丁说：“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就替你说去。”
宁喜有了公子丁的保证，就开始四处活动。
支持他的重臣有大夫石恶、北宫遗等。只有蘧瑗持反对意见，他说：“我还没听说过把国君赶走，又将他请回来的事。”但蘧瑗知道自己阻挡不了的事情一定要发生，只好明哲保身，出走到鲁国隐居去了。
这事宁喜告诉了好友右宰谷。
右宰谷说：“这事不行。现在的国君是你父亲立的，如今已经十二年了，他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凭什么把他废了。再说，你父亲已经废了一个国君，现在你又要再废一个，天下人岂能放过你，父子俩得罪两个国君。”
然而，父亲的遗愿在先，宁喜为了实现父亲愿望，更为能掌握卫国大权，他还是决定按与卫献公商议好的去做。这时候，孙林父已经老了，大儿子孙蒯跟随他住在戚城，留下两个小儿子孙嘉和孙襄在朝中听差。
周灵王二十五年，孙嘉奉受卫国国君卫秋的命令出使齐国，就剩下孙襄一个人在卫国。宁喜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正巧公孙丁又来打探消息，于是宁喜、公孙丁便联合右宰谷，乘机杀了孙襄，逼死了卫秋，迎卫献公回国，宁喜从此掌握了卫国的大权。卫献公虽说是个挂名的国君，但他毕竟重新做了国君，现已能享受荣华富贵。
卫献公事前就知自己已经无力再控制卫国政局，但他求的只是尽早结束流亡国君的生活，恢复国君的荣华富贵。宁喜则是明知自己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可能为君，他求的是一个“权”。宁喜知道卫秋当初登君位之途不正，况且是孙、宁两家共立，权力自然分散。现在独立更换国君自然就是最好的全面掌权的好机会。宁喜为了自己的权势，竟然将国君玩弄于股掌之间，心子之黑可谓世所罕见。最终，他还是用“黑心”换来了独掌朝权的丰厚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