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的生活，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有很多牢不可破的规则，即使有，也未必有人来监督、教训。皇帝的乐趣不在于能够管理国事，而是无人能阻碍他的随心所欲，凡世人能够享受的，皇帝大多要尽其极致。他可以杀无罪之人，可以封无功之将；可以做不属于他做的事情，甚至是有身份的人不屑于做的事情；可以颠三倒四、忽发奇想、朝令夕改等等。也只有皇帝最能打破规则，把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让人感觉到他的“另类”。
其实，这个“另类”也有很多种，西汉武帝的另类是说他的雄才大略足以让他藐视天下所有的帝王，但他的晚年又犯了一些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使他的文治武功有了瑕疵，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
杨坚以他独有的才能登上了皇位，其间艰险不断。当上帝王后，又没能得到大多数帝王所有的后宫三千佳丽，只是因为他“惧内”。在国家的治理上，又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很多弊端，最让人惋惜的是，他选错了继承人，致使泱泱大隋数十年就土崩瓦解。
宋徽宗的皇帝做得对他自己来说，太舒服了，他可以不理朝政，可以不问天下，只是不愿舍弃他深爱的艺术。不可否认，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但他的政绩却实不敢让人恭维……
汉武帝可以看着母后处死自己的幸臣韩嫣而无动于衷。汉成帝有了张放却依然与赵氏姐妹纠缠不清。而汉哀帝刘欣却可以为了董贤置后宫佳丽三千于不顾，他们之间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美的同性恋情……
（第一节）汉武大帝
君临天下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景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王美人（美人是嫔妃的一种等级）。他出生时，他的父皇景帝刘启刚登基一个月，他给他的新生儿子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彘”。彘，就是猪的意思。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呢？魏晋时班固撰的《汉武帝内传》说，一日，景帝在崇芳阁少憩，梦见一头红毛猪，醒来找卜者姚翁解梦，姚翁说此阁中将产生一位伟人，为汉家盛世之主。于是，景帝改崇芳阁为猗兰殿，吩咐武帝生母王娡搬进去住，遂生武帝。取名为“彘”。但凡有作为的人，总会留传下来一些不平常的故事来，或许刘彻的文治武略就源于此吧。
4岁那年，刘彘被封为胶东王。就在他刚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一桩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姻缘便落在了他的头上。促成这桩婚事的，是馆陶长公主。
馆陶长公主名叫刘嫖，是景帝的大姐，下嫁给堂邑侯陈午，陈午也是名门，他是陈婴的儿子。他们生有一女，叫陈娇。公主想把女儿许配给皇太子刘荣，以便将来女儿能出人头地。不曾想，刘荣的生母栗姬竟一口回绝了，原因很简单，馆陶长公主时常引荐一些美女给景帝，景帝有了新欢，自然就冷落了别的嫔妃。栗姬生性好妒，心中恨透了馆陶长公主，如今见她来求婚，就摆出一副皇太子生母的架子，断然回绝，以泄怨恨。栗姬心中好不痛快，岂不知如此之举惹下了大祸，她后来为此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
馆陶长公主碰了钉子，愤懑不已。虽然她的丈夫陈午只是个堂邑侯，且这侯爵还是祖父陈婴出生入死挣下的，陈午只是坐享其成而已。可她是当朝天子的姐姐，老母窦太后的掌上明珠。栗姬如此不给脸面的回绝，怎不惹她恼怒？她按捺下心中怒火，慢慢寻找机会报复。
给刘荣做妃子自然是不成了，馆陶长公主打算从亲王中物色一个，她看上了聪明伶俐的刘彘。便向刘彘的母亲求婚，王娡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这等大好姻缘做梦都不曾有，赶紧答应了下来。
定下他们的婚事后，两家人来来往往，刘彘和阿娇二人两小无猜，倒很合得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馆陶长公主把小刘彘抱在膝上，逗他说：“想要个媳妇吗？”刘彘嬉笑道：“想。”左右有侍女若干，馆陶长公主指着问刘彘，刘彘都说不喜欢。最后，馆陶长公主指着爱女问她：“阿娇好不好？”刘彘这才笑着说：“好！如果给我当媳妇，我就造座金屋给她住。”这便是“金屋藏娇”故事的由来。
就在这时候，后宫嫔妃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导火索是薄皇后被废。薄皇后是靠了景帝的祖母薄太后而正位中宫的，景帝不喜欢祖母的这个娘家女。薄皇后无子无女，这原因可能在她本人，更有可能是景帝很少与她同床共枕。她的皇后位一开始就不稳。薄太后一死，景帝很快就废了她。那么皇后的宝座就成了皇宫中争斗的重点。谁将成为景帝的第二任皇后呢？
栗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有希望的。她正得景帝之宠，更重要的，是她的儿子刘荣已被立为皇太子，母以子贵，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栗姬自以为皇后那顶凤冠非她莫属，心中那个得意啊。
她高兴得太早了。他的后辈们为她准备了一句话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馆陶长公主决计要报昔日拒婚之仇，见了景帝就百般诋毁栗姬。景帝绝非那种轻信谗言之君，馆陶长公主与栗姬的恩怨他也知晓，故对馆陶长公主的话只是姑妄听之而已。但问题是算计栗姬的并非馆陶长公主一人，那些自以为有问鼎实力的，还有妒忌栗姬的嫔妃，也都不忘寻机诽谤栗姬几句。众口铄金，不怕景帝不信。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一次，景帝生病，栗姬在旁侍奉，景帝有些悲伤，对栗姬说，如果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要栗姬善待诸皇子。栗姬心胸狭窄，且正恼恨到处败坏她的众嫔妃，又听景帝这么一说，当即就火了，据史书所说她是“出言不逊”。《汉武故事》中说她骂景帝“老狗”，估计也就是这个意思了。身为一国之君的景帝当然大怒。又联想起馆陶长公主和诸嫔妃之言，觉得栗姬确实不配做那母仪天下的皇后。
刘彘的母亲王娡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这场斗争，窥伺景帝不满于栗姬后，大为亢奋，她要再给栗姬致命一击。
王娡是一个聪明人，她不会亲自出面的。就暗中指使人挑唆典客去奏请册封栗姬为皇后。典客乃九卿之一，负责迎往送来、封爵授官等礼仪，皇宫内的恩恩怨怨，九卿他是最不会知道的。他或许有报国之心，只觉得皇后之位不宜久空，遂上疏奏请立栗姬为皇后。景帝正对栗姬大失所望，典客又偏偏在此时戳他痛处，不禁大怒，以“非所宜言”的罪名杀了典客。接着，又颁诏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实是可怜了这个典客，成为名副其实的牺牲品。
贬刘荣，便是断了栗姬的皇后梦。栗姬不仅功亏一篑，害了自己，且连累了儿子，遂愤恨而死。
刘荣一废，皇太子位空缺，又一场角逐的浪潮又掀起来了。
景帝共有14个儿子，除去刚被废黜的刘荣，还有13个竞争者。他们当中，要数刘彘最有实力。刘彘机敏过人，连景帝都为之惊奇。除自身的条件外，他还有未来的岳母馆陶长公主的鼎力相助。刘彘的生母王娡也竭力为他谋划，儿子的富贵自然就是她的富贵。
刘彘不被立为皇太子，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前元七年（前150年）四月，景帝诏立王娡为皇后。12天后，又颁下一诏，立刘彘为皇太子，并给他改名“彻”。这年，刘彻7岁。
太子乃储君，身系着江山的安危，历代无不重视对太子的教育，景帝亦然，他任命忠厚老实的卫绾为太子太傅，教育刘彻。卫绾升任御史大夫后，景帝又任命儒士王臧为太子少傅。除了读书学习外，景帝还让刘彻参与一些军国大政，以便在实践中锻炼他的能力。
刘彻16岁那年，景帝病逝。刘彻当天即位。他的谥号为“武”，史称汉武帝。他从此开始了自己长达五十四年的政治生涯。
雄才大略
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结出的硕果是经济的大繁荣，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中间还有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年仅十七岁的武帝得到的可不是一般的遗产。司马迁以无比激越的心情写道：京城和地方上的粮仓都装满了粟稻，国库的钱物用不了。各地方上缴的钱有几个亿，串钱的绳子都烂了，难以一一清点。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仓满流到外面，腐烂了不能再吃……与汉初残破的景象相比，直如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的人口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根据对部分地区人口增长情况的统计，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之初，全国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10%~12%，个别地区达到了20.5%—25.5%。
丰厚的遗产，雄厚的财力、物力、人力，使武帝有条件大展身手。
事情有好的一面，当然也会有坏的一面。汉初的“无为而治”也有一些严重的弊端。最主要的三大问题是七国之乱，豪强的横行和匈奴入寇。
乘汉初“无为而治”之机，诸侯王迅速扩充自身的实力。如吴王刘濞，招纳天下亡命之徒，即山取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大发横财。然后，豁免国中赋税，以收买人心。到景帝时，羽毛已丰的诸侯王终于按捺不住，刘濞联合楚、济南、胶西、胶东、淄川、赵6个诸侯王，树起反叛大旗，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尽管叛乱很快被镇压，景帝又采取了一些限制、削弱诸侯王的措施，但是，中央政府仍不能有效地控制诸侯王的势力，解除他们的威胁。
这些豪强大族中，有富商大贾，也有大地主，还有一些游侠，他们都是汉初“无为而治”时发展起来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凭借雄厚的财力称雄乡里，游侠则凭他们的勇武纵横一方。他们富侔王侯，势倾郡县；没有官爵，却有王侯的威风。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文献上也谓之“豪强”、“豪族”、“豪党”。他们左右地方政治，阻碍政令的贯彻、执行。汉初，特别是景帝时，曾对他们进行过打击，但打击的力度却远远不够。
乘秦朝覆亡，中原战乱之机，大漠游牧部族匈奴人越过蒙恬修筑的长城，进入中原边界。刘邦称帝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又领兵南下。次年，刘邦麾兵30余万北上，御驾亲征。结果，被匈奴大军围困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山整整7天，才撤退。经过这次交锋，刘邦明白在当时情况下，难以用武力制服匈奴，就采用了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并送上大量的钱物。匈奴人、财、物全收，但寇略如故。刘邦以后诸帝，奉行“无为而治”，不但不敢轻启战端，且对匈奴更加忍让。这令匈奴气焰更加嚣张。
这三大问题若不能尽快解决，势必危及大汉江山。而正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令汉武帝的名字在历史上叫得那么响亮。
父祖留下的丰厚遗产，使武帝有条件大有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又迫使武帝必须有所作为。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时势造英雄”。武帝能成为一代英主，主要是时代造就的。这个时代正呼唤英雄的出现。
独尊儒术
君临天下的汉武帝，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统治思想。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最有实力的就是儒家的治国方略。
诸子百家中，有一整套治国理论的，仅法、儒两家而已；墨、道、阴阳、杂、兵、纵横、名、农诸家，仅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某些主张。鉴于亡秦之教训，法家那一套已被否定。可供选择的，实际上也只有儒家。而且当时社会上儒学大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派。
武朝时期的大臣丞相任上的是窦婴，太尉为田蚡，御史大夫是赵绾。窦、田都热衷儒学，赵绾乃名倾天下的儒学大师、鲁人申培的弟子。三公是清一色的儒者。九卿中，郎中令王臧也是申培的弟子；中尉张欧虽学过法家那一套，然其人忠厚，行事更像个儒者；太仆灌夫，一个快客般人物；太常许昌、大行令光，思想倾向失载。九卿可考者五人，一个儒家，一个行类儒者。三公九卿中，儒家者流占了绝对的优势。
两个优势加在一起，给儒学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时机。
一场尊儒活动在王臧、赵绾的策划下，于建元元年（前140）拉开了帷幕。窦婴、田蚡予以积极支持。年过80的申培也被礼请到长安做顾问……
然而，武帝还有一位很有实权的奶奶窦氏，窦氏喜欢的还是在汉朝初年很盛行的黄老思想，即远古的黄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这是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国思想，这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现。但到了武帝时期，因为分封的诸侯王们对抗中央，所以迫切要求加强中央的权利来压制地方势力。这正是武帝和窦氏太皇太后的思想分歧。
武帝即位后便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管朝中大权，如让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军权。同时，许多的儒生也被重用。为了更多地选拔人才，武帝还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人才，当时叫做“贤良方正”。
但武帝此时还没有力量和窦氏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赵绾提出窦氏不应再干涉朝政时，惹恼了窦氏。窦氏逼迫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也被迫罢免，有的大臣被逼死狱中。然后，由窦氏宠信的人接替了这些重要职位，听从窦氏的命令。这对武帝是一个打击，但武帝有年龄的优势，他没有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等待着时机。
第五年（前135年）的五月，太皇太后寿终正寝，武帝亲掌国政。
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皇帝不时陷入深思之中。最后，他决定按照先帝的做法，向那些有名望有德才的文人学士（当时叫“贤良方正”）一一请教。元光元年（前134）五月，一百多名文人学士应征到长安，接受武帝的策问。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广川（今河北景县）的儒生，名叫董仲舒，是研究《公羊传》的。他给武帝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请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非常欣赏，很快诏准了。
元光元年这年，儒学登上了中国思想的统治舞台，直至清朝的大龙旗落下。历时共2000多年。
武帝也不是完全用儒学思想来治国，而是“阳儒阴法”，即表面上是儒学那一套，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法治在“独尊儒术”后明显地强化，一批新的律令制订、颁布，法网更密，执法者的几案上摆满了法律文书，连他们都不能遍睹。这批新的律令主要是针对官吏的，因为武帝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一国之君难治一国之民，贤明的君主应把精力放在官吏的管理上，通过他们来间接地统治百姓。武帝一朝的立法活动，几乎都是针对官吏的。武帝一朝，杀了五个丞相，五个御史大夫，一个太常，三个少府，一个郎中令，二个卫尉，一个大鸿胪，一个大农令，共十九人。这仅仅是三公九卿中的大员，其他官吏被杀的就更多了。严刑峻法，使得酷吏辈出。《汉书·酷吏传》收录以杀戮立威的酷吏十四人，武帝一朝便占了九人；若再加上二个最有名的酷吏，一是张汤，一是杜周。则十六个酷吏中、有十一人出在武帝朝，占酷吏总数的69%。从这也看出当时改革的不易。
强化皇权
强化皇权的第一项措施，是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目标有二：一是诸侯王，二是豪强。
对于诸侯王，除了诛杀图谋不轨的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等人外，主要是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推恩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