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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阴谋与奸者(1)

有些时候,历史真的很容易让人上当,明明看上去是很温情的事,实际上却是善于玩弄权术的“君子”的把戏,把历史看透彻了,这些都是阴谋。现在看来,但凡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会使出一定的手段,因为只有一定的手段才能产生想要的结果。历史总是强调结果的,这些都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使我们多了几番悟性。

(第一节)阴谋与智慧

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可谓应有尽有。有很温情的著作,亦有冰冷的理性。

说起冰冷的理性,《孙子兵法》不能不提,因为此部兵法给我的诠释是我要的只是结果,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够成功。

《孙子兵法》是强调理性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战者也。”在孙子看来,在战场上能打胜,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要物质条件能跟得上,再加上一点点计谋就行了,这是说不上什么境界的。能够完整的攻入一个城市,而没有过多的杀人,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比较好罢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动枪就能使对方投降,这是《孙子兵法》的原则上根本性的观点——消除战争。

孙武不愧为中国战争史上的至尊,一番论言,让人感慨万千,虽然他的此番话说起来比较容易一些,现实中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但也充分体现出了此位兵法大家的过人之处。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往往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战争的被动者也不会在弱势下乖乖地被人宰割,因此,孙武上面的话只是一种理想,是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的。

无论如何,修明政治,以民为本是世代帝王们都要考虑的事情。孟子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鲁国与邹国的一次大的战争中,邹国的官吏死了将近有三十多个人,而小小的士兵和贫穷的老百姓却没有死伤一个,邹穆公此时非常的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在他的心里很气愤,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向孟子问道:“这些士兵和老百姓看着他们的父母官为他们而战死在战场上,但是却不去拼命,如果就这样杀了他们,人实在是太多了,法不责众,杀不胜杀。这样该怎么来处理这事呢?”孟子回答道:“你了解你的国家现在是什么样的吗?你有没有体察过民情,你又知道不知道每逢不好的年份,你的百姓是怎么过的呢?年纪大的饿死之后被随意的埋在一个沟里边,年轻的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人每年都会有,而您的仓库却日益的越来越充实,您的官吏都不禀告您,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不该死吗?”这就是曾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他的意思是说,您怎么样对待别人,您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在战争中,阴谋与智慧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在战争中,真正能起到作用的就是硬件,就是双方的实力。

我们再来看场战争。

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天的长勺之战,它是春秋初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车阵会战,也是我国历史上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起,我国历史进入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齐国和鲁国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又互相毗邻,在当时的动荡局面下,不免发生各种矛盾,而在矛盾冲突的日益激化下,又不可避免的造成两国兵戎相见的结果,长勺之战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当时的鲁国在今天的山东西南部地区,都城曲阜,它更多的保留了宗周社会中的礼乐传统,在当时的春秋诸国中居于第二的地位,疆域和国力都比齐国要弱,天时地利都处于相对的劣势。而齐国,则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地,管辖的地区是今天的山东东北部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城在临淄。那里的土地肥沃,又富渔盐之利,太公立国后,推行了“因其俗,简其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举贤而上功”、“修道法”、“礼法并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这些大大推进了齐国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以来,一直都处于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的称号。长勺之战就是在这种齐强鲁弱的背景下爆发的。

公元前686年冬,齐国宫迁内发生了一场动乱,齐襄翁的堂弟公孙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君,但是没有过几个月,齐臣雍廪又把公孙无知给杀死了,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的君王位置就这样被空下来了,当时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和其兄公子纠听说此事之后,想乘机回国继承君位,这样在齐国内部就发生了一场君位争夺的斗争,最终的结果是公子小白入国先登上了君位,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齐桓公。而在这场斗争中,公子纠则时运不佳,在夺权中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而重要谋臣管仲也成为了齐桓公的手下,后来成为齐桓公霸业的重要奠基者。

鲁国在这场齐国内部斗争中,是站在公子纠一边的,并曾经公开出兵支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但结果是乾时一战,损兵折将,大败而归。鲁国的所作所为,导致齐鲁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对于齐桓公本人来说更是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这终于酿成了长勺之战的爆发。

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自认为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一年以前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而在当时鲁国当政的人是鲁庄公,当他听说齐军要进攻本国之后,决定动员全国的所有力量,同齐国决一胜负。

就在鲁庄公准备要发动战争的时候,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人认为当政者庸碌无能,没有远见,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一片血海,因而去见庄公,曹刿询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鲁庄公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全力以赴作战的。鲁庄公又说,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但曹刿认为,对神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神明,神也是不会降福的。鲁庄公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说不能达到明察秋毫的地步,但是必定会公正的来处理。曹刿这时才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了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了。为此,他向庄公请求随同一起去做战,鲁庄公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并且要求他与自己同乘一车前往长勺。

鲁军意识到自己的兵力弱的客观形势,不进行先攻,而是在长勺迎击来犯的齐车。两军都摆开了决战的态势,待布阵完毕后,鲁庄公准备传令擂鼓出击齐军,希望能够先发制人。曹刿见状赶忙加以劝止,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破敌,鲁庄公接受了曹刿的这一建议,暂时按兵不动。齐军方面求胜心切,凭恃强大的兵力优势,主动向鲁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在齐国连续三次的出击都在鲁军的严密防御之下遭到了挫败,未能达到先发制人的作战目的,反而造成自己战力衰落,斗志沮丧。曹刿见时机已到,建议庄公果断进行反击。庄公听从他的意见,传令鲁军全线出击。鲁军于是凭借高昂的士气,一鼓作气,迅猛英勇地冲向敌人,冲垮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刿所劝阻。曹刿下车仔细察看,发现齐军的车辙的痕迹紊乱;又登车远望,望到齐军的旗帜东倒西歪,判明了齐军确是败溃,这才建议鲁庄公实施追击。庄公于是下令追击齐军,进一步重创齐军,将其赶出了鲁国国境,鲁军至此取得了长勺之战的最终胜利。

战争结束后,鲁庄公向曹刿询问此次战役取胜的原委。曹刿回答说:“用兵打仗所凭恃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士气就衰退了;等到第三次击鼓冲锋,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罢,士气已完全丧尽,而相反我军士气却正十分旺盛,这时实施反击,自然就能够一举打败齐军。”接着曹刿又说明未立即发起追击的原因:齐国毕竟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以避免己方不应有的失利。后来看到他们的车辙紊乱,望见他们的旌旗歪斜,这才大胆地建议实施战场追击。一番话说得鲁庄公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从曹刿战前决策、战场指挥和战后分析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到鲁军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是一定的。鲁国统治者在战前进行了“取信于民”的政治准备,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在作战的时候,鲁庄公又能虚心的听曹刿的正确作战指挥意见,遵循遵循后发制人、敌疲我打、持重相敌的积极防御、适时反击的方针,正确地选择战场,正确地把握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长久之战的规模虽说是很大,但是它充分显示了弱军对强军时的作战基本规律和原则,自此,长久之战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称道。

战争就是战争,能够取得的胜利就一定想方设法去取得,不能只求在“道理”上去说服别人,搞什么以德服人。

齐桓公到了晚年的时候,此时的他忘了管促曾经给他的遗训,此时的他又把易牙、坚刁、开方三个大奸臣召进宫里,而且对他们回以重用。齐桓公不管鲍叔牙的劝告,这三位奸臣此时有人给他们撑腰,变得更加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鲍叔牙看到这样的情形,被活活的气死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之后,他们把原来的太子公子昭给废了,而把听他们话的公子无亏立为国君。公子昭一看,不但君位被夺去,而且还面临着被砍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跑到了宋国,请宋襄公为他做主。

宋襄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常的人,此时的宋国势力很小,可是成为霸主的诱惑让宋襄公动了心。自从齐桓公死了之后,宋襄公就一直想着要成为霸主。公子昭此时来投奔他,正是个好的机会,他想着公子昭是一个可利用的人,就把他给留了下来。

周襄王十年,各国诸侯接到宋襄公通知,请求各位诸侯派兵来相助,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大部分的诸侯见到是宋襄公出面来号召,没有几个把他放在眼里的,只有比宋国还要小的卫、曹、邾三上小国派出了一部分的兵马出来给宋国助威。宋襄公统领四国联军杀向齐国,齐国的贵族本来就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不清楚宋军实力,就把无亏釉竖刁杀了,赶走了易牙,在边界上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就是齐孝公。宋襄公为齐孝公复位出了力,自认为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足够树立威信称霸诸侯的时候了,便想会盟诸侯,把自己的盟主地位确定。于是,宋襄公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想把会盟诸侯的事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取得楚国、齐国的支持。

周襄王十三年春季,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领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霸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己莫属。他未和齐国、楚国两国商量,就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并把此次会合诸侯的时间定在了当年的秋季。楚国国君楚成王和齐国国君齐孝王两个人虽然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不是很满意,但是由于面子的问题,他们还是勉强签了字。

到了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在开会时,宋襄公首先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的目的,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楚成王说:“您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是谁来担任。”宋襄公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楚国早就称王,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说罢之后,就先坐到了盟主的位置上。此时的宋襄公看到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那个王是自己叫的,是自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楚成王说:“你说我这个王是假的,那你把我请来干什么?”宋襄公再想争辩,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脱去长袍,露出里面穿的全身铠甲,手举一面小红旗,只一挥动,那些随楚成王而来、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手持刺刃胸兵士。他们往台上冲来,吓得诸侯四散而逃,宋襄公被成得臣一把抓住,把他拖到楚国的车上,带他回楚国去了。后来,楚成王考虑到即使抓了宋襄公也没有什么用途,就把宋襄公给放了出来。

从这件事以后,宋襄公对楚国总是心中怀恨,但是想到自己国小兵弱,而楚国兵强马壮,他也是心中有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就想讨伐力薄国小的郑国,出出胸中恶气。过了不久,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宋襄公认为这个时间出兵伐郑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就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郑文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求救于楚成王,楚成王答应来救援郑国。

此时楚成王没有直接去救郑国,而是统领着千军万马直接向宋国进军。此时的宋襄公听到消息之后,慌了手脚,也顾不上攻打郑国,连夜带领宋军向本国境内赶去。待宋军在涨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小,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仁义”二字。要用“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

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楚军开始过河向宋襄公这边来,此时的公孙因向宋襄公说:“楚军白日渡河,明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等到他们渡到河中央的时候,我们向他们杀去,一定能够取胜。”宋襄公却不这么想,他指着战车上的“仁义”之旗说:“人家还没有渡过河就开始攻打人家,这样做也太不讲仁义了。”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尚可取胜。”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你怎么就会出坏点子,人家还没有布好阵,你如果去打人家的话,那不是就太不仁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