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说话的同时，楚军已经把阵势给布好了，大批兵队冲向宋襄公这边。宋军此时看到了楚军凶猛魂都吓得跑掉了，更别说打仗了，一个一个都吓得逃跑了。宋襄公正想亲自督阵进攻，还没来得及冲向前去，便被楚军围住，身上、腿上几处受伤。幸亏宋国的几员大将奋力冲杀。才救出他来。等他逃出命来，宋军已早逃散。粮草、兵车全部被楚军抢走，再看那杆“仁义”大旗，早已不知丢在何处去了。宋国的百姓们对宋襄公都骂不绝口，宋襄公一瘸一拐地边走边说：“讲仁义的军队就是要以德服人，我奉仁义打仗，不能乘人之危去攻打别人！”此时在创新身边的将士们听到宋襄公这么说后，都在心里边骂宋襄公是一个大蠢货、大笨蛋、大草包。
宋襄公嘴上一直讲着要按“仁义”办事，但他在会盟诸侯时对于自己不能当上盟主反而破口大骂时，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仁义”这两个字呢？
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在海岛上时曾看到过《孙子兵法》，当他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他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兵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其实在实际上，能够决定战争成败的，还是在于政治。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成立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是让人很佩服的。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之一主要表现在遇事能忍。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从这里看来，郑庄公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姬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姜氏想让姬段占有好的封地，以此来占据政治的目的。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姬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其后，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都好心相劝庄公早早应对，以免引起一发不可收的地步，可郑庄公还是隐忍不发，以“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理由婉言拒绝。郑庄公遇事能忍的事情不仅反映在这里，还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面对年少气盛的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内心的恼怒，主动前去王都朝拜周桓王，希望借此来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并不买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接着又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并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于等四座郑国城邑，公开给郑庄公以大的羞辱。他的所作所为虽然令郑庄公很生气，但是他最终还是把自己的怒火压了下来，所以说，遇事能忍，便成了他的性格特征。老谋深算，功于心计，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不是说他不想马上实施反制，而是因为他不愿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与对手对立。所以说，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却一直在做着充分的准备，企图一招就能制敌。令人可笑的是，他的那些对手对他的这种做法一无所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一种懦弱无能、软弱可欺的表现，于是乎步步进逼。姬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郑庄公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不但准而且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姬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心里知道，此时的姬段就好比是一条丧犬，根本不值得再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他。另外，由于郑庄公母亲姜氏在这一叛乱事件中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让郑庄公内心既痛苦又愤恨，但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遂为母子如初”，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足了分数。至于善后问题上的做法，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当郑军大获全胜，祝聃等将领建议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之时，郑庄公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遂下令停止追击，放对手一马。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专人前往周军大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郑庄公不但赢得了利益，出了风头，以给对手留了余地，为以后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一石二鸟，这更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歌台舞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意气风发的郑庄公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然而，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
为了权力，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手足相残，即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庄公把“仁义”基本上都占尽了，显得高明之极，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表现出了高明的忍术。
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第二节）曹操之奸
辩曹操之“忠奸”。
说起历史人物，我们往往需要辩个黑白。中国历史的人物最值得我们辩个黑白的就要算曹操了。
曹操之所以能够引起争论，就是因为自古忠奸有别，而在《三国演义》中，把曹操“奸邪”写的妇孺皆知，和他对比的又是“忠”的“离谱”的诸葛亮。所以他是一个大众化的“奸臣”。可是相信历史的人，或者说懂得历史的人，总会从另外一些方面进行考虑历史人物的忠奸功过。
那么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曹操是因奸臣董卓起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董卓势大，天下群雄并起，人人得董卓而后快。曹操同时也有了“发家”的政治理由，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曹操是“以奸易奸”，除掉董卓以后，他取代了董卓的位子，被人看作了奸臣。
在讨董卓时，他是忠臣，也可以称作义士，在灭掉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他的奸邪其实达到并超过了董卓的地步。更说不过去的是，他的儿子曹丕称帝了，用魏朝代替了汉朝，而曹操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魏武帝。
历史资料上的曹操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具备了这三大“家”。他统一中原，实行屯田制，对社会的发展，疆土的巩固，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三国演义》和戏曲舞台上的曹操，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把他写成了一个篡夺汉室天下的奸臣。对曹操的评价众说不一。应将历史上的曹操和我们都“知道”的白脸曹操区分开来。这并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因为人们的观点向来就不一样，无需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历史上的曹操是位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决定他成就了一番事业。
曹操的祖父曹腾在汉桓帝时是位太监，那个时期的太监很“吃香”，他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是曹操祖父的养子，他的父亲也官至太尉。曹操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再加上曹操是一个既聪明而且心机很深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也会任性放荡，不是太注意道德修养和学业，但是曹操同时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和处事能力。因此，梁国人桥玄评价他时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在曹操十岁的时候被推荐为孝廉，做了郎官，后来又被任命为洛阳县北部尉，升顿丘县令，被征入朝授职议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曹操青少年时代是春风得意，直步青云的，这些可能和他的家庭出身会有一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做官，讲究的是门地，曹操很年轻就做了官是不难理解的。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比较顺利的进入到了朝廷，使曹操有机遇能获取更大的国家权力。
就在这个时候，汉朝已经是很衰落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给了曹操一个很好的机会，而聪明伶俐的曹操理所当然的不会放过这一个大好的机会，于是他就创造了一番事业。
首先是汉灵帝元和末年的黄巾起义，“三张”的起义规模是非常大的。东汉末年封建王朝的统治，本来己是危难之秋。黄巾起义的革命洪流更使得衰弱的刘家王朝无法阻挡。因此，只得调遣像曹操这样的各地诸侯来镇压农民运动，年轻的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去讨伐颍川的农民起义军。
后来因为在这件事上面做的还不错，就被升为济南相。从此，曹操就开始掌管了一方的军政，为他以后的发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此时的各路诸侯势力也各霸占一方，自立为王。
对曹操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的董卓此时也进京了，到京以后他废海豹帝，立汉献帝，从此开始把持朝政，成为了一代奸臣，而此时的京城洛阳大乱。
这个时候，曹操、袁绍联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曹操在这场争斗中表现的非常机智和顽强。在三国中，有这么一个关于曹操机智的故事。曹操自荐去刺杀董卓，当时董卓正在榻上卧着看书，曹操拔出了宝刀准备刺杀董卓。就在这个时候董卓从镜中看到了刀光，立即转过身来问道：“孟德？你想要干什么？”曹操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但是此时的他急中生智说：“我这里有一把宝刀要献给您，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说话的同里，跪下来，双手奉上刀。曹操凭借了他的机智摆脱了这次危险，这只是一个传说。
最后，董卓中了吕布和王允的“美女计”，董卓被他的“爱子”吕布所杀。
董卓虽被除掉，但北方的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已形成具有一定势力并霸占一方的诸侯。而这个时候的曹操也不甘心落后，他把自己的家产给变卖，招募义兵，逐渐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而后又在围剿黄巾军的过程中得到降兵三十余万，收编其精锐，于是，他有了他的“青州军”。自此以后他在军事上有了雄厚的资本。
而他的弟兄曹仁、曹洪、夏侯渊等都是一时的猛将，大力的帮助他；荀彧，程昱、贾诩等也为一方才俊，为他出谋划策。在以后的战争中，他逐渐的消灭了残余的黄巾军，接着打败了吕布、陶谦、张邈、张绣等割据势力，慢慢地拥有了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成为三国时期称霸于北方的重要军事和政治集团，曹操之所以会在群雄割据的武装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是建立在开明的政治斗争的基础上。首先是曹操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他认识到了封建皇帝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荀彧、程昱的鼓动下，曹操派曹洪率军向西迎接献帝。曹操进驻洛阳后又亲自朝见献帝，被升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并录尚书事，总领朝政。曹操随之也迁到了许昌。自此以后他便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利，在众诸侯中有了震慑威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汉天子徒有虚名。在这个时候，称帝对于曹操来说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轻松。当时，当大臣们纷纷向曹操拍马屁，说“天命”已经降临到曹操头上的时候，曹操却对大臣们说：“当初周文王还活着的时候，天下的三分土地中有两分已经归他所有了，但是，他仍然做商纣王的臣子。一直到他的儿子周武王，才灭亡商朝，当上周朝的天子。如果天命已经降临到我头上，就让我当一个周文王吧！”虽然这时的曹操没有太大的举措，却已在群雄割据中占了上风。
再说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他的军事战争过程中是理解、关心人民的疾苦的。在连年的战争当中，生产得到了严重的破坏，再加上老天的破坏，自然灾害很严重。“百姓大俄，布粮食亦尽”，甚至供应战争之需的军粮都无处筹集。这时的曹操头脑却很冷静。他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贷给农民耕牛和田地，用官牛的收成按官六客四分成，用私牛的对半分成。这样做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但却解决了部分的农民生计问题。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之需。曹操在实行这个办法的时候，使屯田的租税直接交给官府，避免了地主的盘剥，军粮也没有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曹操的军队不但有了保证，而且粮食也有了保证，这对他在做战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他的军队兵强马壮，增加了战斗力。同时，也减少了军队掠夺老百姓的现象，他的这种做法赢得了百姓的好感。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高明的策略。不光如此，曹操对黎民百姓的苦处还能予以照顾。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他就曾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就是说，有战乱的地方都要免去一年的租赋。
曹操还具体规定：“自项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也就是对于战争中阵亡的官兵家属，由于没有什么生存的技能和土地，官府供给他们粮食，不但如此，还规定当官的也要去经常看望他们。
对待百姓曹操也有“养老和福利”。他下令，“女的年七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年纪在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以及眼睛看不见，失去劳动力，又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由国家供养他们终身。”
并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各郡县都要提倡和重视文献典籍的研究和学校建设。满五百户的县要设置学馆，挑选本地优秀子弟给予教育。就在那个时候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曹操还这么的重视教育，这在三国的历史人物上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