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年，沈练上疏指出：“俺答军能很快长驱直入京郊，这都是由于严嵩贪婪愚鄙、废弛边防造成的。沈练还在疏中历数了严嵩的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请皇上诛杀奸臣严嵩，以告天下，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严嵩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发。他把严嵩的罪行主要归纳为十大罪、五奸。这十大罪主要是：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皇上之意，以售其奸；冒朝廷军功，子孙无功而官；纳贿营私，引用贪虐奸邪之臣；废弛战备，贻误国家军机。杨继盛还指出，严嵩正是依靠兜售五奸而得逞的。这五奸的大略是；厚贿交结皇帝侍从宫监，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严加控制掌管奏章的要害部门通政司，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勾结厂、卫（皇帝的特务组织）官员，使皇上的爪牙也能为自己服务；百般笼络言官，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网罗各部臣僚，使之成为自己的党羽。显然，这些疏论都是对严嵩罪行尖锐的揭发和批判。但是，由于严嵩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利用世宗朱厚熄拒谏护短的毛病，激怒世宗朱厚熄，以致严嵩一点动静都没有，而言官本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打击。如锦衣卫经历沈练受到了廷杖、贬谪的处分。沈练到了被贬地保安（今河北怀来西北）后，又扎捆了三个草人当作李林甫、秦桧、严嵩，经常以箭射之泄愤。严嵩听说后恼恨不已，不久，就捏造罪名把沈练杀死了。又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世宗朱厚熄以诬陷大臣罪廷杖一百下狱后，严嵩仍不甘心，必欲置之死地，又把杨继盛无中生有地牵扯到所谓张经冒功一案中而加以杀害。除此以外，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哗、陈桤、厉汝进、徐学诗、周夫、吴时来、张冲、董传策等，都由于严嵩的诬陷而遭到了廷杖、贬谪、下狱的迫害。这样，由于严嵩的淫威，朝中一度无人再敢上疏弹劾严嵩。
恶贯满盈可耻下场严嵩之败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以前，严嵩遇事多依靠其子严世蕃，甚至让严世蕃偷偷入直代为票拟，由于严世蕃晓畅时务，颇通国典，奸猾机灵，善揣人意，票拟多能迎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可是，当严嵩妻子病故，严世蕃居丧期间不能入直代父票拟，而由严嵩自行票拟时，由于严嵩年仅八十余岁，票拟往往言词不清，甚至前言后语相互矛盾，经常不合世宗朱厚熄心意，严嵩便渐渐失去了世宗朱厚熄的宠眷。这时，又有方士兰道行以扶乩得到世宗朱厚熄的信任。有一回，世宗朱厚熄问兰道行朝中大臣的奸贤，兰道行便假借乩仙之意说：严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朱厚熄又问：上仙为何不降灾除奸。兰道行又借乩仙之意说：留待皇帝正法。之后，当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时，世宗朱厚熄便把严嵩罢职，其子严世蕃谪戍边地。这件事是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可是，目无王法的严世蕃在去戍地的半途逃回了原籍，继续在乡里横行霸道，夺人子女，掠人钱财，甚至私通倭寇，潜谋叛逆，民愤极大。后来，御史林润知道了详细的内容，就将严世蕃逃回原籍，诽谤朝政，专横乡里，图谋不轨等罪行上疏给皇上，世宗朱厚熄见到奏章后大为震怒，立即把严世蕃逮捕入京，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将严世蕃斩首。当恶贯满盈的严世蕃临刑时，市民们纷纷持酒观看，无不拍手称快。就在这一年，严嵩也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死的这一年他年已八十七岁的高龄。
明代嘉靖年间，严嵩柄政，朝政腐败，民间不安，以至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恶果。首先，由于国家财政濒临绝境，国家已经到了几乎不能支持的地步。其次，由于国力削弱，边防废弛，造成北方俺答贵族军骚扰和东南倭寇猖獗，从而给人民招致了深重的灾难。再次，由于边防费用大增和世宗朱厚熄斋谯、营建之费有增无减，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岁用银已达五百九十五万两。于是增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加派从此始。此外，盐税也大量增加，两淮盐税达百万银两之数。这些加派、增赋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总而言之，严嵩在专权柄政的二十年里，是明代朝政最坏、最糟的二十年。这样总结出：严嵩的一生，是一个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大坏臣。所以，一代权臣严嵩，也就成为了历史上一个被人唾骂、遗臭万年的风光历史人物。
（第五节）张居正
张居正也是个奸人，这样称呼好像有点委曲他了，毕竟他为大明朝兢兢业业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就是当时也只不过，他做的这些得不到当时的统治者了解罢了。归根结底，是他的策略出现了问题。可历史总得给人一个交代，为什么张居正为辅数十年，功高至震主的地步，反而，子孙后代不得善终呢？这里面也肯定有他一定的直接原因吧，我们就且先称他为“奸”吧。
明代的那个时代，张居正是最杰出的改革家。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便掀起了一场以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浪潮，从而使本已衰颓的明王朝统治一度出现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下诏罢朝数日，赐谥文忠公，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并派锦衣卫护送灵柩至故乡江陵，可谓备极哀荣！
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张居正死后不过两年，局势却发生了急剧逆转。还是这个万历皇帝，竟指斥张居正：“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追夺官秩，查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则更为严重。凡是张居正生前所举荐重用的人，统统被罢斥削籍；凡是以前被罢斥的官员，又大都起用复官。张居正十年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从此基本上被一笔勾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呢？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改革触犯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容易失之于平面化。事实上，当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仔细探究这场悲剧的具体原因时，便可在改革者张居正的身影背后，看到一个被阉割过的小人物——大太监冯保。
“权宦辈出”的朝代就是明朝。然而在那时的大臣，凡是能够比较长久供职的外延大臣，包括那些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要有宦官做自己的政治保护伞。张居正也不例外，他的保护伞就是这个有太后撑腰、权势倾国、连万历皇帝都以“大伴”相称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冯保贪财好色而且还是大胆包天。他贪污勒索的手，甚至伸到了皇帝头上。张居正作为一个长期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老手，深知该怎样对付冯保这样的角色。史载他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当冯保耗费大量钱财，给自己营建了生圹（墓穴）后，张居正还不避肉麻，特地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功夫下得如此到家，终于换来了冯保对他的鼎力相助，帮助他在权力斗争中击败政敌，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张居正也因此才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一向很注重名节的人物张居正。在担任首辅前，他就极力倡导廉政，轰动朝野。主政以后，又针对“吏治不清，贪官为害”的问题，大力整顿，并且还抓了一些重大腐败案件。由于他位高权重，大批希望重用的文武官吏都给他行贿送礼，甚至连王府也加入其中，但数以万计的馈赠都被他严词拒绝了。然而，张居正的无奈之处就在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不允许他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由于他不得不以一个腐败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因而也就不得不用腐败手段来确立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腐败就是因为这一切，然而这也使终会导致他的有这种下场！
去世后的张居正，反对派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上疏指控冯保大量贪污受贿，家资富饶胜过皇上。万历尝到了抄家的甜头，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这也就导致了张居正“祸发身后”。
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就因为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也就是因为这一点上，人们却无法指责他。因为命运摆在他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两难选择——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这个“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这是张居正个人的悲剧，也是专制制度的悲剧。透过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隧道，仿佛我们现在似乎还能听到张居正无奈而沉重的叹息声！
历史犹如色彩斑斓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让探索它奥秘的人们感到深不可测，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难解之后谜，例如功勋卓著的改革家为何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于非命，便是显例。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对他新生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遭受抄家充军的严惩，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常让人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去。
万历元年至十年中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实行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力挽狂澜，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开创了成效卓著的万历新政，不仅改变了以前财政连年赤字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使万历时期成为有明以来最为富庶的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和他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赞誉有加。人称“王学左派”“异端之尤”的李卓吾，由于好友何心隐之死，怀疑是张居正指使地方官所为，因而对他一向怀有偏见。在张居正死后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他出于学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说出了一句极分量的话：“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赞誉他是“宰相之杰”的同时，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愤愤不平。既然是“宰相之杰”，何以会有“身死之辱”？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熟虑的。
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给张居正写的“盖棺论定”珲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手揽大政十年，“海内肃清，四夷皆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看似官修史书通常史官褒贬笔法，却不乏史家难得的史识，“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八个字就是它的精髓之处。
也正因为这样，张居正确实屡屡“钳制言官”，因为在他看来，要进行改革，必须“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倘使我们说他给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是毫不为过的。这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必然遭来许多非议。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由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那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地镇压了下去。
然而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连续不断。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僚丁忧缺席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而使改革中断，便与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夺情起复”、“在官守制”，依然执掌朝政大权。此举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断续身居高位。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就在张居正处境十分尴尬之时，明神宗再三强调“夺情起复”是他的旨意，冯保又与之密切配合，记张居正票拟朱旨，对吴赵艾沈四人实施严厉的廷杖。由此遭来更多的非议，毫无疑问，张居正树敌过多，日后遭到报复也并不是和这个没有关系的，然而最终也不是这场悲剧的关键所在。
关键在于“威权震主”。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给了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一切都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身材颀长美髯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们无不大惊失声。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与威权之高可想而知。当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宫（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他是有明一代权力量大的内阁首辅。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他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代帝执政。如此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部下当然要把他“比于威君严父”，成为他们争相拍马献媚的对象，阿谀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这样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张居正号太岳，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颇有佞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显赫排场。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而且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被人称为“如同斋阁”。它的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候，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