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考成法的实施对久已衰弱的朝政来说，考成法的颁布实施恰如一股春风，催发了那些枯枝朽叶，文武百官，九卿科道，均为之一新，不敢有丝毫大意，均小心翼翼，唯恐有半分差池。各部、院均认真仔细地执行考成法，对未按立限完成的违限事件，稽查的处罚极为严格。如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二百三十七件，抚按诸臣五十四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都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被停俸三月。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的官员，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两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两名，河南九名。运用考成法来整顿赋役，迅速改变了拖欠税粮的境况，做到了民不加赋而上用足。
由于考成法严明赏罚，随事考成，因而使官员们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整个明朝政府自上而下，如同一台流水线作业的机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张居正的改革，是先由军事、政治着手，逐渐向经济方面推广。
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交通，大量隐瞒土地，逃避赋税，无名征求，多如牛毛，导致民力殚竭，不得安生。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到了非革弊整治的时候了。
大学士张四维和吕调阳纷纷向张居正提出建议，要求立即改革赋役，兴利除弊，并推荐了“一条鞭法”。
所谓“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就由部分有识之士在福建、江西等地开始实行了。最早由福建巡抚庞尚鹏提出。他主张把国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依据各家各户的具体境况重新核实编定，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的编为上户。在总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推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此即“一条鞭法”。但是，自那时起到现在五十年来，朝中对此论争不已，各陈利弊，以致政令屡行屡止，从来未成统一之策。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个一条鞭法正如张学颜所说的，有许多好处，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其办法是通计各省、府、州、县田赋和徭役的总量以及土贡、方物等项征派，归之一总，统一征收。
第二，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明代的差役征派有两种：按户征派的叫做里甲，按人征派的叫做均徭，临时征派的叫做杂泛。从征派形式来说，又有役差（即直接服役）和银差（即输银代役）的区分。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徭役（包括里甲、均摇、杂泛）全部折纳成银两缴纳，取消了扰民极大的差役征派；一条鞭法还规定，将银差摊入地亩，按亩征收。如有的“丁六粮四”（即将银差的十分之四推入地亩征收），有的“丁四粮六”，有的“丁粮各半”等。
第三，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征派，除漕粮交纳实物外，其余部分一概征银。规定必须缴纳实物的漕粮，亦由民收民解（即押送），改为官收官解。明初实行粮长制，出纳万石田赋为一粮区，推其纳粮最多者为粮长，主管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称为民收民解。其后弊端杂生，遂改为官收官解。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打击豪强、清丈田亩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些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终的归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张居正的初衷。
张居正自任内阁首辅后，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尽职尽责地辅佐教导幼主明神宗万历皇帝，力劝他亲贤臣，远小人，慎起居，戒游佚。又劝他罢节浮贵，量入为出，裁汰冗员，严核财赋。他积极进行改革，殚精竭智，一心为国，且舍生取义，不为毁誉所左右；兴利除弊，严明法纪，敢当重任。由于他的勤勉努力，使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清正。纪纲振肃，风俗淳朴，烟火万里，露积相望，漠北骄虏，俯首称臣。
正因为做得很好，他也会难免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对张居正的改革触及了自己的利益十分敌视，千方百计要与之作对。也有的人与张居正政见相左，甚至嫉妒其才能和权力。他们认为张居正以宰相自居，挟天子以令天下，事无大小，均须听命于他，也太专横霸道了。种种不满和矛盾，不断地困扰着张居正，给他的改革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和阻力。
万历初年，礼部尚书陆树声就因看不惯张居正的一系列做法而辞职。
淡泊功名的陆树声在朝中算是个清流首领，向来恃才傲物，天生一副侠肠。张居正对他很崇敬，曾以后进之礼前往参谒。可他却不冷不热，弄得张居正非常尴尬。他对张居正的所作所为颇有些不以为然，不免时时耿耿于怀，怀恨于心。
经受了几次门生发难的沉重打击和为父奔丧的长途跋涉，张居正忽然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过多方医治不见好转。
张居正自知将要不起，遂连上两疏，恳求万历恩准致仕归去，以求生还江陵故土，万历始终不准。
这天，万历帝亲自派遣的一大群太监，文渊阁中的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以及在京的各部尚书们齐集在张居正病榻前。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终于遗下他呕心沥血建树的改革业绩以及年近八旬的老母、三十余年的伴侣、六个儿子、六个孙子，安静地离开了人间，终年五十八岁。
张居正危病期间，明神宗万历皇帝曾十分痛心，送给他许多珍贵药品和补品，并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这样，张居正在九泉之下也用不着为自己的子孙担心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据谥法解。“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特赐，“危身奉上曰忠”。明显在赐谥时，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下逆转。没过几个月，明神宗就变了脸，加上那些在改革中被张居正得罪的人添盐加醋地告状，张居正立刻遭到自上而下的痛斥。
张居正过去的改革得以成功，得以顺利的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与他保持了一致的态度。这种局面由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嘉靖以来与日俱增的政治危机的猛烈打击下，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了，所以反对改革的势力未能占据上风；二是由于神宗即位后，年仅十岁，他对身兼严师和首辅的张居正敬畏有加，处处听从其指点，因此对进行的改革并无疑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行使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利，所以才使其改革取得了迅速成功。
后来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改革初见成效，危机已经缓解，官僚和贵族们在贪婪的本性役使下，强烈要求冲破改革时期所受的节制，并进而废弃改革；另一方面，神宗皇帝逐渐长大，对于“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起来，嫌张居正把自己管得太牢，使自己不能自由地行使权力。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不敢怎么样，现在张居正死了，他就谁也不怕了。
在张居正死后，司礼太监张诚、张鲸在神宗面前死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监冯保，随即冯保被逮捕，家产被查抄。冯保的失势，必然导致对张居正的不利，于是一场反冯运动同时也拉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
正如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原兵部侍部汪道昆所归纳的：“张公之祸是在所难免的。这个中缘由，乃因为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乃当今天子之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效忠国家意味着蔑视皇上！功高震主，权重遭忌，此即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明神宗态度的变化，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应。那些受过张居正斥责的人，乘机告状，原来巴结张居正的人也都反咬一口。明神宗听了朝中这些人的话，下令把被张居正改革过的旧东西都恢复起来。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被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使用驿站的驿递新规被废弛，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好多被裁处的官员，一个个又官复原职，重新被起用。
明神宗在张居中死后说过，要照顾好他的子孙的，可是在张居正死后不久，其家里人便死的死，判刑的判刑。一个为国家的富强建立了功勋的人，反倒成了罪人！这个结局，张居正生前万万不会料到的。就连张居正生前所重用之人，如张学颜、方逢时、梁梦龙等辈，也均遭遣还籍。
张居正实施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所建立的业绩并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全部付诸流水。例如，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并没有因为张居正改革的废止而消失。恰恰相反，在张居正死后，蒙汉两族的友好好往来依然如初，并不断向前发展。清代魏源在追述蒙汉关系的改善时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又如，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死后，仍一直向前发展。这种情况证明，明神宗虽然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废止张居正改革，查抄封掉张居正的家产，但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条鞭之势”的历史流传于世。
无情的历史，对于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被废止了，明神宗如小鸟出笼，无拘无束，他嗜酒、贪色、恋财，满足私欲，大肆发作。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朝廷上下荒淫天度，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也无能力挽狂澜了。
从此政治的腐败，使明王朝开始走上覆灭的道路，致使张居正的改革设想没能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从天启、崇祯皇帝对张居正及其改革的肯定，可以说明张居正忠心耿耿辅助小皇帝，为革除积弊，创建新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雄”，后人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堪称对张居正身后功过是非的真实写照。张居正也真的不愧是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也是历史上的一位不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