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秦昭王在皇位上已经坐了三十六年，国家日益强盛。秦军在大将白起统帅下横扫千军，所向无敌。南伐楚国，力拔楚国重地都、郢（国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不再成为秦的强敌；接着向东，联合韩、赵、魏、燕四国军队，大败齐军，又消除了一个足以与秦抗衡的东方大国——齐国；与此同时，秦军还屡次打败韩、赵、魏三晋之师，使魏、韩二国俯首听命。捷报频传，秦国朝野奔走相庆。秦廷上下亦人才济济，“四贵”掌权，剪除异己。秦昭王深居内宫，又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当此风云变幻的战国时期，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谋士说客如过江之鲫，难保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一时间，在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印象不好，以为不学无术，夸夸其谈者居多。因而尽管范雎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还是难以跻身秦廷，一展平生所学，只得郁郁不得志地等待着。
后来，实在是等不下去了，范雎就假人向秦昭王自报家门，说：“现有魏国人张禄先生，智谋过人、天下奇才。他要拜见大王，声称秦国危如累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其中缘故，非面陈大王不可。”当然，这只不过是夸大其词，以期引起秦昭王的重视。然而秦昭王却非孤陋寡闻之君，类似的事情又不是只见过一次。所以昭王认为，天下策士辩客，常常如此，因此对范雎并不理睬。就这样，范雎又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家里，每日粗茶淡饭，在焦虑烦躁中，不知不觉一年的时光就很快过去了。
俗话说，天有不测之云，人有旦夕祸福，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任何事情都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丞相穰侯魏冉打算率兵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占取刚、寿二地，以扩大封地定陶的范围。范雎认为，可以借此良机，打动秦昭王，从而跻身秦廷，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魏冉是在昭王年幼未冠时，宣太后临朝处理政事，便委任他为丞相，封穰侯，使其次弟为华阳君，并专国用事。后来昭王年长，就封自己同母弟为泾阳君和高陵君，想分宣太后之权。如此，宗亲贵戚存权专利，其私家富有甚至超过了王室，使昭王如芒刺在身，有苦难言。这次穰侯想攻打齐国，占领刚、寿二地，亦由于二地紧邻穰侯的封地陶，魏冉想扩充以为己有，其结果势必进一步增强魏冉的实力，助长枝繁干弱，尾大不掉的缺陷。鉴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和一年来对昭王内心世界的了解、分析和判断，范雎果敢地再次上书昭王，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且阐明大义，处处从昭王的角度去看问题。
在信中，范雎这样说道：“我向来听说贤主执政，对于有功于国家的人给予赏赐，有能力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故无能者不敢滥职，有能者亦不得遗弃。昏庸的君王却是赏罚无据，全凭自己一时的冲动。我听说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王，那么诸侯便不能专权专利，这是为何呢？因为明君善于分割诸侯的权柄。就像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死生，明主也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有利则实行之，有害则舍弃之，疑则少尝之。自古以来，舜、禹这样的圣君明主全都是这样做的。有些话，在这封信里我是不便深说的，但是说浅了又怕不足以引起大王的注意。我希望大王能牺牲一点空余时间容我直言，如果我所讲的对于治国兴邦的大业没有帮助，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也请大王不要因为轻视了我，而轻视了举荐我的人，如果我的才能不能令大王满意，也请大王不要对举荐我的人加以惩罚。”
范雎的这篇入情入理的说辞，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直指国家的用人制度。在用人上，他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任人唯亲。这在血缘关系纽带又粗又长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具有闪光的思想。其次，范雎指责了权臣专权用事的现象，指出了枝繁干弱对国家带来的危害，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是很有见解的说辞。秦昭王其实是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帝王，然而因为秦国王室中显亲贵戚盘根错节，对他厉行富国强兵之计多有掣肘，成为他多年来无法说出的一块心病。范雎信中之言，正好击中了秦昭王的心病。再者，范雎在信中所传达的含蓄的隐秘之语，使昭王思绪起伏，急切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吊起了他的胃口，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紧接着范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有治国的奇谋良策，能够解脱昭王目前的困境。如此一来，秦昭王就不得不召见他。由此可见，范雎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工于心计，深刻地掌握了秦昭王的心思。
秦昭王果然被范雎的信打动了，非常高兴，传人立赏王稽荐贤之功，并速派人将范雎接来王宫一见，他要看看这个自称有雄才大略的人到底有什么能力。
我们都知道，杰出的人物在等机遇出现的时候，可以忍受难熬的寂寞；而机会一旦出现，就又会煞费苦心地充分加以利用，因为他们懂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范雎，正是具有这样才略的人。
其实早在范雎进入秦宫之前，他已经胸有成竹，也已经把与秦王相见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详。只见他下车之后，目不斜视，径直朝宫门走去。秦昭王在众人的簇拥下从对面走来，他也不趋不避，旁若无人。宦官见状，大声怒斥道：“皇上在此，还不闪开？”
范雎听了却不慌不忙，反唇相讥道：“秦国哪里有王，只有太后和穰侯！”
这话无疑是一把匕首直刺昭王。由于范雎的话语中有较强的针对性，切中时弊，击中了昭王的要害，果然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昭王听了范雎的话，不仅不生气，反而把他引进密室，待之以上宾之礼，只身与之倾谈，其余人众都被摒弃在门外。
任何一个足智多谋，才智过人的人，总是能把虚与实、张与弛安排得恰到好处。他能紧紧地抓住对方的心理，越是探胜寻奇，就越是迂回曲折，拐弯抹角，吊足别人的胃口，而范雎就具有这样的智慧。所以秦昭王对他施以重礼，恭恭敬敬地问道：“先生以何教寡人？”范雎却一再“唯唯诺诺”，避而不答。如此者三次。范雎此举，一者是让昭王记住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二者也是为了借此提高自己在秦昭王心目中的地位。
看到秦昭王求教如此心切，态度恳切，范雎感到自己也挣足了面子，于是便不再故弄玄虚，婉转地说道：“臣非敢如此，昔者姜尚垂钓于渭水之滨，待到遇见周文王，一言而拜为尚父，终用姜尚之谋，灭商而有天下。而商朝的大臣箕于、比干，身为贵戚，也极尽其忠，屡次进谏纣王，但纣王不听他们的忠言，而是把他们或贬为奴隶，或处以极刑，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的下场。两种态度，两种结局，没有其他原因，主要是信任与不信任的区别。假如周文王疏姜尚而不与深言。那么周便无天子之德，而文王武王便不可能成其王业。如今臣羁旅之人离乡背井，居于异国他乡陌生之地，而所要说的话，皆国家兴亡大计，或关系到大人骨肉之亲疏。言之不深、不尽，就无救于秦；言之太深太尽，则箕子、比干之祸有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大王三问而不敢答者，不知大王信与不信这其中的缘故。”
范雎这番可以说是掷地有声的开场白，是经过再三考虑的。范雎将昭王比作周文王、周武王，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使谈话得以顺利进行，增强了两人之间的感情，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范雎自比姜尚，间处蓬蒿之虽暂，然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辅佐明主成就轰轰烈烈的王业，关键是君王“信与不信”，用与不用。若有贤才而不用，甚至诛杀，那就等于在说昭王把自己降到商纣这样的暴君了。杀贤误国历来为明君大忌，范雎的话不但给昭王提了个醒，也为自己的人身，争取了安全系数，可见范雎的心机之深。
接着，范雎依旧围绕着“信与不信”的话题侃侃而谈：
“大王如果相信臣之所言，臣死不足以为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癞，披发为狂不足以为耻。然臣只恐天下人见臣因尽忠身死，从此杜口不语，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国，从而有阻于秦国的发展。”
范雎的这番慷慨悲壮的言词将所要表达的意思又拉进了一层，不但披肝沥胆，以情感染了昭王，而且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好像一切都是从秦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晓之以大义利害，使对方愈加信赖自己话语的真实性和自己决心报效秦国的决心。
长篇大论的铺垫已经很充分了，范雎这才接触到实质问题，向昭王指明了秦国的政治弊端：
“大王上惧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诌，深居简出，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难以明断善恶。长此以往，大者宗庙倾覆，小者自身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臣死而秦治，是死胜于生耶。”
实际上，以秦国当时的情况来看，治秦当务之急并非范雎所陈述的上述弊端。范雎之所以要大论此事，意在用“强于弱枝”来迎合昭王的心思。与此同时，也借以推翻自己将来立足秦廷的政敌，确立自己在秦廷的地位。只要地位确定了，其他一切问题便可自然而然得到解决。谋略家们的良苦用心，往往表现在一言一行之中。他们为着自我的政治意图，思维不止，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用心之深可见一斑。
也正是因为范雎的一番说词正说中了秦王的心思，秦王才将范雎看做知音，对他施以大礼，并推心置腹地说道：“秦国僻远，寡人愚下，上天恩赐先生于秦。自此以后，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悉教寡人，切勿见疑。”
这样，范雎凭着自己的机智，得到了秦昭王的充分信任，具备了从政的根本前提，向错综复杂的政治舞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他实现政治抱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一统天下方略：远交近攻
然后，范雎又对秦昭王分析了秦国当前所处的形势：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团，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泰地之险，天下莫及，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雄兵百万，战车千乘，其甲兵之利，天下亦莫能放。以秦卒之能，车骑之众，用以治诸侯，如同犬良搏兔。然而兼并之谋不就，霸王之业不成，莫非是秦之大臣计有所失吗？
因为范雎深谙谈话的艺术，他掌握了居高位老一般都喜听恭维之词的心理。所以首先从秦国的优势分析入手，果然一下子抓住了秦昭王的心。昭王听了范雎的话，便侧身问道：“请言失计何在？”
范雎是个聪明的人，他考虑到自己初涉秦廷，根基不牢，不敢言内，便先谈外事，投石问路，以考察秦王之态度。他说：“臣闻穰侯将越韩、魏而攻齐，其计谬矣。齐离秦国甚远，中间隔着韩、魏两国。若秦出兵较少，则不能够打败齐；如出兵甚众，则有后顾之忧，会受到韩、魏、赵，甚至楚国的侵扰，这对秦是十分危险十分有害的。伐齐而不胜，为秦之大辱；即使伐齐取胜，那时秦齐两败俱伤，韩、魏、赵等国便可从中渔利，得到好处，于秦何益？与其劳师远征，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若远交而近攻。远交以离人之欢，近攻以广我之地，自近而远，如蚕食叶，天下可得矣。”
秦王又问：“远交近攻之道何如？”
范雎回答说：“远交莫如齐、楚，近攻莫如韩、魏。既得韩、魏，齐、楚岂能存乎？”
范雎的一番“远交近攻”的见解，让秦王鼓掌称善，心下大喜，当即拜范雎为客卿，号为张卿。用其计东伐韩、魏，传令白起暂时停止攻打齐国。
范雎在与秦王的这段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远交近攻”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此计贡献巨大，为秦逐个兼并六国并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其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为中国政治、外交思想史写下了灿烂一笔。魏冉自秦昭王二十一年（前294年）任秦国的丞相以来，应该说对秦国的大业也是卓有建树的，然而在国家总体战略决策上却总是犹豫不决，犯有严重的失误，给秦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例如在对待“三晋”问题上，魏冉采取了先强后弱的战略方针，小看魏、韩两个邻国的肘腋之患，置眼皮底下于不顾，却劳民伤财地跨越魏、韩去远征赵国。恰逢当时赵国处于鼎盛时期，赵军在名将赵奢的统帅下，以逸待劳，重创秦师，使秦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可谓是得不偿失。再如在对待齐国的问题上，接连数次讨伐齐国，虽然双方互有胜负，却并未取得最终的战略性的胜利，秦国在人力财力上都有较大消耗，魏、韩两国此时却坐山观虎斗，火中取栗，其结果是秦国损失较大。
范雎在“远交近攻”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进一步向昭王阐述了秦统一天下的具体构想：
一、就近重创韩、魏，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实力；
二、解决了韩、魏以后，北边谋赵，南边谋楚，扶弱国，抑强敌，争夺中原地带，抑制各国的发展；
三、韩、魏、赵、楚依附秦国之后，携五国之众。进而威逼最远且是当时最强劲的对手齐国，让其不敢与秦对抗；
四、在上述基础上，再一个个消灭韩、魏、赵诸国，最终达到统一天下之目的。
“远交近攻”的原则被秦国确立后，范雎及时地替昭王谋划“收韩”之策。韩在当时是其他六国中实力最弱的一个，范雎选中了它作为秦国统一六国的突破口，可以说是选对了目标。
范雎首先向昭王解析了“收韩”的战略意义：“秦、韩二国互相交错，秦之有韩，如木之有蠹，人之心腹有病。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莫大于韩。王不如收韩。”
秦昭王说：“吾固欲收韩，韩不听，其奈何？”
对于这个问题，范雎早已成竹在胸，他回答说：“韩国如何不听命归附于大王呢？若大王派兵首先攻打并占领韩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中心荥阳，便可使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上党之韩军不得而下，一举可将韩国拦腰斩为三截。若是韩军必亡，如何不听命归附于大王呢？”昭王点头称是，同意了范雎的这个攻打韩国的方案。
然后，秦军按照范雎的策略，对韩国实行了一连串致命的打击：
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秦军攻占韩国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济源南）；
秦昭王四十三年（前264年），秦大将白起夺取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
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掠韩太行山以南的南阳，次年又取野王（今河南沁阳）。
至此，韩国被一斩为二，首尾不能相连，使整个上党地区完全孤立起来。
随着秦军攻势的日渐凌厉，韩国摇摇欲坠。
通过一连串的战争，秦国从对魏、韩的战争中得到了人力、物力补充，实力大增，令诸侯各国侧目，并为之战栗。自此，秦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扩大了对赵、楚两国的战争规模，也进一步增加了秦国吞并六国、一统中国的决心。
强干弱枝
范雎在秦任职数年，一系列措施的胜利，让范雎锋芒初露，成绩斐然，日益受到秦昭王的宠信。到了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1年），范雎开始在内政方面实施变革，推行“强干弱枝”的策略，削弱宗亲贵戚的权力，加强对中央集权的巩固。
有一天，范雎对秦昭王说：“臣蒙大王信任，言听计从，臣虽粉身碎骨，无以为报。现在，臣有安秦之计，尚未敢尽献于大王也。”
秦昭王问道：“寡人以国托于先生，先生有安秦之计，此时不赐教，还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