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评语是说湖南人的，这些对世人来说更是耳熟能详的，比如：“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又比如：“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为赢得这些赞誉，湖南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比的。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湖南人，我们有何观感？作为一个种群，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由于气候潮湿、环境闭塞、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湖南人并非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从艰苦贫穷之中找到乐趣。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无法在天时、地利两方面与外省人抗衡，便在人和方面大下功夫，他们抱成一团，结为一个整体，他们还特重家乡观念，视老乡为兄弟姐妹。湖南人习气较重，颇有点“义”字当头，有万死而不辞的意思，湘军能征善战，敢扎硬寨，打死仗，与此有重大的关系。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是：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对敌方心狠手辣，不留丝毫余地。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伟人的历史。”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这一明确的观点长期以来不为一些历史学家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伟人好比是一面清晰的镜子，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成为东方的醒狮和巨龙。然而，如何才能猛醒和腾飞？从何处才能获致那句“芝麻开门”的秘咒？近百年以来，湖湘雄杰一直为这个想法所魔魇，曾国藩等人无不念兹在兹，思之良苦。自从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直到现在，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许多的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掉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这是很不容易的！尽管那些高瞻远瞩的一代天骄与湖南这方水土息息相关，但他们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在中国这个大擂台上，他们都是重量级的角色，好比是一道风景线，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对于曾国藩这样的人，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有一句话是这样来评价他的：“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近年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也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表扬的有，对曾国藩斥骂的也有，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就有人责骂他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以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从头骂到尾，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对他进行全面的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曾国藩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地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而有些人说曾国藩活得很累，为什么会这样说他呢？看看这四条理论就可以明白。曾国藩在生时便有“中兴名臣”之誉。他死前的两年，也就是他60岁生日的时候，年轻的同治皇帝赐他“勋高柱石”的匾额。这可视为官方对他一生事功的评价。他死后30多年，社会对他的评价突起变化，骂他为满虏的忠实奴才、汉人的不肖子孙，到后来更将他钉死在“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耻辱柱上。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做官、打仗、理教案
当曾国藩在京师做官的时候，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兼任过刑、兵、工、吏4个部的侍郎。中央6个部，他做了其中5个部的副部长，最多时一个人兼顾三个部。后来回湖南创办湘军。湘军是国家正规军事体系外的民兵组织，政府既不给粮饷，又不配备干部，一切都要靠他这个团练大臣自个儿来苦心筹措。朝廷对湘军的期待也只是保证境内民从安定而已，但曾国藩偏偏要把它做大做强。在正规部队的嫉妒和打压中，他咬紧牙关训练出水陆两军万余人马。打下武汉后又主动请缨，做出三路人马沿江东而下直冲南京的部署，为湘军争来了国家主力部队才能得到的项目。他为此拼搏了10年，付出了平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南京打下后他已衰疲不堪，但还是硬着头皮接受打捻军的任务，与捻军转战两三年，弄得身心交瘁，无功而返。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时，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请病假在家休养。处理教案是桩很棘手的事，不管如何去办，都难以取得好的成效。这个情况曾国藩是清楚的。既然自己属于养病期间，完全可以顺利地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别人去做，但是曾国藩为大局着想，还是立即就上路了，临走的时候他将预先写好的遗嘱交给了两个儿子。
2.办洋务
如果说做官打仗处理教案，是他不容推脱的本职的话，那么，办洋务就绝对不是分内的事了。道光二十年，魏源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但20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个设想付诸现实。咸丰十年，曾国藩郑重其事地向朝廷建议：中国人应该自己来造机器、轮船、洋枪、洋炮，此举“可期永远之利”。皇帝旨准。于是，他在安庆办起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又给容闳6万两银子去美国买母机——造机器的机器，以后便有了江南制造局。他为中国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命名，又亲自坐着它从南京到采石矶，实地考查其性能。他重金礼聘当时第一流的科技专家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充当技师。又和李鸿章一道提出一个创议：由政府来资助一批少年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报效国家。直到曾国藩死前的一个多月里，他还带病专程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接见在那里工作的外国专家傅兰雅、史蒂文生等人。
3.创立湘乡文派
除这些实际事务外，曾国藩还为后人留下了1500万字的文字。在这些文字当中，除奏稿和书信中有一部分是幕僚代笔写的外，大部分都是他自己亲手写的。他的散文创作成就很大。在桐城文派日渐衰微的时候，曾国藩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坛上异军突起，以阳刚劲健的文风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湘乡文派。令人感佩的是，他一生写了1400多封给父母子弟的家书，即便军情危急性命堪虞之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应尽的人伦之责。他还写了近200万字的日记。无论有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这一日课，从不懈怠。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天，还写下了100多个字。
除这些外，他还编写了两部书《经史百家杂抄》与《十八家诗抄》。他一生都很喜欢读书。赴任途中，他在颠簸的马车里读书；行军时，他在逼仄的船舱中读书；等到他的双目基本失明不能读书的时候，他便默诵诗文。他曾计划编一本明代文选，也有志于写一部曾国藩家训，皆因为宦务繁忙、戎马倥偬而未果。到了晚年，他已出将入相，仍为自己在学问及文章写作上未能超过何绍基、梅曾亮等人而遗憾，并自信自己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可以在诗文创作、学术著述上有更大的成就。
4.“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事业和学问上的这等努力追求，已经让人十分劳累了，但曾国藩还要在心灵和性情上强力束缚自己。早年在京师，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曾经有过一段为时不短的严格修身养性的经历，要求自己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并且用记日记的方式来对自己进行监督。哪怕言行思想上有一丝一毫不合规范，他都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并且对此痛加责备，甚至不惜咒骂自己。让我们虽然来看一段日记上所写的：“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曾国藩全集日记卷“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连梦的这点“出轨”都要如此谩骂，自我作对到了何种地步！不过，也亏得有这样一番近于残酷的修炼，使他在日后大功告成、大权在握的岁月里能自觉做到律己甚严。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卧室陈设异乎寻常的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织布，马甲上打着补丁，布料不但很差而且衣服又窄小，就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种马甲。床上的蚊帐低矮。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两条板凳，放东西的箱子也没有上漆。衙门厨房里没有火腿等高档菜肴，招待客人的酒也是临时出去零买的。赵烈文感叹：“大清两百年以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总督！”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身上背着这种连常人都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呢？原来，他所做的这些仅仅因为他要做圣贤。他说过，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这种观念上的缺对，是他自找苦吃的最主要原因所在。曾国藩眼中的圣贤是“三立”完人，即不但要立功立言，还要立德。曾国藩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太看重个人的榜样力量，把这种力量估计得太高太重要。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曾国藩全集诗文卷《原才》）地位和成就，使得他将自己列入这“一二人”之中，把自己视为天下人的榜样，负有引领导向的重大责任，故而要严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实，一个人即使万分伟大崇高，也难有厚薄风俗的力量。何况，此人还是一个仅活了62岁的长期病号（他30岁即大吐血，几乎不治，后半生又一直在牛皮癣的折磨中度过）。一个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生命，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肯定是忧多于喜，苦多于乐，他能不累吗？
如果我们想对曾国藩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在这一章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曾国藩的文化性格。
所谓文化性格就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贯穿在人的一生的行为中。
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时候，就深深感到他的显赫战功与他复杂多变的文化性格是分不开的，两者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变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湖南人的文化性格特点。
从曾国藩这不平凡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确实是一个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这种特征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记载中就有大量的反映。在他所做的各种事情中也都体现了出来，下边是他的家书中的其中两篇，看过之后更是容易理解。
致诸弟·读书宜立志有恒
【原文】
诸位贤弟足下：十一前月八日，已将日课抄与弟阅，嗣后每次家书，可抄三页附回。日课本皆楷书，一笔不苟，惜抄回不能作楷书耳。
冯树堂时攻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无不言。可惜弟不能在京，在树堂日日切磋，余无日无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余懒散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立志，盖余实负九弟矣！
余尝语贷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右作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无所进，是我之大不教也！唯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不罪，幸甚幸甚！
岱云与易五近亦有日课册，惜其讥不甚超亘，余虽日日与之谈论，渠究不能悉心领会，颇疑我言太夸。然岱云近汲勤奋，将来必有所成。何子敬近侍我甚好，常彼此做诗唱和，盖因其兄钦佩我诗，且谈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礼。
子贞现临隶字，每日临七八页，今年已千页矣，近又考订《汉书》之伪，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少。以余观之，此二者，余不甚精，不知浅深究竟如何，若字则必传千占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必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颇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诗甫亦与小珊有隙，余现仍与小珊来往，泯然无嫌，但心中不甚惬洽耳。黄子寿处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长进，古文有才华，好买书，东翻西阅，涉猎颇多，心中已有许多古董。
何世名子亦甚好，沈潜之至，天分不高，将来必有所成，吴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盖每见则耽搁一大也，其世兄亦极沈潜，言动中礼，现在亦学倭艮峰先生。吾观何吴两世兄之资质，与诸弟相等，远不及周受珊黄子寿，而将来成就，何吴必更切实。
此其故，诸弟能直书自知之，愿诸弟勉之而已，此数子者，皆后起不凡之人才也，安得诸弟与之联镳并驾，则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阕，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会课，近皆懒散，而十日一会如故。余今年过年，尚需借银百十金，以五十还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长郡馆公费，即在公卿借用，免出外开口更好，不然，则尚需张罗也。
门上陈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诗，现换一周升作门上，颇好，余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仆将视主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贤弟待人，亦宜知之。余每闻折差到，辄望家信，不知能设法多寄几次否，若寄信，则诸弟必须详写日记数天，幸甚！余写信亦不必代诸弟多立课程，盖恐多看则生厌，故但将余近日实在光景写示而已，伏维绪弟细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译文】
诸位贤弟足下：
十一前月八日，我已经把日课抄给你们看过，以后每次写信，可抄三页寄回。我的日课都用楷体，一笔不苟，可惜寄回的抄本就不用再用楷体了。
冯树堂进步最快，我对他和教弟弟一样，只要是知道的就不会说不告诉。可惜九弟现在不在这里，如果九弟在这里的话，可以与树堂天天切磋学问，我每天都在叹息！九弟在京城一年半，当时我懒散不努力；九弟去后，我才稍微能够立志，因我有负于九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