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之不远，是用大简。人我迭居，吉凶环转。老成借筹，宁深毋浅。”《智囊》给“远犹”一章作了这样的注解。是啊，太在意眼见的东西，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把握不住人生的方向。
（第一节）远犹智慧
谋虑不从远处着想，是因为大脑太简单了。人们争权，官位轮换，吉凶福祸旋转。计划筹谋，宁可从深远的利益出发，也不要着眼于眼前得失。人生总是要居安思危的，太在意眼前，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把握不住人生的方向。
《智囊》一书中列举了很多的“远犹”之例，都很有代表性。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应该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了。
北宋初年的时候，太祖赵匡胤问赵普：“自唐末数十年以来，帝王前后共换了10多个，而且战争不断，是什么缘故呢？”赵普回答道：“这是由于节度使的权力太大，君主软弱而臣下太强，现在只要稍微削夺一点他们的权力，把钱粮控制起来，收回他们麾下的精兵，天下自然就平静下来了。”十分精明的太祖不等赵普把话给说完就开口说：“爱卿不必再多说，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有过多长的时间，太祖赵匡胤和老朋友石守信等几位饮酒，当饮至酒酣的时候，太祖赵匡胤命令左右随从退下，对石守信等几位说：“若不是你们的鼎力相助，我今日不能达到这样的地位，我非常感激大家对我的恩德，这些我都始终不会忘记的。可做皇帝也有做皇帝的难处啊，完全没有做节度使的快乐，如今我从早到晚没有睡过一天的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说：“是什么事让陛下感到烦恼呢？”
太祖说：“这是很明显的事情，谁不想做天子之位呢？”
石守信等人惶恐不已地叩头说道：“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太祖说：“虽然说大家并没有这个想法，但你们的部下将领谁不想富贵？有朝一日，他们将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即便你们不想做，也是由不得你们自己了。”
石守信等人连连叩头哭泣着说：“臣等愚昧无知，还没想到这一步，只求陛下怜悯给我们指条生路。”
太祖说：“人生一世就如白驹过隙，以求富贵之人，不过希望得到很多金钱，自己尽情欢乐，让子孙不受贫困而矣。你们何不舍掉兵权，择其好的田地买下来，给子孙后代留下永久的基业。多多置办一些歌童舞女，每日饮酒取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不也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叩首再拜，说：“陛下对臣等关爱备至，就如同臣等再生父母啊。”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石守信一行都自称自己有病不能朝见拜谒，并且请求太祖解去他们手中的兵权。有人认为宋朝的衰弱是由于削夺了节度使的权力。实际上，藩镇的强大不等于宋朝的强大，强大中央，弱化地方，这是立国之根本。200多年来的弊端渊薮，宋太祖在谈笑间就革除了，直到宋朝灭亡之时，也没有臣属过于强大的忧患，这是难得的手段和气度，也是远犹的经典之作。如果宋朝君臣不苟且偷生，力主与金议和，那么凭借寇准、李纲和赵普等人的才气，对付入侵外敌，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宋朝是不会变成弱国的，这和地方势力的强大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宋太祖的手段实在是高明，他把自唐中期以来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的弊端以一场酒局而彻底的解决掉，谋虑不可谓不远。可见，宋太祖的帝位不是运气好就能得来的，他更需要的是宋太祖的实力。在宋朝初期，名君名臣合作得很好，相同的事情也在宋太祖之弟宋太宗和吕端身上体现出来。
西夏的李继迁经常骚扰宋朝边疆的地方。保安军有一次上奏太宗，说他们擒到了李继迁的母亲，太宗知道后，想杀死李继迁的母亲。寇准当时任枢密御使，太宗便把他单独召进宫来与他商议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等到退朝的时候，寇准回家经过宰相府时，见到了宰相吕端，宰相吕端对寇准说：“圣上是不是告诫你不要把此事告诉我吕端？”寇准说：“没有”。于是寇准便把皇上处置李继迁之母一事告诉给吕端。吕端问道：“怎样处理？”寇准说：“准备在保安军北门外斩杀，借此以告诫凶恶的叛逆之徒。”吕端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并不是一个好的计策啊！”吕端当即上奏太宗，说：“过去项羽要油烹刘邦之父太公，高祖刘邦知道后，还愿自己能分得一杯肉汤呢。所以说凡能成大事者都不会顾及自己的亲属，更何况李继迁还是一个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如果今日把他的母亲给杀了，能保证明天一定能擒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不是白白和李继迁结下了怨仇吗，这样做的话，只能增进他的叛逆之心啊！”太宗问道：“依卿之言，该如何处置。”吕端说：“以微臣之愚见，最恰当的办法是把李继迁之母安置在延州，并且派人善待她，以此招来李继迁。李继迁一日不降，终可拴住其心。可其母在我们手中，生死由我们定夺。”太宗手拍大腿，称赞说：“要不是爱卿之言，几乎贻误了我的大事。”此后，李继迁的母亲病死于延州，到李继迁死后，其子竟向宋朝称臣纳贡。
吕端的这一条建议，就有鞑靼酋长俺答的纳贡归降；但是假如不采用这一条建议，就会导致奴隶和囚犯的叛乱，那样国家就不可能会太平。
北宋的时候，大臣陈奉旨入京，刚刚到达宫门，就听说圣上下圣旨命令中书、尚书、门下三省将以前由于大臣的疏忽而遭受降职的官宦们的奏章全部呈进给圣上。陈于是就对宰相的下属官员谢圣藻说：“这必定是那些奸险小人企图掩盖自己的过失而出的坏点子。如果把这些奏章全都收入朝廷，到以后形势变化是非混乱时，相关部门的官员又怎么会搞清楚谁错谁对呢？”于是便检举了蔡京所上的奏折，主要是请求诛杀刘挚等人家族的，并妄称他们带剑入宫，想杀死王等几件事。谢圣藻听后惊悚不已，就马上告诉了当朝宰相，把臣僚们的上奏疏文都抄录了副本后保存在三省府中。自此以后，京党欺瞒、诬陷和掩盖事实的言行就无法完全得逞，这都是有此副本，才使疏奏未遭泯灭。邹浩返回朝廷后，皇上首先谈及谏立皇后之事，并对他的进谏赞叹不已，接着又问谏书的文稿在哪儿？邹浩说：“已加焚毁。”退朝后，邹浩把此事告诉给了陈。陈说：“祸患将要由此开始了。他日有奸人伪造一纸谏言，那就无法辨其真假了。”先前的时候，哲宗有一个儿子即献愍太子赵茂，是昭怀刘氏作妃子时所生的。在当时哲宗又没有其他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正宫的位置正空着，理所当然的刘氏被哲宗立为皇后。可是小孩出生三个月后就夭折了。邹浩曾三次进谏立刘氏为皇后，随即把奏章草稿焚了。蔡京执掌政权的时候，平日里就对邹浩有猜忌，于是便指示党羽伪造了邹浩的上奏文稿，说：“刘皇后杀死卓氏，并抢夺了她的儿子。骗别人可以，难道还可以欺骗天子吗？”这时徽宗已继位，便调查此事，于是把邹浩再次贬为衡州别驾，不久又流放到昭州。果然和陈预料的一样。这两件事虽然相同，但是从性质上看一样的，但谢圣藻听从了陈的劝告而免去了奸臣所害；邹浩不听从陈的话，而遭受了诬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实在是有道理，值得相信。宋徽宗继位伊始，想革除哲宗绍圣年间的弊政，以便安定国家。于是广开言路，众臣都让孟皇后复位，给司马光等平反加官。当时陈正在谏省任职，只有他认为前朝暗中把孟后废黜，遣贬已故去的丞相，都是师出有名的，这并不是细枝末节的事情。如今要想正位复官，应先辨明谁受了冤枉，为那些无辜者昭雪，诛杀处罚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然后再发诏，以礼而行，这样才能不致留下后患。不应只想迅速行事，这样做反却留下后患。但朝廷大臣都认为大家的心愿被压制很久，都想立即行事，以博取世人心欢，就急急忙忙行事了。到了徽宗崇宁年间，蔡京掌权，全部改变了建中靖国年间的政事。人们都佩服陈的远见卓识。陈在通州时，张无垢（商英）成了宰相。想荐引陈做他的助手。当时朝中设置了政典局，局中按旨意发文，调取陈所著的《尊尧集》，准备施行他在书中所提出的治国方略，并由政典局发文任用陈。陈估计此事难以成功，所以书虽已缮写完毕，却没有往上缴。但州郡又奉政典局的指示催他快些上缴，陈就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好，交给政典局，并恳请在皇帝面前启封。有人说陈应当直接申报给政典局，何必要惊动圣驾呢？但陈却说：“我恨不能把书直接承送给皇上过目，岂能再把书交给局中呢？他为宰相，可以不通过三省公行，却置建了政典局，增添了官员。如果心怀自私，旁人就会怀疑，并产生猜忌，恐怕《尊尧集》到了他们手中，而张先生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我远离猜忌犹恐避之不及，更何况把书进给他呢？”没过多少时间，事件的情形和陈所说的完全相同。张无垢被罢免了相位以后，陈也接收到了赴台州任职的命令。末了，谴责张无垢的人还说陈私自把书送给了张无垢，意在施行他的建议。这时大家都十分佩服陈的卓识远见。
宋神宗逝世的时候，正好程颢到大名府送达公文，举国哀悼后，大名府留守韩康公的儿子韩宗师问程颢朝廷的事该怎么来处理？程颢说：“司马君实（光）和吕公二位恐怕要做宰相了。”韩宗师又问：“如果他们二位果真做了宰相，应该怎么办？”程颢说：“应该和元丰年间的大臣们同等对待，若一开始就分党派，日后可能就有麻烦了。”韩宗师又问：“会出现什么麻烦呢？”程颢回答道：“元丰年间的大臣都是些好利之人，让他们自己去改变那些对老百姓有害的法规，就很好了。不然，官场祸患将无穷尽。司马光先生很忠厚正直，很难与他共同商议，吕公著对世事颇有理解，但力量又不够。”没过多长时间，这些事情都被一一验证了。宋徽宗建中初年，江公望担任左司谏，他向徽宗进谏说：“神宗和哲宗年间的那些大臣，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仇恨，可先帝相信其仇人的话，把那些大臣们个个都罢免了，陛下如要重新任用老臣，则元丰和绍圣的旧臣必定会与他们作对。有了对立，相争是难免的，争斗一旦兴起，朋党也就重新形成。司马光执政时，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毕仲游就给司马光写了一封信，说：“昔日王安石以振兴宋室之说打动了先帝，但却因财力不足而忧虑重重。因此，但凡运用政策能得到民间钱财的方法都用上了。譬如：散发青苗贷款、设置集市交易、收敛役钱、改革盐法等都用上了。振兴我朝，焦虑财力不足，这是动了真感情。（但凡是弊端，都要追究其根源，如此，才能得以改正）未能更正其新法的根本性错误，却只想禁止他所实行的散、敛、变、置的做法，因此即便说得头头是道，也没有一个能实行得通的。如今，已经废了青苗法、罢除集市交易、免除了服役之钱、去掉了盐法，但凡打着为民办事的旗号实际上是对民众有害的，都全部给除掉，重新改正。这样，那些在新法实行时得到重用的人，肯定不会高兴。心中不高兴的人，肯定认为青苗法不可废除，集市交易不能罢免，役钱不可不收，盐法不能去除，而且拿出未曾表现的感情，讲述那些未能办完的事情，以此来感动皇帝的心，即便是石头人，若听了后也会动心的。如果这样，被废除的可重新发放，被罢免的可重新设置，被免除的可以再来收敛，被去除的将重新存在了。当今的策略，应激励天下人广献策计，深入掌握进出数据，把从各方面所储蓄的钱粮，统统归属当地官府。由此，当地经费可支付20年的花费，不过几年，又是今日的十倍。要让皇上知道天下有可余之财，则那些‘不足’之论，就无法在皇上面前诉说，新法也就永远被废而不得推行。过去王安石官居宰相职位，朝廷上下无不是他的人，因此新法才得以推行。如今要改正以前新法的弊端，可是我们的身边大小官吏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人。即便启用二三个旧臣，任用六七个人才，可是这要累计上百余人，才能找出十多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中，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局势不允许就去办事，那么，青苗法虽然废除了，也有可能重新推行，何况现在还没有废除，集市交易、收敛役钱，盐政法令几乎都是这样的。采用这样的办法去改正以前的弊端，就像一个人长病在身，稍微有好转时候，他的父亲兄长都很高兴，此时，可不敢去祝贺他，因为他的病还未完全好啊！”司马光看过这封书信后，不禁大吃一惊，当前所处的局势正和毕促游所忧虑的一模一样。
（第二节）用人智慧
用人之道，在于远犹，把人用在最合适的地方，在合适的地方用最合适的人。这些都是智慧，都是“远犹”所及。冯梦龙在《智囊》中把用人智慧贯穿于整本书之中，每个用人故事都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读之愈深，受益愈多。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很多成功用人和失误用人的例子，集之用以为《智囊》作注释。
商汤不计身份拜奴隶为相
在夏朝的最后一任国王桀当政期间，他荒淫残暴，民怨沸腾，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商部落的首领成汤决心推翻夏桀统治。为了推翻夏桀的统治，成汤精心治理商国，任用能人，求贤若渴。左相仲虺对他说：“夏桀无道，天下诸侯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大王要成就大业，一定要任用一个人，但是他出身微贱，不知道我应不应该举荐他？”仲虺说提伊尹。伊尹本身出生于伊水河畔一个养桑人家，从小就被卖到有莘国当奴隶，为国君作厨师。他立志摆脱奴隶境遇，建功立业，因此在接待宾客时博闻强记，钻研治国施政之道。有一次，当时为薛国国君的仲虺到有莘国，与伊尹闲聊，发现他通晓天下大事，是一个难得的治世之才，想把他买回国去委以重任，由于有莘国国君不同意，仲虺便赠给伊尹财物让他赎身为民，购置田产，暂且安身。后来薛国并入商国，仲虺被任用为商的左相，他便向成汤举荐伊尹。有莘国君胸无大志，不敢重用伊尹，可他又怕伊尹为他国所用对自己国家不利，就把伊尹再次贬为奴隶。成汤依照仲虺给自己出的建议，派使者带着厚礼到有莘国向国君的女儿求婚，并且提出以伊尹为陪嫁，这样有莘国国君心中的疑虑就不存在了，便顺水推舟答应了成汤的要求。
伊尹到了商国以后，成汤便以贵宾的礼节来对待他，伊尹同他畅谈天下大事、治国之道。伊伊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分析的不但透彻而且精辟，商国的大臣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才能。成汤更是欣喜若狂，觉得和伊尹这个人才有种相见恨晚，并且立即任命为右相。
伊尹任命为相后，商国国防势力渐强，渐渐地引起了夏桀的注意。一次他把应召入朝的成汤囚禁在夏台。伊尹为营救成汤，派人给夏桀献上厚礼，同时还私下重贿他的宠臣赵梁。夏桀看到商国进奉的珍宝、美女，喜不自胜，再加上赵梁在一边美言，夏桀就把成汤给放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