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这样，齐灵公娶鲁女为妻，名叫颜懿姬，可是她没有生儿子，而她的随嫁侄女，却生了公子光，而且被立为太子。仲子、戎子最得灵公的宠爱，而仲子生了公子牙之后，就把公子牙托付给戎子，于是戎子就要求灵公把公子牙立为太子，灵公满口就答应了。这件事连公子牙的生母仲子都感到不妥。仲子劝阻灵公说：“不能这样做的，废嫡立庶一点也不吉利，而且也很难取信各诸侯的，因为公子光不被立的太子已经得到各诸侯的承认，如今无缘把他废黜，就等于废黜了一个诸侯。如果用欺骗诸侯来皆天下之大不韪，是很不吉利的，君王以后会后悔的。”然而齐灵公却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他说：“这一切都由寡人来做主。”于是齐灵公就把太子光放逐到东部边境地区，然后派高厚辅佐公子牙立为太子，还立任命太监的夙沙卫为少傅。
崔杼对此事很有主见，成功在胸，但没有急于表露声色。灵公二十八年春夏之交病重，崔杼看到举事的机会已到，遂暗中把公子光接回藏在了自己的府中，擅自恢复公子光的太子地位。公子光在崔杼的支持下，当即杀戎子，并陈尸朝廷示众。在五月三十日，齐灵公突然间病死，崔杼佐太子光即君位，是为齐庄公。庄公、崔杼大开杀戒，在句渎之丘逮捕了公子牙；在蓝（今山东省临淄区郊外）杀高厚，并抄家没取了他的全部家财。夙沙卫在高唐发动兵变，结果兵败城破，被处以极刑。这次由灵公废嫡立爱引起的宫廷政变，在庄公消灭异己后，形成了崔杼专权的局面。可是后来不久，崔杼因恃功而左右庄公不得，遂与庄公生隙。
在庄公四年里，庄公欲亲自率军征讨卫国，预计在征服卫国之后继续挥兵攻打晋国。崔杼谏诤说：“贤君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据臣所知，齐国乘大国之乱而发兵侵略，齐国必然会受到天下诸侯的攻击，但愿贤君能三思而行。”可是齐庄公根本不听崔杼的话，从而引起崔杼的不满。他对陈须无说：“我已经对主公提出我的见解，可是主公根本不采纳我的主见……假如君臣关系有所变化，到那时他将一无所有！”此话暗示他既能扶庄公上台，也能把庄公赶下台，一旦君臣关系有所变化，庄公将一无所有。因此，陈须无看清了崔杼的野心，他曾对人们说：“崔杼说主公有错，其实他自己更是有错，所以他将不得好死。假如以大义来指责主公过错时，尚且要先贬低自己，何况是用恶劣的言行？”
崔杼也一直有着政治野心，就连邻国的有识之士，也一目了然。庄公六年崔杼率师伐鲁，鲁襄公很害怕，就派使者去晋国求援，这里鲁大夫孟公绰说：“崔杼一定是有政治野心，他作战的目的不在侵略我国，而是为了拥兵自重，炫耀权势，所以他很快就会班师回国，贤君又何必为此事担心呢？齐军对人民更不会骚扰，因为这次战争跟往日战争不一样。”虽然崔杼在没有取得一城一邑的情况下，便草草收兵。原来他用兵的目的确实在于拥兵。在他拥有重兵在手时，便与庄公的矛盾慢慢地暴发了。
这次矛盾暴发的导火线是庄公私通崔杼之妻棠姜。《左传》载：棠姜貌美，其弟东郭偃为崔杼家臣。棠之夫死时，东郭偃给崔杼赶车去吊唁。崔杼惊见棠姜绝色，顿生爱意，遂让东郭偃给他娶来，不久就通过东郭偃的关系，娶棠姜为妻了。然而棠姜到崔府后不久，便与齐庄公通奸，庄公频频到崔杼家与棠姜幽会。崔杼因此而怀恨齐庄公在心，想在攻晋时杀死齐庄公，以便向晋国讨好。但是也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所以还未能下得手。齐庄公曾鞭打太监贾举，贾举怀恨在心，崔杼便让贾举窥视庄公的动静，以便伺机下手。
在同年的五月，莒国的国君朝齐。十六日，庄公在临淄北郭设宴款待莒子，崔杼称病没有参加宴会。次日，庄公以探视崔杼病情为借口来到崔宅，棠姜出来迎接。棠姜领着庄公兜了几个圈子之后，就进入内室，与崔杼禁闭门户，把庄公一人关在了屋外。庄公此时知道上当受骗了，便抱着廊柱唱起歌来，以表示自己后悔之意。贾举见机会已到，立即关上崔府的大门，庄公的侍卫俱被关在了大门之外。这时，伏兵一吼而出，庄公一看事情不妙，便登上高台请求和解，众人不许；庄公又请求盟誓，可是众多人还是不许；再请求到祖庙去自杀，众人还是不许。大家依照崔杼的授意对庄公说：“主公的臣子崔杼生了病，因此他不能再听从君王的命令。这里距主公寝宫很近，我们只知道消灭淫贼，除此之外，不听从其他命令。”齐庄公看到事情不可能另有转机了，就想爬墙逃走，结果被崔杼党徒发箭射中大腿而摔回墙内，众人便一群而上，使得庄公一命呜呼。过后，崔杼命令其党派大开府门杀出，将庄公的贴身侍卫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等人全部杀了。
崔杼杀庄公，看似像色情仇杀事件，其实是一次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政变，因此齐国太史秉笔直书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将太史杀死，其二弟、三弟仍直书，崔杼弑君，崔杼又杀了他们，但当太史的四弟仍将“弑君”的学样写在国史简策上。崔杼没有办法也很无奈，只好把他放过了。
杀死庄公后，崔杼的计谋成功，便开始极力争取人心，稳定局势。其对晏婴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变乱发生当时，晏婴很哀伤地走进崔杼的家中，抱住庄公的尸体痛哭，哭后站起来依当时的礼仪跳了三跳走出去，大家以为崔杼必会把晏婴杀死，可崔杼却说：“晏婴是百姓所仰望的贤臣，放了他，可以获得民心。”
为了使局势稳定下来，崔杼就拥立庄公的同父异母弟杵臼为新君，是为景公，自任为右相，并由庆封出任左相。然后为控制在位卿大夫使他们拥护他们，便集众官员在太公庙中宣誓说：“不与崔、庆者死！”以示挟制。晏子听了这话仰天长叹说：“我晏婴假如不和忠君爱国而有利社稷的人合作，上天有知！”庆封想加害于晏子，崔杼却再次劝上道：“他是忠臣，放他去吧！”
二十九日，崔杼将庄公草草掩埋在土孙之里。
崔杼辅幼主，大权独揽，恃功无恐，致使与左相庆封之间，因权利之争而出现了隐隙，但由于崔杼势大，庆封不敢正面与之交锋，便采取了利用其家族中矛盾的手段，以达到个人目的。
崔杼娶棠姜生崔明以前，已经与他的前妻生有崔成、崔强两个儿子。棠姜又把与先夫生的儿子棠无咎接来，让他和东郭偃同为崔府的家臣。后来长子崔成由于生病而被废，于是就立崔明为嫡长子，而崔成却请求要终老崔邑。崔杼本来已经允许了，可是东郭偃和棠无咎却不肯。因此崔成和崔强都很生气，他们就准备杀死东郭偃、棠无咎二人，并且去找左相庆封商量对策，庆封知道，崔氏势力的削弱，就等于庆氏势力的强大，于是就口张开答应了帮助他们。
齐景公在二年九月五日，崔成、崔强在庆封的唆使、支持下，杀死东郭偃和棠无咎，占据崔府。崔杼大为震怒，由于家臣和私兵已都逃走，不得已就叫养马的人驾车，由太监赶车逃走。然后去见庆封，请庆封出面制止内乱。庆封顺势派素与崔氏有仇的卢蒲嫳带兵围攻崔府。崔成、崔强凭借高墙固守。以致卢蒲嫳无法攻入，于是庆封就去请求其他贵族来助战，如此才攻入了崔府。崔成、崔强被杀，家庭成员被逮捕。棠姜上吊而死。卢蒲嫳大获全胜，然后接回崔杼，并向他报告战况。当崔杼见到自己的府邸已废，自己也没有家可以回了，便想不开上吊自杀了。只有崔明，亡命鲁国，于是齐国就由庆封一人独揽了政权。
同一年，庆封因专政、骄横不听政令而被田、鲍、高氏逐，不久出走国外的一群公子纷纷返回齐国。他们在迁葬庄公的同时，又把崔杼尸体从坟墓中扒出来，剖棺陈尸于市，过往的齐人皆手指崔杼的尸体说：“崔子也。”
（第三节）“迎刃”无术的政治家
晁错为汉景帝上了一本奏折叫《削藩策》，引起轩然大波，七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叛乱。连他的父亲也看到了其中的不祥之兆，竟然从老家赶来劝他，可怜的老人回家就自杀了，留下遗言说：“我不忍见祸及身。”晁错有“智囊”的称号，难道他自己就一点也感觉不到危险？是他对汉景帝过于信赖，还是抱定了舍身为国的念头？一代名臣竟然落得个腰斩于市的下场！
有句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凡每一位皇帝即位后，都会重用自己身边的人，用当时的话说，叫作“藩邸旧恩”。有这种关系的人一般都会官运亨通，而先朝受重视的大臣却因为占据显要的位置，成了后进新锐的绊脚石，不用说官运，能保住性命也就不错了。商鞅在秦孝文王时期，改革秦国政策，使得秦国成为战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孝文王对商鞅的酬谢不谓不厚，裂土封爵，言听计从。可是秦惠文王一即位，商鞅便落得个车裂的悲惨下场。乐毅为燕国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功劳之大少有人比，只要国君一换人，他也只有逃之夭夭的份儿。然而得到皇上信赖的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富贵终生，贾谊深得汉文帝宠爱，却因为权臣排挤，被远放到外省做官，郁郁而死。这还算是好的，晁错在汉景帝刘启还是太子的时候，晁错便是他的臣属，他很佩服晁错的才能，彼此关系极其亲密，可以说是刘启的心腹。刘启当上皇帝后，对晁错是言听计从，视为左右手，可是，汉景帝为“平息”七国之乱，俱然拿他开刀先把他给杀了，不能不让人感慨伴君如伴虎！
晁错家在今河南省禹县，少年时学的是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他也很有文学才华，文章写得很好，并因此任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负责祭祀的小官。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随后又是多年战乱，斯文扫地，原来许多学说都失传了。汉文帝时竟至天下无人会《尚书》，而这又是帝王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后来听说齐国有个伏生，是原来秦国的博士，只有他会《尚书》，可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无法征召入朝。汉文帝便派晁错去齐向伏生学习，他学习回来后上书讲述其所学，得到文帝的赏识，被先后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等职。大约在任博士期间，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指出：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统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而不受欺骗和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内就一定服从；懂得怎样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么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晁错驳斥了一些朝臣认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国家的事的意见，认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下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那是劳而无功的。他建议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在当今切实可用的，赐给皇太子学习，经常让太子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主管太子府内庶务的官员，相当于太子府的总管，由于晁错善于辩论，谋略也出众，也深受太子的爱戴和宠信，便称他为“智囊”。
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多次上书给汉文帝，提出抗御匈奴的方略，汉文帝很赏识他的才学，采纳了其中很多建议。文帝十五年，文帝命令朝廷各部门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也应一些大臣的推荐应策。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
这叫“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对策为第一。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叙述“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之事来阐明。听说三王之事，君主与臣子都很贤明，所以共同商议政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情为根据。晁错列举了人情所希望的长寿、富裕、安定、闲逸，三王都不加伤害、阻止、妨碍，而是加以保护、扶持、爱惜。制订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情，然后才去做。要求别人像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像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讨厌的就是强加于人，所向往的就是无忧无虑，没人管束没人强令禁止行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恩德延传到后代。这就是明了一切根据人情来办事的功效啊。
在叙述“直言极谏”的问题时，晁错以五伯之事来阐明。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大臣，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让他们去处理。辅佐五霸的大臣，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奉法令而不问私，遭患难而不避死，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受俸禄不过量，不让无能之人据高位。有这样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们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于是开始实行奖赏，是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而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给人，百姓就不会怨恨，他们施行刑罚，不是放纵自己残暴之心去乱杀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罪者知道罪有应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以来辅佐君主，就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了。
在叙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个时候，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献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始乱，官吏首先侵害的是平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官吏也受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晁错想到的，并且分析的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切实符合逻辑的。
到了最后，晁错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很可能耽误大事以导致国家的不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