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经过逃难的人，是很难想象逃难的辛酸和血泪，尤其在兵荒马乱年代。世界是无边的黑洞，不知前脚落下，后脚会跟着跌进什么里面去。满眼荒凉，人的活，远不及一只蝼蚁来得自在。
1938年8月，在日军占领北平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一双儿女和外婆，携着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起，在清晨六点的风里，离开了北总布胡同3号那幢温馨的四合院，告别了他们安逸和舒适的日子，奔向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打从五台山下来，一路辗转，受尽惊吓，回到北平，林徽因就没能睡上一个安稳觉，诸多事务需要理清头绪，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资料要整理要保存。外面战事临近，心里却又满希望北平是太平的，希望能把他们的学问做下去。若没有太平的日子好享，她也做好充分准备。那时，年仅八岁的女儿梁再冰，在北戴河度假，徽因给女儿写信，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勇气：
我们这里一时也很平定，你不用记挂。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女子铿锵，令人感佩。事实上，连日的操劳，使她的肺病更严重了，日夜咳嗽。梁思成也背痛得厉害，几乎直不了腰。他们离开北平前，去协和医院做了检查。医生严重警告林徽因，说她的肺部已出现空洞，若再不注意调养，随时都可能危及生命。梁思成则被诊断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无法，医生给他特制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衫里面，以支撑脊椎。
他们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人，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再转去长沙，几乎走遍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铁路。这一路走下来，共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一颗心，被车轮和满目的疮痍辗得碎碎的。
他们的“后方”，眼下似乎是平稳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租了一户人家楼上的几间屋子，把一家老小安顿下来。
屋子在火车站旁，每当火车驶过，门窗都被震得哗哗啦响。两个小孩子不知世事忧愁，在楼道间快乐地奔来奔去，青嫩的笑声，洒落一串串。徽因望着两个孩子苦笑，初到时的兴奋再没有了，她每天一睁开眼，就是手脚不停地忙碌，烹调，洗衣，铺床，照顾两个孩子。还要提紧神经应付不时来的空袭。一遇空袭，她得扶老携幼，奔去由清华、北大、南开教授们组成的联合大学校园内避难。每日过得如走马灯似的，她的病体，越发虚弱了。
这都不是顶要紧的。自从从医生宣布她得了肺病以来，她早已把生死看开，她的寿命是由天的了。她焦急的是，她和思成所热爱的考古事业，因为战乱，无法开展下去，他们不得不流亡在路上。
门前常走过许多过路的兵，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目光黯淡。看得林徽因的心，一阵一阵揪紧，悲戚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诉说了她的悲戚：
好在现在情形已又不同了，谢老天爷，但是看战报的热情是罪过的。如果我们再按紧一点事实想象：天这样冷……（就不说别的！！）战士们在怎样的一个情形下活着或死去！三个月以前，我们在那边已穿过棉！所以一天到晚，我真不知想什么好，后方的热情是罪过，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地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
长沙的雨，在屋檐下滴滴答答，无有尽头。滴得人的心发了霉，惶恐得没有办法。屋子里阴冷得很，林徽因又感冒了，躺在床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这么苦挨苦撑着，心里的凄惶到了极点。好在有朋友在，金岳霖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还有远在美国的费慰梅。金岳霖不时来探望，沈从文和费慰梅跟她书信往来频繁，这多少减缓了她的凄惶。
她和沈从文，几乎无话不谈。这个只比她年长两岁的男人，与她，因文学而结缘。那时，她家每周的茶会上，他是座上客。后来，他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她是勤勉的作者，大部分作品都拿到《大公报》发表。沈从文对她，喜欢有，敬佩有，仰慕有，一遇问题，他就跑去找她，在她那里寻求安慰和帮助。包括他被一段婚外情折磨着，也写信给林徽因，诉说他的苦恼，要徽因给他拿主意。
林徽因对他，也是毫无保留，坦诚得像对兄长。她的苦闷，他亦给收着：
如果有天，天又有意旨，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要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日子也不都是侈奢？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她也就很侈奢，是不是最好没有？死在长沙的雨里，死得虽未免太冷点，往昆明跑，跑后的结果如果是一样，那又怎样？昨天我们夫妇算算到昆明去，现在要不就走，再去怕更要落雪落雨发生问题，就走的话，除却旅费，到了那边时身上一共剩下三百来元，万一学社经费不成功，带着那一点点钱一家子老老小小流落在那里颇不妥当……
这是林徽因第一次在外人跟前提及她的病，以及她的绝望。生活压迫得她已少有快乐，或许倾诉，成了唯一的“乐”。她知道这个人会耐心地倾听，并且赋予最大的同情。这便是友谊的好了。
日机的突袭，是在瞬间发生的事。那是十一月的下旬，一直阴雨连绵的天，竟难得地露出笑脸，阳光大捧大捧的，如花朵，开在半空中，林徽因高兴地把棉被和衣物捧出来晒。连日来的阴雨，叫人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急。她感冒了，两个孩子又先后生了病，让她情绪低迷。现在，终于好了，太阳出来了。这天，思成也没有外出，娘也好好的，一家人在一起，让她心安。她把屋子里唯一一张藤椅搬到走廊上，半躺着，她要好好享受一下这大好阳光，不再去想那些烦人的事，而想些别个的有趣的，想想和思成第一次的约会，或是他们一起骑着骡子进深山。她笑起来，人似乎轻松了一大半。
就在这时，空中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声，宝宝和小弟都听到了响声，他们在床上躺不住了，爬起来问她，妈妈，是不是舅舅的飞机？空中只要一有飞机响，宝宝和小弟准会这么问。她的三弟林恒是飞行员，孩子们都以这个舅舅能开飞机为傲。
林徽因手搭凉棚望天上，正打算跟孩子们开玩笑说，是舅舅的呢。因为之前没听到空袭警报，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次肯定是中国的飞机。谁知望来了炸弹，在他们不远处轰炸开来，尖利地呼啸着，震耳欲聋。梁思成大叫一声，不好，是日机！林徽因从藤椅上腾地跳起来，他们来不及思维了，赶紧一人抱起一个孩子，挟裹着外婆就往楼下跑。
这段经历，事后，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详细记载了：
……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对于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磨砺这才仅仅开始。他们的命运，将随着整个中国的命运而浮沉，九死一生。
长沙是呆不下去了。
十二月初，林徽因、梁思成领着孩子和娘，踏上了去昆明的路。
途中经过沈从文的家乡。沈从文当时人在武汉，写信再三相邀徽因，让他们一定得去他的老家看看，他大哥在沅陵，他们可在那里逗留几天。
12月8日，他们到达官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有人告诉他们，这带闹匪。林徽因几乎一夜未曾合眼，看灯火如荧荧小豆，晃动着一种莫名的情绪。外面微风撼树，夜静得渺茫。
次日凌晨，他们就起床赶路，午时抵达沈从文所说的沅陵。天气晴好，树木苍翠，碧绿的水，棋子似的房子，似乎是山水的点缀。优美的风景，使林徽因感到亲切。她跟梁思成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他们在沅陵见到了沈从文的大哥。沈大哥的小屋筑在小山上，非常的别致有趣，林徽因看着异常喜欢。他们受到沈大哥热情接待，还见着从前线负伤回来的沈从文的三弟。弟兄二人的性情与沈从文极像，宾主畅谈欢愉，战争的影子，似乎淡了，远了，眼前只有清风朗朗，山清水秀。而事实上，他们又将上路，前路何在，未知，那就揣一半的冰，揣一半的火，担忧着明天，又向往着明天。那时文弱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人不是担着这共同的命运？可胸膛里的那一腔热血还在的，那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信念和勇气：
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也许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我们中国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地被压迫着，我们根据事实时有时很难乐观，但是往大处看，抓紧信心，我相信我们大家根本还是乐观的……
这是她对沈从文说的话，也是对她自己说的话，对他们那代知识分子说的话。
十二月底的天，冷得阴恻恻的了。林徽因一家乘坐破旧的公共汽车，辗转在路上。那是无有尽头的盘山路，盘得人头晕。车突然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家只能下车，推着车走。山风吹得骨头凉，天上无月，星子像迷路人的眼，充满无助。两个孩子冷得直哭，黑魆魆的山，没在无尽的黑里头。这一路，真不知如何挨下来的，当他们走到湘西和贵州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晃县时，林徽因病倒了，发着可怕的高烧。多年后，她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起这一幕：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能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塌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太小了，倒在行李包上，昏然入睡。
父亲后来告诉我，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他忽然注意到，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谁？会在这边城僻地奏出这么动人的音乐？“如听仙乐耳暂明”的父亲想；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他闯进了漆黑的雨地，“寻声暗问弹者谁”，贸然地敲开了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正是这些空军学员的出手相助，林徽因侥幸逃过鬼门关，她病了两个星期，高烧才渐渐退了。这次大病，对她的健康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埋下了几年后，她的肺病再度复发的祸根。
不过这次大病，让她得以和这些空军学员，结下深厚的情谊，也算是上天对她的补偿。
她一家到达昆明后，这些空军学员随后也来到昆明，他们又见面了。他乡遇故知，是人生一大幸事，虽说他们只是萍水相逢。
这些空军学员，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远离家乡，生活异常清苦和寂寞，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家，便成了他们最爱去的地方。健谈好客的林徽因，被他们当作长姐。每逢假日，他们必三五成群，跑到长姐家聚会，无处倾诉的心里话，都向着这个可亲的长姐倾诉。有时，林徽因一家同他们一起去郊游，泛舟五百里滇池，拉琴、唱歌、游泳，这些年轻人偷偷欣赏俊俏的船家姑娘，淘气地商量，要选出一个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让林徽因忍俊不禁。
一年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毕业典礼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当作他们的名誉家长，被请了去致辞。
这之后，这些年轻人成为正式的空军军官，编入作战部队，架着老式的飞机，“飞翔”在蓝天下。他们与林徽因一家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来，会给小从诫带来日本轰炸机的模型，或是敌机机关炮的废弹头。他们再不似过去那么活泼，脸上常有忧愤色，说起我方空军的劣势，和那些牺牲的老飞行员。每每这时，林徽因的心，都甸甸坠着，她早已把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当作是和她三弟一样的亲人，她多么希望他们是平安的。
然噩耗却纷至沓来，他们一个一个，先后在空中殉难。因他们在后方没有亲属，他们的遗物——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以及阵亡通知书，全被寄到林徽因和梁思成这两个名誉家长这里来。林徽因每每捧着那些遗物，都泣不成声。
梁家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全家人都要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他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