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们多想回到从前。从前，蓬勃的生命，饱满如一颗新鲜的水蜜桃。时光泼泼洒洒，像一支橹摇的船，晃晃悠悠，满载着鲜花、爱情、还有葱茏的活泼和姣好。有好年华作底子，一路高歌，无所畏惧。
晚景却薄凉。
这是林徽因的晚年。她在病中，死神已一次又一次来叩门。她时而迷惑，时而清醒。清醒时，思绪如一群小羊，跑回到她的繁盛地。那里，水肥草美，春天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而她，容颜如水，才华灼灼，在一群宾客中间，她是众星捧月的那一个。
但到底，有些憾。她能让男人欣赏、追随、迷恋，身边却少有女性朋友。她生性要强，又聪明又漂亮，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自然隔开了和一般人的距离。加上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又是顶顶小资的，爱喝下午茶，爱穿着白袍子对着荷花吟诗，爱谈艺术谈文学谈建筑这些高雅的话题，虽也洗手做羹汤，却做不到沦为庸常，这更让一般女性望而却步。
她的光芒太过耀眼，终把别人给伤了，尽管那不是她本意。李健吾曾说过这样的话，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这真是孤寂到寒凉，是一花独放的寒凉。
月色清浅，她多盼望能有一个同性知己，跟她一起，远离俗世琐碎，在精神的王国里畅游，栽花种草，做女王。
林徽因清楚地记得，那是1932年的五月。北平的春天，姗姗来迟，但到底来了。院子里的丁香花和马樱花，哗啦啦开了一树。阳光钻石一样的，镶嵌得到处都是。空气中，浸染着槐花甜蜜的气息。她和梁思成去参加一个欧美同学会，在聚会上，她被一对新人吸引，从此引为知己。
那是一对刚从美国来的新婚夫妇费正清和费慰梅。这个时候，他们还没中文名。有着一头金色头发，个子高高的小伙子，叫约翰·金·费尔班克，他的父亲是名律师，母亲是名女权主义者，这样的家庭，熏陶出他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在哈佛读过书，又到牛津攻读东亚研究，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立马跑到中国来，想深入研究这个古老的国家，他最终成了美国研究中国的头号专家。
有着白皙肌肤深窅的蓝色眼睛的姑娘，叫维尔玛·丹尼欧·坎农，她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生理学家，她在哈佛攻读的是艺术史，和约翰在哈佛相识。约翰来到中国，她追随而来，两个人在离北总布胡同数百米的羊宜宾胡同里，租房住下，结成连理。
古都的生活，令这对年轻人陶醉不已。黄昏时分，他们沿着古老的城墙漫步，然后乘车穿过宫殿大门，抵达他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里，开始他们的晚餐。外面，传来人家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热热闹闹一片。
友谊的到来，有时还真说不清。它或许只是一个眼神的会意，只是一句话的交融，就那样，深深驻入彼此心里，我千寻万觅的友人，就是你了。在林徽因，还有美国的情结在里面，好几年前，她在美国求学时，就对美国女孩子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好印象：
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伴侣。
两对年轻夫妇，很快打成一片。梁思成根据约翰和维尔玛的英文译名，分别给他们取了中文名费慰清、费慰梅。
女人与女人的友谊，有时来得更为真切与深厚。因为只有女人更懂女人，一旦靠近，便成亲密。
费慰梅的出现，及时弥补了林徽因内心的漏洞——失去徐志摩的痛；养儿育女的繁琐与忙碌；家务的牵绊；林家和梁家两大家族往来的频繁；和娘的矛盾……种种，她终找到倾诉对象。费慰梅的活泼，和对艺术的热情，以及极高的生活品味，也和她极为相似。她们只要在一起，便热烈地交谈。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带着爱尔兰口音，比母语还流畅动听。徐志摩在世时，她和徐志摩常用英语对话，书信往来，也都是英文。徐志摩失事后，她通向那个美丽语言的窗口，几乎关闭了。那种失落，只她自知。现在，她终于过足了英语瘾，仿佛重回十六岁的少女时期，酣畅淋漓。
她们的住处相距不远，这给她们频频接触提供了机会。费慰梅经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的时候到梁家来。仆人来开门，天井里，红漆的双扇大门，吱呀一声开了，费慰梅的心，就欢喜地跳出来。她径直穿过小花园，去找林徽因。两个人手执着手，在起居室的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来，仆人端上两杯新泡的热茶，她们便开始了热烈的交谈，那是为对方蓄了一肚子的话。有时，她们会聊聊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她们也聊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故事，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也告诉对方。
徐志摩，这个隐蔽在林徽因心头的痛，终找到寄存的地方，那就是费慰梅的倾听和同情：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是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尽管几乎天天见面，她们还是喜欢给对方写信，情人一样的。林徽因在信的开头，喜欢写上：最最亲爱的慰梅。而费慰梅回应的则是，徽因我亲爱的。
你是五月，八百里为我吹开。两个女人完全回到她们的小姑娘年代，天真，纯粹，透明，像一树花开，举着满身的欢喜。
受林徽因夫妇的影响，费慰梅也很快迷上了野外考察。还在哈佛念书时，她就对中国山东武梁祠的汉代拓片着迷，一到北平，她立马买了一套纸拓片研究，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为此，她特地跑去山东，拜谒武梁祠。这次拜谒，让她把对中国艺术的美学兴趣，和对武梁祠石块这样的考古遗存的建筑设计欣赏结合在一起，做出了一定成就，她在这个学术领域有了名气。
1934年夏，费慰梅夫妇决定到山西汾阳消暑，他们在一座古老的石头磨坊中安顿下来，那里树木蓊郁，清澈见底的峪道河，流经那里，环境十分幽静优美，夏天的燠热被挡在山外。费慰梅知道林徽因整天被家事所困，特地邀请他们夫妇到山西来度夏。她的邀请，让林徽因喜出望外，能暂时摆脱繁重的家事，看看外面美好的世界，还能顺便对一些古建筑进行考察，对林徽因来说，是莫大的恩赐。
他们在峪道河畔会合了。四个人很快投入到野外考察中，近处的，他们就徒步或是骑驴子去。路远的，就租了车过去。他们几乎时时刻刻呆在一起，近距离的相处，让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费慰梅这样回忆道：
我们在北京和思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峪道河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四个人每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头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爱吃有辣椒的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
……
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于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为了别人做一个好运动员”的我来说刺激可就大了。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而我，作为一个“好运动员”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的过去，到底谁对？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两种出自完全不同教养的人。
不装不伪，率性而为，这才是真实的林徽因。她的这种真，或许才是吸引费慰梅这个美国女子的地方。费慰梅说，这一个星期我们朝夕相处喜怒与共，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
山西归来，林徽因夫妇和费慰梅夫妇回到近邻的日子里，还是常常见面，一见面就滔滔不绝。
这样的宁静，却很快被打破，日本加紧了侵华步伐，北平成了它觊觎的一块“肥肉”。清华的教授们准备南迁，林徽因无限悲伤地打点行装：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这是1935年。费慰梅夫妇在中国的学业也已结束，他们决定在这年圣诞节离开。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档事，林徽因所钟爱的《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停刊，这让林徽因愤懑不已。外侮入侵，前途黯淡，加上离愁别绪，使林徽因的情绪跌落到低谷。
为使这个好朋友快乐起来，费慰梅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她想到骑马，这对恢复徽因的健康亦有好处。当时，驻北京的外国人为了玩马球，从蒙古引进了一批马。马僮站在指定的城门外，把上好鞍的马牵给顾客，顾客可以骑着它，出发去往辽阔的乡村。
林徽因有在山西骑驴的经验，她很快爱上这项运动，为此，她特地备了一些行头——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她兴致勃勃地跟着费慰梅一起，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迎着料峭的寒风策马疾驶，她姿势优美，两颊潮红，黑眼睛闪闪发亮，容光焕发。
这一小片快乐，如梦似幻，像一首歌，轻快又短暂。然给林徽因留下的美好，在经年之后，依然散发出幽香。她对费慰梅的喜爱之情里，融入了深深的感激：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