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理发，虽然对于一般人像吃饭穿衣一样习以为常，可是对于我，却有着极不平常的经历，是一出多幕的悲喜剧。每次理发，它总在我头脑中重演一次，过一次电影。
理发，在我的故乡叫剃头，我从小就怕。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极为偏僻的乡村度过的，方圆几十里也没有一个剃头铺，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见到一个走村串户的剃头挑子。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一边是凳子，一边是火盆。乡下人不大讲卫生，一盆水能洗几个、十几个头，最后剩下一盆浑汤，一盆底子黑泥。就这样，一般庄户人也很少舍得找剃头把式，因为剃一次头要花两三升高粱的价钱，大多数人没那份福气。通常是一道街伙用一把剃头刀，剃头刀利用率越高，钢刃消耗越快，最后是一把钝铁片子在脑袋上割锯。大人尚且龇牙咧嘴难以忍受，何况娇嫩的孩子们。尤其是我，每剃一次头像上一次杀锅一样，嚎叫半天，所以总是长发披头。母亲心疼我上火，特别是夏天捂一头痱子，便用做活儿的剪子给我铰，结果青一块白一块，别人笑话我是花狸虎，我再不让铰了。母亲又卖了半个土布，买了一把剃头刀，学着给我剃头。每一次都是连吓唬带哄，把我摁到凳子上，眼前摆好瓜果梨桃，不剃完不准吃。我是含着眼泪吃的，母亲花的代价也很大，都是嘴上省出来的。在我们家乡一带，农民一年到头吃子窝窝，就是用高粱做粉条，去了淀粉，剩下的子捏成窝窝，口涩不算，还硬实似铁。我每剃一次头，锅里就少几个窝窝头。
直到在镇子上高小，我的头还是回去母亲剃。那时城市里的分头、背头才开始流传到农村。同班的学生大部分留起了分头，可我都当了班长，头上还顶着个“茶壶盖儿”。那是农村儿童一种古老的发式，像电影《少林小子》那帮孩子那样，脑袋周围剃光，脖子后头剪一绺“九十毛”，头顶上留巴掌大一块桃形长发，像女人的刘海儿一样搭拉在脑门，据说桃形取寿的意思，是为了孩子成人，一般都从胎毛留到八九岁，又叫“桃儿”。而且母亲连我们的乳名也叫老桃。小时候，我爱我的桃儿，母亲常常把它梳成朝天一炷香，还扎上红头绳，插上一朵野花。长大了，我不喜欢它了，越看人家头上的头发越精神，越看自己的桃儿越寒碜，哭闹着要把桃儿换成分头。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有一天我自己拿剪刀要剪掉它，这一下可犯了母亲的大忌讳。她像发了疯一样扑过来，夺了我手中的剪子，抱起我失声恸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
我头上的桃儿是母亲的命根子，根根头发都牵动着母亲那颗伤痕斑斑的心。
我是家里的独根苗。父亲是当地很出名的八路军连长，在我落生十四天时壮烈牺牲了。敌人扬言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们母子。母亲抱着我东躲西藏，流浪四五个县，后来被抗日县政府收留，所以我襁褓里就跟着过游击生活，1942年环境残酷，寄养到舅父家里。母亲月子里饱经惊吓，没有奶水，我靠高粱糊糊喂大，又黄又瘦。母亲20多岁守寡，守着我这一根弱苗，生怕有个闪失，对不住父亲。一年到头苦扒苦业，连明彻夜纺花织布，维系我的生命。没办法就求救于迷信，作为精神支柱。从小相依为命，我也最爱我的母亲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触动自己头上一根毫毛了，那个桃儿就叫它长到老吧。
1952年暑假，我考上了隆尧省立中学。全班50名学生年岁相差很大，大的胡子拉茬，已经有了老婆孩子。小的鼻涕滴答，晚上还尿床。排起队来，由高而低，一条斜线。报起数来，有的瓮声瓮气，有的奶声奶气，好像风琴上一排琴键发出的不同音阶。懂事的大哥哥，淘气的小弟弟，相处得很好，其中也少不了青少年们特有的顽皮、戏闹。
开学半月以后，同学们戏闹的眼光集中到我头上的帽子了。我的帽子并不特别，是家做的紫花土布帽子。特别的是，我的帽子一天24小时总捂在头上。同学们好奇，冷不防地来摘，可我也机灵得很，双手抱头死死不放，就连晚上睡觉也保持着高度警惕。慢慢地，背后议论起来。有的猜我可能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有的猜可能是头上有秃疮，手脚收敛起来。过了几天，他们又私下研究起来，看我发育不像闺女，也不像秃子，两鬓搭拉下来的头发又黑又亮。
有一天，班长通知我去学生会理发室，说是要卫生大检查。不合格的大会批评。我忧心忡忡地跟在班长后面，来到一座八角亭改装的屋子里，扎下头再也抬不起来，心通通地跳，汗呼呼地冒，听门外嘁嘁喳喳有人议论。叫号到我了，班长扶我到椅子上坐下，我又下意识地双手抱起头来，麻脸的理发员眨了眨眼，说是歇一会儿，卷起旱烟抽起来。忽然，冷不丁从背后把我的帽子掀下来，看到了我这位中学生的奇怪的发式，大家愣了一会儿，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又从门外涌进来几个看稀罕的，羞得我无地自容。我迫不得已把头发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中学里生活条件好多了，每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天三顿小米干饭，每星期一顿白面馍馍，期末考试还杀了一头猪。这种生活对于吃糠咽菜长大的我，已经是天堂般的待遇了。回到家里，母亲看我又白又胖，活蹦乱跳，欣慰地端详了半天。觉得她的儿子进了国家的保险柜。在我再三要求下，母亲亲手剪掉我头上留了13年的茶壶盖儿，学着给我剪了个小平头。我自己也觉着长大了，把名字中的桃也改做了陶。
1962年我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了。说不清是什么鬼使神差，诱惑我在天津进了一次理发馆，由于和平路上理发都排队，只有南京理发馆人少，我贸然进去了。女理发师见我一身家做土布衣服，大口罩上的双眉一蹙，嘀咕了几句，扭动着身子走了，换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老师傅像修剪疯树一样大刀阔斧地夺枝打杈，然后问了我一句什么，我也没听清，却胡里胡涂点了点头。这下子可麻烦了，又是吹风，又是上油。我更加不自然了，身上热乎乎地，头上直冒汗，害得老师傅不断地往我额头上、脖根上扑粉。看到镜子里的我，吹风机制造的波浪，发出亮光，还有一股呛鼻子的气味儿。眼前开始出现母亲的剃头刀、瓜果梨桃、子窝窝。我心里不安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慢慢地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理完发，我摸出五角钱，以为还得找回角儿八分。老师傅摇摇头伸出三个手指头，再补三角。八角钱，在当时是个让人心疼的数字。我懊丧极了，刚走出理发馆门，就用两手狠狠地把头发划拉乱了，把那位老师傅几十分钟精心制造的美完全破坏了。这时，我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理发馆了。
再往后，就是搞对象拍合影，爱人嫌我头发乱，要我理完发吹过风再照。我面带难色，这次毕竟不是中学时代了，我把自己有关理发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她。她像听故事一样入了迷，眼角里涌出了泪水。她不要我进理发馆了，说要是带着桃儿照才好呢。并且说，她要接母亲的班，把理发的事全包下。结婚以后，她果然首先买了一套双箭牌推子、剪子，学着给我理发。理发毕竟不是多么复杂的工艺，她很快学会了。效果不比街里甲级理发店差。同志们问我在哪儿理的，我有点自豪地说：家庭理发馆。
年过40，我的头发大概因为伤感太多，变得脆弱，未老先衰，一根根不辞而别。我一根白发也没有，只是头顶渐渐稀疏起来。还是贤妻心细，把我的发式改作更大的偏分，把左边的头发调动过来，借缕乌云掩秃山。这样的技术，高级理发馆也未必做得到。所以，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得是一次享受。在机关的时候，每20天就要来理一次，说头发长了上火。可是出门两个月，也攒起来回家理。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庭里制造的。
如今，我谢顶越来越历害。头顶上一个乳白色的桃儿渐渐显现，大有返老还童的意思。对于我，现实和童年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鉴赏］
尧山壁（1939～），原名秦陶彬，河北隆尧人。主要著作有诗集《山水新歌》、《渡江曲》、《金翅歌》，散文集《母亲的河》等。
一把剃头刀，一条勤俭路！
尧山壁的《理发的悲喜剧》，理出了无限的辛酸；理出了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哀；理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幸福！立意新奇，真是妙不可言。
一把剃头刀，可见旧中国的广大农村愚昧和贫困结伴而行；一把双剪牌的剪子，却又把新中国的进步和幸福连在一起。从刀子到剪子，理发工具有很大的变化，让家里人理发的老传统非但没有变，而且还“觉着是一种享受。”
社会上，许多人的生活富裕起来了，环境变了，发式衣式也讲究起来了，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可是，“我”仍旧习惯让家里人理发，从母亲到贤妻都是如此，而且“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着是一种享受。”甚至“出门两个月，也要攒起来回家理。”这种从母亲手上养成而后传下来的习惯，在一篇文学作品里出现，所喻何谓呢？如果说，那仅仅是一种个人生活习惯的描写，岂不太滑稽了吗？这么一问，脑海里突然跳出“勤俭持家”四个大字来，又使我连锁反应地想到“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来，令我如得真经一般，这才大彻大悟了！
古云：“痛定思痛，必有训焉”。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人，从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中青年人，一切从艰苦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不会因生活富裕而忘了过去的苦日子，俗话说得好，“有钱常想无钱日，莫待无钱想有钱”，不是许多人都领略过的教训吗？
文章最后说：“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里制造的。”这种别开生面的巧言昭示，可谓用心良苦啊。掩卷闭目思之，可谓当今不可多得的喻世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