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末，说《礼》者，皆崇郑注。自魏王肃作《三礼解》，复作《仪礼丧服传》，专与郑玄立异。蜀李《三礼传》亦然。晋代说《礼》多宗王肃。当南北朝时，郑玄《三礼注》盛行于河北，徐遵明以郑学教授。同时治《礼》者，有刘献之、（《三礼大义》）沈重、（《三礼义》、《三礼音》）刘芳。（《周官仪礼音》）从遵明受业者，有李铉、祖隽、熊安生。李铉又从刘子猛受《礼记》，从房虯受《周官仪礼》，（虯作《礼义疏》）作《三礼义疏》。安生作《周礼》、《礼记》义疏，尤为北朝所崇。杨汪问《礼》于沈重，刘炫、刘焯并受《礼》熊安生，咸治郑学。（以上北学）江左治“三礼”者，有何佟之、（《礼议》）王俭、（《礼论抄》）何承天、（《集礼论》）何胤、（《礼答问》、《礼记隐义》）沈不害，（《五礼仪》）以崔灵恩《三礼义宗》为最精。然杂采郑、王之说，与北朝崇信郑学者稍殊。惟严植之治“三礼”笃好郑学，沈文阿亦治《三礼义疏》，戚衮受“三礼”于刘文绍，复从北人宗怀芳受《仪礼》、《礼记疏》，作《三礼义记》，盖皆崇尚郑注者也。又南朝治《周礼》者，有干宝、（《周礼注》）沈峻、（精《周礼》）崔灵恩。（《周礼集注》）治《仪礼》者，多偏治《丧服》。如雷次宗、（《礼服》）庚蔚之、（《丧服要记》）严植之、（《凶礼仪注》）顾越（《丧服义疏》）是也。（以上南学）至于唐代孔颖达作《礼记正义》，贾公彦作《周礼》、《仪礼》义疏，悉宗郑注，故汉学未沦。若夫唐玄宗改《礼记》旧本，以《月令》为首篇，则近于无知妄作。此三国、六朝、隋、唐之“三礼”学也。（以上用《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各列传，《经典释文》及《四库全书提要》、《礼书通故》。）
（第二十一节）三国南北朝隋唐之《论语》学附《孟子》、《学》、《庸》
东汉之末，说《论语》者，多宗郑注。至魏王肃作《论语解》，始与郑注立异，而陈群、周生烈、王弼咸注《论语》。何晏诸人，采摭汉魏经师之说，（采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康成、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说。）成《论语集解》。其篇目一依《鲁论》，虽去取多乖，然汉儒遗说赖此仅存。晋代注《论语》者，有栾肇、蔡谟、卫瓘、范华，而江熙复作《论语集解》，（所列者十三家）大旨与何晏相同。当南北朝时，郑玄《论语注》行于河北。治《论语》者，有李铉、（《论语义疏疏》）乐逊、（《论语序论》）张冲，（《论语义疏》）悉以郑注为宗。（以上北学）江左治《论语者》，有伏曼容《论语义》、皇侃《论语义疏》，以皇侃之书为最精。（皇侃《论语疏》久亡，惟日本有藏本耳。近复由日本传入中国，然真伪参半。）然仍以何氏《集注》为主，与北方墨守郑注者不同。（以上南学）隋唐以降，《论语》之学式微。惟唐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附会穿凿，缘词生训，遂开北宋说经之先。此三国、六朝、隋、唐之《论语》学也。（以上用《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各列传，《经义考》、刘宝楠《论语正义》。）
三国以后，治《孟子》者，有晋人綦毋邃《孟子注》。至于唐代有陆善经《孟子注》删节赵岐章句，于赵注亦有去取，今皆不存。作《孟子》音义者，复有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然分析章句，漏略实多。自韩愈、皮袭美诸儒尊崇《孟子》，遂开宋儒尊孟之先。（以上本焦循《孟子正义》、《经义考》）
三国以后，说《大学》、《中庸》者，皆附《礼记》解释。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亦并疏《大学》、《中庸》二篇。惟梁武帝《中庸讲疏》裁篇别出，已开宋儒之先。（以上用《经义考》及方东树《汉学商兑》、汪中《文学评议》）
（第二十二节）三国南北朝隋唐之《孝经》学附《尔雅》
东汉以后，说《孝经》者，亦多宗郑注。当南北朝时，郑氏《孝经注》盛行于河北。治《孝经》者，有李铉《孝经义》，乐逊《孝经叙论》，樊深《孝经丧服问答》，皆崇郑学。故北齐以降，皆立《孝经》于学官。（以上北学）南方之儒，治《孝经》者，有王元规、（《孝经义记》）张讥、（《孝经义》）顾越。（《孝经义疏》）自荀昶作《孝经集解》以郑为优，范蔚宗、王俭亦信之，惟陆澄力辨其非，梁载言定为郑小同所作。（其说最确）宋齐以降，亦立于学官。（以上南学）《孔传》则自汉以后，真本久亡。隋王逸托言得之长安，复由王邵示刘炫，炫信为真，复率意删改，作《孝经述义》，分为二十二章。唐刘子玄力辨郑注之非，欲废郑行孔，司马贞默其妄，故玄宗御注仍以十八章为定本。此三国、六朝、隋、唐之《孝经》学也。（以上用《南史》、《北史》各传，《经义考》、《蛾术编》、阮福《孝经疏》。）
三国以降，注《尔雅》者，有王肃、谢氏、顾氏，惟晋郭璞《尔雅注》集众说之大成，并作《尔雅音义》、《尔雅图谱》。当南北朝时，雅学盛行于江左。（北方鲜治《尔雅》者）为《尔雅》作注者，有沈旋、陶弘景。为《尔雅》作音者，有沈旋、施乾、谢峤、顾野王、江漼。（漼并作《尔雅图赞》）为《尔雅》作疏者，有孙炎、（此别一孙炎，非汉末之孙炎也。）高琏。隋唐以降，说《尔雅》者，有曹宪《尔雅音义》，裴瑜《尔雅注》，（刘邵亦有《尔雅注》）咸足补郭注之遗。若夫魏张揖作《广雅》，梁顾野王作《玉篇》，隋曹宪作《博雅》，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咸精于声音训诂之学，亦小学之参考书也。（以上用《经义考》及胡元玉《雅学考》）
（第二十三节）宋元明之《易》学
宋儒治《易经》者，始于刘牧。牧学出于陈抟，传作“先天”、“后天”图，牧作《易数钩隐图》。邵雍亦传陈抟《易》学，其子邵伯温作（《易学辨惑》）及弟子陈瓘（《了翁易说》）咸以数推理。倪天隐受业胡瑗，治《易》主明义理。（作《周易口说》）司马光、张载《易说》，亦以空言说《易》。苏轼《易传》、（多言人事）程颐《易传》亦黜数言理。自是以后，说《易》之书，如张根、（《吴园易解》）耿南仲、（《易新讲义》）李光、（《读易详说》）郭雍、（传家《易》说）张栻（《南轩易说》）皆以说理为宗，或引人事证经义。张浚、（《紫严易传》）朱震、（《汉上易集传》）程大昌、（《易原》）程迥（《周易古占法》）皆以推数为宗。然间有理、数兼崇者。（如郑刚中《周易窥余》及吴沈《易璇玑》是）自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主复古本，朱子本之，作《周易本义》，（经二卷，十翼十卷，后多淆乱。）亦理、数兼崇，复作《易学启蒙》，（朱鉴又辑《文公易说》）惟林栗说《易》（《周易经传集解》）与朱子殊。宋元以来，言《易》者，或宗程子，（如项安世《周易玩辞》、杨万里《诚斋易传》、方闻一《大易粹言》、郑汝谐《易翼传》、许衡《读易私言》、赵汸《周易文诠》是。）或宗朱子，（如蔡渊《经传训解》、税与权《启蒙小传》、胡方平《启蒙通释》、俞琰《读易举要》、胡一桂《本义附录纂注》、蔡清《易蒙引》是。）或参合程朱之说。（如董楷《传义附录》、赵采《程朱传义折衷》是）自是以外，有以心学释《易》者，（如杨简、王宗传《易传》、高攀龙《易简说》是）有据图象说《易》者，（如林至《易稗传》、朱元升《三易备遗》、雷思齐《易图通变》、张理《象数钩深图》、黄道周《三易洞机》是）而冯椅、（《厚斋易学》）李过、（《西溪易说》）吴澄、（《易纂言》）复改纂经文。至明代辑《大全》，（胡广等选）而汉《易》尽亡。惟王夫之《周易稗传》，尚为徵实。此宋、元、明三朝之《易》学也。（以上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焦循《易广记》）
（第二十四节）宋元明之学
宋儒治《尚书》者，始于苏轼《书传》，废弃古注，惟长于论议。林之奇作《尚书全解》，郑伯熊作《书说》，皆以史事说《尚书》。吕祖谦受业之奇，亦作《书说》，大旨与《全解》相同。而史浩、（作《尚书讲义》）黄度（作《尚书说》）亦治《尚书》，皆随文演释，近于讲章。惟夏僎、（《尚书解》）黄伦、（《尚书精义》）魏了翁、（《尚书要义》）胡士行（《尚书详说》）之书，间存古训，然糅杂汉、宋，悉凭臆见为从违。朱陆门人亦治《尚书》，杨简、（作《五诰解》）袁燮、（《絷斋家塾书钞》）陈经、（《尚书详解》）陈大猷（《集注或问》）咸沿陆氏学派，间以心学释。而蔡沈述朱子之义，作《书集注》。元代之儒，若金履祥、（《尚书表注》）陈栎、（《尚书集传纂疏》）董鼎、（《尚书辑录纂注》）陈师凯、（《蔡传旁通》）朱祖义（《尚书句注》）说，咸宗蔡《传》，亦间有出入，然不复考求古义。明代辑《书传大全》（胡广等选）亦以蔡《传》为主，颁为功令。惟马明衡、（《尚书疑义》）王樵、（《尚书日记》）袁仁（《尚书砭蔡编》）稍纠蔡《传》之讹，以王夫之《书经稗疏》为最精。（夫之作《尚书引义》，亦多精语。）又朱子、吴澄、（作《书纂言》）梅（明人，作《尚书考异》。）渐疑古文之伪，而张则并疑今文。宋人王柏复作《书疑》，妄疑《大诰》、《洛浩》不足信，移易本经，牵合附会，而明人陈第（作《尚书疏衍》）则又笃信伪古文，咸师心自用。若夫毛晃、（《禹贡指南》。）程大昌（《禹贡论》）之说《禹贡》，胡瑗、（《洪范口义》）黄道周（《洪范明义》）之说《洪范》，虽疏于考古，亦足为参考之资。此宋、元、明三朝之《尚书》学也。（惟疑古文《尚书》一事，启清儒阎、惠、孙、江之先。）
（第二十五节）宋元明之《诗》学
宋儒治《诗经》者，始于欧阳修《毛诗本义》与郑立异，不主一家。苏辙广其义作《诗经说》，立说专务新奇。而南宋之儒，若王质、郑樵专攻《小序》，（程大昌兼攻《大序》）朱子作《诗集传》亦弃《序》不用，惟杂采毛、郑，亦间取三家《诗》，而《诗》义以淆。陆氏门人若杨简、（《慈湖诗传》）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议义》）咸治《诗经》，或排斥传注，惟以义理擅长。若范处义、（《诗补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诗辑》）则宗《小序》以说《诗》，长于考证。朱子既殁，辅广、（《诗童子问》）朱鉴（《诗传遗说》）咸宗《集传》。元代之儒，若许谦、（《诗集传名物抄》）刘瑾、（《诗传通释》）梁益、（《诗传旁通》）朱公迁、（《诗经疏义》）梁寅（《诗演义》）引申《集传》，尺步绳趋。而王柏复作《诗疑》，并作《二南相配图》，于《召南》、《郑》、《卫》之诗斥为淫奔，删削三十余篇，并移易篇次，与古本殊。自明代辑《大全》（胡广等选）以（私记）之书，则杂采汉宋之说。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王夫之《诗经稗疏》（又有《诗广传》亦多新义）详于名物训话，以朱谋《诗故》为最精。虽间伤穿凿，然折衷汉诂，与游谈无根者不同。若夫蔡卞《毛诗名物解》、王应麟《诗地理考》博采古籍，为宋代微实之书。应麟复作《诗考》，于三家《诗》之遗说，采掇成编，（惟未注原文所从出，且遗漏之说甚多。近儒丁晏作《诗考补传》，而诗考之书咸可观矣。）存古之功，岂可没乎！此宋、元、明三朝之《诗经》学也。（以上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陈氏《毛诗稽古编》诸书。）
（第二十六节）宋元明之《春秋》学
宋儒说《春秋》者，始于孙复。复作《尊王发微》，废弃传注，专论书法，惨鸷刻深。王哲《皇纲论》、萧楚《辨疑》，亦发明尊王之旨。刘敞《春秋权衡》（复作《春秋传》、《春秋意林》及《说例》。）复评论“三传”得失，以己意为进退。而叶梦得、（作《春秋传》、《春秋考》及《春秋谳》）高闶（《春秋集说》）之书，咸排斥“三传”。陈傅良《春秋后传》则又杂糅“三传”，荡弃家法。自胡安国作《春秋传》，借今文以讽时事，亦与经旨不符。（戴溪）《春秋讲义》亦然。而张洽、（《春秋集说》）黄仲炎、（《春秋通说》）赵鹏飞、（《春秋经筌》）洪咨夔、（《春秋说》）家铉翁（《春秋详说》）之书，咸舍事言理，弃传言经，以元人程端学为最甚。（作《春秋本义》、《春秋或问》、《三传辨疑》）自宋陈深（《读春秋编》）尊《胡传》，而元儒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汪克宽（《胡传纂书》）咸以《胡传》为主。明代《大全》（胡广等选）本之，而《胡传》遂颁为功令矣。（明人若陆粲、袁仁、杨于庭则不从《胡传》）又宋代以来，以《左传》为主者，有苏辙、（《春秋集传》）吕祖谦、（《左传传说》及《续说》）程公说、（《春秋分纪》）吕大圭、（《春秋或问》）赵昉、（《春秋集传》、《春秋师说》、《春秋属词》、《春秋左传补注》）童品、（《经传辨疑》）傅逊，（《左传属事》）而苏、赵之书，亦间取资于《公》、《谷》，惟魏了翁、（《左传要义》）冯时可（《左氏释》）释《左传》以训诂为宗。其以《公》、《谷》为主者，有崔子方、（《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郑玉，（《经传缺疑》）亦间取资于《左传》。若夫荟萃旧说者，宋有李明复，（《春秋集义》）元有王元杰、（《春秋谳义》）李濂，（《诸传会通》）明有王樵、（《辑传》）朱朝瑛（《读春秋略记》）杂采“三传”旁及宋儒之说，惟语鲜折衷耳。此宋、元、明三朝之《春秋》学也。（以上采《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春秋大事表》）
（第二十七节）宋元明之《礼》学
宋儒治“三礼”者，始于张淳。淳作《仪礼识误》，考订注疏。而李如圭《仪礼集释》，（又有《仪礼释官》）杨复《仪礼图》，魏了翁《仪礼要义》，皆以纂辑旧说为主。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亦以《仪礼》为经，以《周礼》诸书为传，门人黄榦续成之，惟篇目不从《仪礼》。及元儒吴澄作《仪礼逸经传》，而汪克宽亦作《经礼补佚》，杂采他书之语，定为《仪礼逸文》，或妄分子目，体例未纯。敖继公作《集说》，遂疑《丧服传》为伪书，而注文不遵郑氏矣。治《礼记》者，始于卫湜《集说》，征引该博，惟掇采未精。及元吴澄作《纂言》重定篇次，陈澔作《集说》，立说亦趋浅显。明代《大全》（胡广等选）本之，而古义遂亡。（明以《仪礼》为本经）若宋张虙《月令解》，明黄道周《表记》、《坊记》、《缁衣》、《儒行集传》，咸为引古证今之作，以王夫之（《礼记章句》为最精。治《周礼》者，始于王安石《新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本之。）若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王与之（《周礼订义》）之书则长于论议，不考典章。及俞廷椿作《复古编》，以“五官”补《冬官》之缺，陈友仁（《周礼集说》）从其说。而易祓《周官补义》亦以臆说解经，惟朱申《周礼句解》为稍实。明人说《周礼》者，若柯尚迁、（《全经释原》）王应电（《周礼传》）咸改乱古经，横行新解。而说“三礼”总义者，以宋陈样道《礼书》为最著。然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此宋、元、明三朝之“三礼”学也。（以上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朱彬《礼记训纂》、江永《礼经纲目序》）
（第二十八节）宋元明之《论语》学附《孟子》、《学》、《庸》
宋儒说《论语》者，惟邢昺等所作《正义》采集古注，余咸以义理说经。自程颐表彰《论语》，程门弟子如范祖禹、谢显道、杨时、尹婷咸说《论语》。朱子辑宋儒十一家（二程、张栻、吕大临、吕祖谦、谢良佐、范祖禹、游酢、杨时、侯师圣、尹焞）之说作《论语集义》，复作《论语集解》，门人黄榦复作《论语注义通释》。同时治《论语》者，有张栻、（《论语解》）朱震。（《论语解》）元明以降，说《论语》者，咸以朱子为宗。
宋儒说《孟子》者，有孙奭等，所作《正义》以赵注为主，并作《孟子音义》。自二程表彰《孟子》，尹焞复作《孟子解》。及朱子辑宋儒十一家之说作《孟子集义》，复作《孟子集解》。（张栻亦作《孟子解》）元明以降，说《孟子》者，咸以朱子为宗。
《大学》、《中庸》本列《礼记》，宋儒特表而出之，与《论》、《孟》并称。司马光作《学庸广义》，程颢亦作《中庸解》，其弟子游酢、杨时咸解《中庸》，以石礅《中庸集解》为最详。朱子作《学庸章句》、《学庸或问》，并作《中庸辑略》，以《大学》为曾子所作，分《大学》为经一章、传十章，复移易经文，并分《中庸》为三十三章。元明以来，说《学》、《庸》者，多主朱子。惟王柏、高攀龙复考定《大学》，而方孝孺、王守仁则主复《大学》古本，与朱子不同。
自程朱以《学》、《庸》、《论》、《孟》为四书，而蔡模作《集疏》，赵顺孙作《纂疏》，吴真子作《集成》，陈栎作《发明》，倪士毅作《辑释》，詹道传作《纂笺》。明代《大全》（胡广等选。）本之，宋学盛行而古说沦亡矣。（以上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蛾术编》）
（第二十九节）宋元明之《孝经》学附《尔雅》
宋儒治《孝经》者，始于邢昺。昺作《孝经疏》，不信伪古文，以唐玄宗之注为本，列为“十三经义疏”之一。至司马光笃信伪古文，作《孝经指解》以《孔传》为主，朱子亦信古文。又因胡寅、（谓《孝经》引《诗》非经本文）汪端明（谓《孝经》多由后人附会）之疑，作《孝经刊误》，就古文定为经文一章，复分传为十四章，多所删易。元吴澄则以今文为正，遵朱子《刊误》章目，定为经一章，传十二章。明徐复作《孝经集善》，亦以今文为正，大抵宗吴澄之说，与古说不符。若元董鼎作《孝经大义》，亦遵朱子之说。明项霖作《孝经述注》，则以孔注为本，而不尽宗朱，此未悉古文之伪者也。惟黄道周《孝经集传》以郑氏今文为正，间以史事释《孝经》，或参以己说，立意较为平实，但未能灼见古文之伪耳。（以上采《经义考》、《四库全书提要》）
宋儒治《尔雅》者，有邢昺《尔雅疏》，以郭注为主，然简直固陋，未悉声音文字之源。罗愿作《尔雅翼》，陆佃作《尔雅新义》，亦穿凿破碎，喜采俗说。自是其后，治雅学者，旷然无闻。《尔雅》以外，治《说文》者，宋有徐铉、徐锴，（有《说文系传》诸书）元有吾邱衍，亦浅率不足观。若夫宋陆佃作《埤雅》，于制度名物考证多疏。惟明朱谋作《骄雅》、方以智作《通雅》，咸引证浩博。即宋郭忠恕《佩觿汗简》、明杨慎《字说》，（见《升庵全集》中）亦足助小学参考之用也。（以上用《宋史》、《元史》、《明史》各列传及《四库全书提要》、谢氏《小学考》、江藩《尔雅小笺自序》）
（第三十节）近儒之《易》学